我们的党史有的为什么成了问题史，糊涂史，假伪史？因为不是真史，信史，良史。原因是不追求真理，而是跟随人治，跟随个人崇拜所需，跟随当前的政治需要。比如高饶事件，按说官方本是巳多次有定论，有结论的，但史实摆得不充分，就至今都还不知道真正的历史事实。这自然不能得出真正的历史经验教训。我看到过不少讲这个历史的文章，连我这个不是研究历史的人都觉得史实摆得不够，或叫做不敢摆出某些史实。现在就我所看到的材料，试试看能否就高岗和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关系做些史料补充。也许还需要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正确史实才能说清楚。我这里所说也欢迎批评指正。
毛泽东在延安就特别重用高岗
高岗原来本是陕西省地下省委从事兵运和地方武装工作的领导人，他与刘志丹、阎红彦共同创建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协助刘志丹屡败屡战，显出了他的聪明能干。但他1932年6月临真镇战斗中也曾带领人临阵脱逃，使战斗转胜为败，返队后受到刘志丹批评和留党察看处分。党中央到陕北，刘志丹牺牲后，他受到毛泽东的特别重用。1936年起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37年5月1日，高即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早期中共党人王若飞还在高之下当宣传部长）， 9月指定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七个主席团成员之一。1937年8月起任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1938年10月高以陕北党组织代表身份参加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6月又任命高为萧劲光当司令员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委，在建设和守卫边区上显出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1940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1941年5月任西北局书记（贾拓夫还只是个西北局的候补委员）。当时南方局书记是周恩来、北方局是杨尚昆、华中局是刘少奇。1942年10月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毛亲自参加，对陕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树立高岗为陕北正确路线的代表，会上批评了肖劲光，要肖尊重地方政府，尊重高岗。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边区，毛对林伯渠、陈云、李维汉等领导人的功劳都不见而只看重高岗的德政。毛泽东曾说：白区工作刘少奇是模范，边区群众工作，高岗是模范。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又为毛泽东出了大力。在众所周知的整风报告中，毛特别提到高岗，说自己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形，对于陕北人民的联系，“比高岗同志他们就差得多”。党的七大上高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组成的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了。人们说他巳是“火箭”干部。
高岗到东北上升成了东北王
毛泽东调干部到东北的任命，是突破了老框框的。毛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在延安整风中出了大力，任命为东北局书记，而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云副书记；中央委员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而政治局委员高岗只是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
高到东北，先任北满分局副书记、北满军区司令员，后任东北局副书记和民主联军副政委，到1947年底任东北军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林彪率四野南下了，虽说还有张闻天、陈云等领导人，毛泽东却让高岗当了东北局第一把手，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当时各大军区都是军政委员会，只有东北是人民政府），高就继林彪之后成了东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东北王”。东北地区成为大军南下的大后方，后来又成为抗美援朝的总后勤，毛又特别看重高岗这期间的功劳。
高被破格安排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协时，党中央成立了一个“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毛泽东任组长，刘少奇是副组长，成员有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莫斯科养病）、董必武、陈云。毛委托周恩来筹备新政协人事，刘少奇筹备中央人民政府人事。
刘少奇为这个政权实体拟的领导人名单，多方考虑后的顺序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彭德怀。毛泽东圈掉了周恩来，换上了刘少奇；又让程潜转政协任副主席，让彭在国防委员会挂职。毛提笔在副主席位置加上高岗，刘万万没有想到。论资历、功绩、学识、水平，董必武、陈云、陈毅、李富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彭德怀、王稼祥，甚至彭真、邓子恢、薄一波，都比高岗强到哪里去了。这最能说明毛对高的破格提拔。高岗其人，年轻气盛，人品很差，专横跋扈。在他眼里，只认一个毛泽东。毛说“陕北救中央”，高病了，毛又亲去看他，高后来拍着胸口对毛说：毛主席，今后我就是你的保镖！你指向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建立了异乎寻常的私人情谊，议党议军议政议干部议生活（包括老和尚的壮阳术），无话不谈。人们常说毛泽东没有朋友，只有部下，但高岗恐怕可算毛的半个朋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也曾提到：1950年3月毛泽东访苏回国途中，让他在东北稍事 停留，帮助高岗处理一些问题，修改一些文件。这也可说明毛泽东对高岗的特殊关心。陈帮高修改的就是后来在全国发表的文章《荣誉属于谁》，赫赫有名。
