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者1985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系，居然开始了独特的精神历程，至今想来还非常有趣。
我和母校的关系，异常微妙。应该说，中国人民大学待我之厚，真有点三生有幸，温暖至今。首先图书馆阅览室里摆放着整套的涵盖近百个人文社会科学专题的《人大复印资料》，直到现在，这套复印资料在人文社会科学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它有诸多不足，有待改进之处尚多，但它的精神价值，的确是难以估量的。我喜爱博览群书，就得益于《人大复印资料》。从目录学史的角度，《人大复印资料》不就是当代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书目答问》吗？阅报室位于图书馆前简易的铁皮房子，里面摆放着全国大报。每当我倦游书海的时候，阅报室就会成为我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光明日报》连载的《胡适传》（易竹贤著）和戴晴主持的『学者访谈录』不断滋润着我的心田。海淀区新华书店和古籍书店隔三差五地在校园搞一些新书展销。李泽厚先生的书，可以说见一本买一本，《走向未来丛书》、《传统与变革丛书》、《三个面向丛书》、《文化哲学丛书》……，可以想见，这些精神食粮对一个来自乡间的、羞怯的、没有任何其它兴趣的小男孩是多么难能可贵，我如饥似渴地访求、阅读，接受着精神的洗礼。今天想来，我从图书馆和书店开始了自己的文化之旅。
中国人民大学从1986年开设全校性的选修课。笔者又杂七杂八地上了一些课，这些课的名称大多想不起来了，它们究竟对我的成长有哪些影响，恐怕只有天知道。但教《唐宋八大家鉴赏》的吴小林先生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儒雅风流的吴先生一袭长袍讲课的风貌，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所接触的先生中，吴先生讲课是最出活的。他那宛如长江大河、气势磅礴的讲课风范，一直是我所追求的。所以我立志不负师恩，青出于蓝。
回首当年，大学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经济的复苏、政治的开明、文化的启蒙，形成蒸蒸日上、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1985年文化讨论开始热起来了，百年中国史中的学术新生代在这一时期展露峥嵘，各种学术讲座层出不穷。现在坊间流行『讲座书』，其实，如若有人整理1985——1989年的各种讲座，其价值绝对并不比现在的小。胡华、高鸿业、林增平、方立天、陈鼓应、钱理群、沈大德、郑也夫、胡鞍钢、何新、谢选骏、梁治平、许纪霖、陈越光、杨念群诸先生的讲座，仅仅是学术记忆的一小部分。那时候的讲座特别实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像现在许多大学在校庆时搞的急风暴雨式的『讲座工程』。
文科学生功课并不紧张，有大块时间泡图书馆和听讲座，我慢慢地喜欢上了这种生活，笔者学问的趣味就是在选修课和讲座中生长出来的。我开始离不开书了，觉得那里面似乎有广阔的精神空间，既可以出活，又非常好玩。图书馆、选修课、讲座、书摊滋养着我的性情，塑造着我的人生。一个精神上的「我」开始诞生了。我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重新审视和批判一切价值。
（二）
记得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朱青生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大学生应该在大学四年里，能够找到一位教授登堂入室。就自己的经历而论，体会到朱先生一席话，可谓至理名言。
我在中共党史系，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我是这个系的边缘人。我非常不满意当时大学课堂的褊狭理念，每当一听到老先生讲“哲学中的两条路线、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共党史中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学中的民主与自由、法学的阶级性”，就如坠云雾之中。
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除了林茂生、程啸、萧延中先生外，很多先生的史学理念，几乎是不能容忍的。
说出来不恭，那时，之所以博览群书，就是想把一些教授企图灌输给我的、充斥着『斗争哲学』的史学理念给批驳回去。说起来真是非常惭愧，由于性情的怪异，喜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我，对中共党史系的先生真是大不敬。难说是书生意气，却也颇具反潮流精神，整天在课堂上与先生们抬杠，顶嘴，弄得好多老师不厌其烦，唉声叹气：怎么又是谢志浩呢！
应该说，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至今不悔，甚至还有些甜蜜的自豪，因为我到底忠实于自己的人格和操守。我所处的边缘状态，最初是被动的，后来似乎成长为一种自觉。我逃出党史系的课堂，去听哲学系张志伟先生的《西方哲学史》课。张先生传承苗力田先生的学术理念，讲述康德、黑格尔哲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我深为感动，觉得张先生简直就是两位德国古典哲学大师的书