在落实毛提出的领导人名单时，经毛授意，刘把草拟的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向外透风以测试反映，果然议论纷纷，都表示难以理解，党内外都为周抱不平。毛委托刘去找周谈心，看看周本人的反应。周保证服从，并在听刘谈话后次日即向毛表示诚恳接受安排，并愿对有议论者出面做工作，说明中央安排完全出于自已的请求。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周表态后，刘即带头鼓掌。毛随即称赞大家没有忘记井冈山和延安窑洞，不争名誉地位。其他人有意见就都不好提了，高岗就这么硬抬上去了。目标显然是为掣肘刘、周的。毛在此明明是玩弄足了政治权术。
高放弃新民主主义与毛同心
建国初，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反对巩固土改后农民私有的基础，主张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少奇、薄一波说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毛泽东批评了刘、薄他们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高岗在1950年就主张土改后应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必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当时东北局曾向中央请示党员雇工问题，刘少奇要中央组织部回复：“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1）（薄一波、周恩来虽然同意刘少奇不能把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但也觉得富农可以入党是说走了火。当然，拿今天私营企业主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也可入党来看，刘少奇的看法倒是具有前瞻性）早在1949年5月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批评东北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是左倾冒险主义（2），高岗就心怀不满。这次请示富农党员得到回答后，高也不赞成，他便把组织部这个回答私自交毛泽东看（这种不通过刘的做法也是极不正常的），从毛那里高得知对刘少奇这意见不满（可见高讨好毛都是毛向他透了气他摸了底的）。
高岗在北京得知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提高互助合作的意见和陈伯达正在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后，立即电召沈阳写作班子来京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并抢在陈伯达所草决议出来之前于1951年10月14日送给毛泽东（这也是向上讨好的不正常做法），表示要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有重点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指出高岗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批发给中央领导人，叫办公厅把它印成小册子发给各中央局学习，要求引导农民组成和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3）这在高岗眼里，毛泽东在这样的重大政策上显然对刘少奇不满，而他在农业合作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主张却得到了完全支持。
高岗调北京后，很快就与刘、周形成三足鼎立。七大以后，毛不在时总是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春节后毛泽东要到南方休息，刘少奇建议由书记处的成员轮流负责。有人主张按惯例，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毛支持了改为轮流。在毛心目中，刘、周都是要保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想搞社会主义的。只有高岗才是铁心了跟他搞社会主义的。
其实，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还有刘少奇1950年7月5日在中南海春耦斋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全面讲了我国的建设蓝图，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要二三十年，不能急，等等。毛泽东认为这是刘自不量力地摆到了最高领袖位置上。毛听说讲后一般反映很好，但山西、东北要快搞社会主义的人很不满，就到毛那里告状，问刘这讲话经过党中央讨论没有等等。毛曾把刘、周等人找来，当众质问刘少奇：你的那个讲话，好大的题目。你通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要搞二、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我们这些人还能看得见社会主义吗？
1951年10月3日书记处扩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战略转变问题：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义，工、农、商各行各业都要全面转向社会主义；要消灭资产阶级，工商业应尽快社会主义化。他讲后好久没人发言，他只好一个个点名。刘少奇说他赞成，但要先允许干一段新民主义；周恩来说经济问题要慎重，要分阶段按步骤进行。毛就知道他们和自己的意见不同了。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谈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建国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共同认为的10年到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到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也就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几个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观点。（6）实际上毛是批评刘少奇、周恩来 “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6）这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在延安整风和七大时虽和毛泽东合作得很好，但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上两人的意见有分歧了；周恩来总是提不要讲提前实现工业化。他认为毛泽东不会再信任刘少奇、周恩来了。
高迎合毛批判工运方针
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同志的立场和态度，应该与企业管理人员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基本立场基本一致，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指出工会不能脱离“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自身利益”的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高岗摸到毛泽东对工会工作和李立三的不满。便于1951年4月，主持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扬的一致性》，批判邓子恢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刘少奇知道毛泽东批示过要在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未同意发表高岗此文。他对这个问题还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可能也为准备在四中全会上讨论时的发言，写了九千字的《读邓子恢和高岗同志两篇文章的笔记》（4）。
1951年10月2日，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列举了当前工会工作中有各种不同看法。比如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没有矛盾，甚至认为“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性质是内部矛盾，可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取得解决。报告中说：“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5）（这还说明在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是李立三和刘少奇——读邓高文章笔记 ）
毛泽东对刘少奇抢在他之前回答高岗对他的请示，未让高岗的文章发表显然是不满意的。今见李立三的报告，认为是跟刘少奇的。认为李立三和全总党组在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并于11月间，在刘少奇休假期间，宣布成立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主管工会工作，成员有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撤掉了李立三全总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接着在12月13日至22日，召开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由李富春主持，派了陈伯达去指导。陈伯达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工会工作中的方针错误，路线错误，是从分配出发，不是从生产出发，是代表落后工人的，这些都是极右的。与会者也不听李立三的申辩，强行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
1981年3月3日全总党组在《关于对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向中央的报告》指出：1951年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结论》和《决议》认定立三同志犯了严重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主观主义错误，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圴应推倒，给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现在看来也应该为邓子恢那篇文章平反）
李立三回国后，工作很有成就，特别是做了许多新中国工会的开辟工作。这次又只是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突然袭击批斗的方式一棍子打死呢？这一直是很难令人理解的问题,这是不是也有“批李射刘”的意思呢？
毛泽东曾批示七届四中全会要讨论工会问题，是否因为已提前批判了李立三，便认为算是处理了，没有再讨论，而把会议用来处理高、饶问题了呢？四中全会毛泽东自己竟没有参加,他委托刘少奇主持，但又布置要刘少奇也作自我批评（刘在会上经毛泽东审阅批准检查了八个问题：批评山西省委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并在马列学院作报告；回答东北局处理富农党员说过不妥当的话；工会工作上李立三错误也应负一定责任；批评供销合作社分红是资本主义路线；土改中对左倾错误纠正不力；延安抢救运动自已是总学委成员之一，也要负一定责任；中央发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指示后所作报告有说得不够妥当的地方；天津批评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有些话说得不够妥当）。这就可看出毛泽东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也有份，不然刘少奇还没有直接参加这个争论，他写的读高、邓文章的看法又未拿出来，为什么要他在中央全会上对这些问题做检查呢？刘检查的这些内容，又大多是高岗在背后攻击和诬蔑刘的东西。这不是要暗示高还有理，刘也有错吗？这次对李立三的批判，使我国工会工作长期背上了工团主义的包袱，几十年来一直不敢为工人说话。
三反对象成了三反运动的先行者
再说，1951年12月13日毛主席给各大区中央局发电下令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时说：“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7）在高岗眼里，这不又是他领导的东北开的头炮，打的先锋吗？这不又是毛泽东对他高岗特殊的重视吗？
1953年夏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原定主要讨论五年计划、财经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结果变成了批判薄一波，薄是北方局刘少奇的老部下，又是政务院周恩来现时的部下，更是把“东北一党员”系统揭发东北领导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那封信加了按语转给毛泽东的人。在高岗眼里，这正是他们报仇雪恨的好机会，因此他拼命活动，发动人狠批薄一波、狠批政务院，并趁机“批薄射刘”。高岗把周恩来主持的财经会议搞得下不了台，要没有毛的支持，高岗敢那么大胆地搞吗？实际上这是高岗在贯彻毛泽东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就是坚持资本主义、保护私有财产那一套东西。会议无法收场了，毛也不出面来让会议收场，而是让陈云、邓小平出面去帮助解决问题。
这里有个情节,得多说两句:1952年1月毛泽东接到薄一波转给他“东北一党员”揭发东北局贪污腐化的信（揭发东北局高干曾私分敌伪财产；私分土改时地主财物和高岗本人的贪污腐化），看过后，毛将其转给了高岗。此案并未查处，1952年10月，高岗还提升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席。到1953年12月高饶事发毛泽东才在政治局会议上质问高岗为什么不让人揭发。
高饶案发后, 陈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此信印发给在京的小范围领导人传阅,陈毅还说，毛主席解决问题追查问题的方法，可作为我们学习的范例。我觉得陈毅这说法和实际情况不一样。从《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后来刊出揭发者所写文章可看出：高岗接到毛泽东转去的材料后，并没有认真检查、纠正，而是批示东北局领导人传阅议论，大家都对信的内容强烈不满，说写信的人是别有用心；都对薄一波转信给毛主席时写的意见表示反对，说他是有意找东北局的岔子。并开始追查写信者。这说明光把批评信转给被批评者而不让被批评者调查回复的办法，不好。这明明是毛泽东掩饰和包庇高岗与东北局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但在这之前毛还赞扬高首先开展了三反运动。
高找到了反对周恩来、刘少奇的机会
当时，毛泽东是党、政府、军队、政协的一把手，正提倡大权独揽，反对分散主义。1953年5月19日，曾写信给少奇和尚昆：“嗣后，凡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否则无效”四字下面还加了着重点）同一天又有一个批语：“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没有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8）在这个批示之前，毛泽东对新税制问题就认为是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因而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要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政务院周恩来是总理、党组干事会书记，在高岗眼里，延安整风时周就是被批判的经验主义的代表，现在又犯分散主义错误受到处理，此人是不行了。高不仅在北京找人游说，还南下去地方上活动，在背后到处想找往上爬的支持者。
再有，高岗调中央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政务院20个部委分工时八个经济工业部都由计委领导，被称为“经济内阁”；其他政法、财经、文教都分别由别的一些领导人分管。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巳失去了统筹政府各部门工作的权力，只剩下领导外交工作的权力（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实际上巳由总理下降到等于一个主管外事口的副总理，显然这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领导的工作范围的削弱。在高岗看来，显然他高岗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已在周恩来之上了。
关于科瓦廖夫秘密报告问题
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把苏联派驻东北中东铁路苏联专家总代表科瓦廖夫（后来也是联共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的秘密报告交给了毛泽东。这报告对中国党高层为什么了解那么多情况，这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曾追查？（高岗秘书赵家梁还在《百年潮》上写文章说从师哲的记述中就可看出，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是他在苏联自己写的，而不是高岗让他写的，更不是高岗写好后让他转交斯大林的）。问题是科瓦廖夫所写这些分析中共高层情况的内容是从哪里了解的，这不值得查一查吗？
据《中共党史研究》杂志所载苏联档案，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有十二项内容。这个报告是配合毛泽东访苏而写的，写法很特别，是以反映斯大林对中共所提十二项建议中共执行得如何的形式写的。完全视中苏为父子党关系，是向斯大林报告儿子党执行老子党指示的情况似的。以科瓦廖夫派往中国的身份来讲，他向斯大林汇报中共情况当然不奇怪。斯大林把苏共党内秘密报告交给毛泽东，显然是为了表示他没有要科瓦廖夫写秘密报告，他对科瓦廖夫的报告也不信任而是对中共信任的意思。（其实,斯大林也不是傻子,只要看斯大林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就知道,斯大林对他所报告的尽说王明 、博古好话,完全咒骂毛泽东、康生的秘密报告,并没有相信多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还是一直支持毛泽东作中共领袖。）
仔细看科瓦廖夫报告的内容，在讲国内经济情况时，说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国家遇到很大经济难题，但报告中说“除满洲外”。在讲批发和零售贸易几乎完全掌握在个体商人手里时，也说“除满洲外”。再有，相当多的看法都是拿苏联已达到的情况来对比中国当时的情况，相当左。
在关于党的情况方面，报告说：党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充斥着地富和资产阶级分子，党的组成人员80%是农民。报告中特别详细指出：“在党的队伍包括中央委员中，有一些人过去亲美反苏，中央领导现在支持他们。例如，彭真，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林枫，中共中央委员，满洲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富春，满洲政府副主席；李立三，劳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薄一波，财政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然而，高岗却受到了没有根据的批判（在他的领导下，满洲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绩），在他的周围造成了不健康的气氛。这次批判是由中央书记刘少奇领导和组织的。”
此外，在这部分报告中，特别讲了薄一波擅自允许发行人民币造成汇率大跌，物价大涨，引起工人、农民和职员极大不满；讲了薄一波两次批准提高铁路运价，造成粮食、物价大涨；还特别讲了李立三成立企业家联盟捍卫企业家利益；刘少奇、李立三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上反对成立亚洲国家工会组织联络局；全总副主席李立三倡导劳资调解恶化了私营企业工人的利益。
在关于阶级斗争部分，讲了最近在党员中流传一种观点，阶级斗争将会停止，刘少奇也赞同。
在关于对外政策部分，尽管英国和美国过去和现在都积极支持蒋介石，中共中央领导在1949年11月以前还是抱有这些国家会迅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幻想.作为这种心态的反映,刘少奇和李立三都表示反对日本、印度和其他受人支配的国家或与英美集团有联系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以便不至于引起美国和英国的强烈不满；周恩来对向上海和天津派苏联专家组也持消极态度，因为在这些地点集中了美英的很大经济利益……
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汇报的这些情况,明明白白在为高岗说好话,汇报中反对的人恰恰是高岗要攻击的人,也恰好表明了毛泽东当时要整肃刘、周的意向。毛泽东对这样明显的里通外国的可疑点都抱在手里而不查,不是很明白在维护高岗吗!从这里似也可看出大家很难理解的批斗李立三很可能不只是“批李射刘”，还在这科瓦廖夫的报告里看到了某些要批判李立三的影子，报告里就专门讲了李的一些“错误”。
参加过处理高饶事件的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的文章中也曾指出，高岗为了从“东北王”并进而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向苏联表示过“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高曾向苏联顾问造谣说中共党内存在以刘少奇为代表 的“亲美派”。薄一波在《新中国的建立》一文中说：“据说 ，科瓦廖夫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赫鲁晓夫在他的《最后的遗言》一书中说这些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通给我们的。”当代中国出版社《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一书 里也说“毛泽东访苏祝贺斯大林70寿辰，要苏联专家组总组长科瓦廖夫同行。高岗曾要科见机报告斯大林：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存在一个反苏的“亲美派”，这个亲美派的代表就是刘少奇。中央的领导现在是支持他们的。由于高岗在国际国内的阶级路线问题上，同他们存在意见分歧，刘便组织对高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批判。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也很成问题，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中共中央个别人和国民党上层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关系过于密切，关系极大。”高饶事件后，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到里通外国问题时，曾说：“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证明了的。”（这说明毛也是肯定高是里通外国的）
看看科瓦廖夫自己怎么说
200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 《党史研究资料 》第一、二期刊出俄国历史学家贡恰罗夫访问科瓦廖夫时，曾问到高岗命运问题。科瓦廖夫回答：“我只想谈一些我亲眼所见并能说明高岗以后命运的事 。”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高岗说 ，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保障满洲的安全，使之免遭美国人的进攻，并会使满洲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根据地，以便继续 进攻南方，彻底粉碎蒋介石。为了论证 这样的看法，高岗 还建议在青岛布置苏联的舰队，加强大连的苏军，扩大苏军的人数。高岗讲话结束后。与会者响起一片掌声，斯站起来向高“张作霖同志 ！”但是刘少奇却表 现出一片怒色。回住处的车上，刘对高进行了猛烈的指责，高则予以顶撞。刘用密电要把高召回。斯不让立即放高走，三天后专门举行招待会欢送高。斯要我告诉毛他对高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高对我说，想用秘密的方式把中共领导层的情报告诉我。斯不同意我听，另派了人去听。他认为毛泽东的很多战友都有右派托洛茨基的倾向。不久高就在新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担任了要职 。这期间毛泽东同我谈话中经常强调说 ，他一向是支持高的。
第二件事是1949年9月，一个香港百万富翁代表团在沈阳到处只看到斯大林像未看到毛的肖像 ，毛得知后勃然大怒。高告诉我，政治局会议上刘、周狠批了他。后来我同他们达成协议，在苏军事机关，中苏合作机关以及中共党团机关挂斯大林像 。1949年12月初我陪毛访苏在沈停车，邀我一同看察城市，仍只见斯大林像未见毛的像 。高岗林彪准备了一车皮送斯70寿礼物，毛叫摘下，说代表全中国巳有礼品。我给斯大林写的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到上火车时才写完。报告把毛及其战友们在对内对外政策基本问题上的实际做法同斯大林对他们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性意见。斯把这个报告及其他一些批评性密码电报都交给了毛，他还同时把高给他的几份情报也亲手交给了毛。斯在世时，毛还容忍着，斯一去世，毛就来清算高了。
这虽然是科瓦廖夫一面之词 ，但这方面的情况，是可以解决我们曾经有过的好多迷雾。毛知道真情而不追究，难道只是因为顾全中苏关系而采取的一种应付苏联的策略手段吗？那又为什么这事之后还要一再特别重用高岗呢？
高岗得意忘形撞地雷
高岗在陕北临阵脱逃现在已不受注意，这次“东北一党员”对东北局及他本人贪污腐化的揭发，他认为都没有动摇他在毛面前的地位和信任，他照样被提拔到中央并受到重用。高岗个人主义的野心便愈来愈膨胀，他就更加放胆地进行阴谋活动。他没有估计到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里并不是都像他一样为了个人利益便不顾党的团结，不顾组织原则大搞非组织活动。毛泽东党中央发现他的问题是在1953年12月，决定处理他的问题，最关键是在他向邓小平、陈云活动支持他当党的副主席被他们向毛泽东揭发出来以后。（9）他趁毛泽东提出要在八大以前采取重大的组织措施，他就散布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人大，周恩来搞部长会议，我高搞政治局。这就可看出他想拱倒刘少奇、周恩来，他借休假到南方几省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散布他这些说法，就更暴露无遗。毛这才指 出北 京 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在他那里，一个在高岗住的地 方。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因饶漱石搞“射安（子文）批刘”使组织工作会议开不下去。这时候组织上做工作，有两人坦白了高饶一系列的阴谋内幕，饶漱石被责令停职反省。此时高岗到南方游说还未返回北京。
处理高岗问题时，高不知道毛对他的态度，他要求去杭州见毛主席，毛泽东拒绝了。他可能就认为毛不会包庇他了，不会饶恕他了。高的自杀，这不能不是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其实是主张对他网开一面，治病救人的。毛布置了四中全会的特别开法，会上批评不点名，允许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之前对于李立三的所谓“工团主义”，这之后1958年对部队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宋时轮、陈伯钧、粟裕等元帅、大将、上将的所谓“教条主义”，都是采用的大会批判斗争后撤职的方式，惟有四中全会是这样批评法。而且，毛要求四中全会不对任何人展开批评的同时，却要求刘少奇在会上宣读自我批评稿。而刘自我批评的内容，至少关于农业合作化、怎样对待富农党员、工会工作等问题，正是高岗多次直接指责过刘少奇的所谓“错误”。这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可说是党的生活中不同寻常的现象，这是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党组织生活。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这场闹剧完全是毛泽东自编自导自演的了。也可算是专制独裁制度下必有的表现的一例。
从教训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最高领导层缺乏民主制度和监督机制，提拔干部、监督干部、处理干部一般都还是一把手说了算。一般干部也容易讨好一把手，欺骗一把手。在一把手未发现、一把手未下决心之前，一般是有问题也得不到及时处理的。一把手也容易采用非组织原则玩弄权术任人唯亲。因为我们的制度里面不但没有对一把手的监督,而且党中央书记处还明确给予第一把手有最后决定权。但这事也说明,即使在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陈云、邓小平这样不为阴谋所动的同志，对那些做了小官还想做大官的野心家、阴谋家，也是能抵制、能揭穿的。（很可惜邓小平后来在对待胡耀邦、赵紫阳的时候也采取了非组织程序的做法，这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这是制度问题）。说高饶事件的揭露和处理，对巩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起了极大作用，是党内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这只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的处置移后一些时候罢了。所谓加强团结的决定，只是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运用的一个形式或说手段而巳。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8页
(2)见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卷第730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3页
(4) 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2页“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及题解
(5) 见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卷第732-738页
(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3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29-230页
(9)见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卷第743、744页
胡甫臣，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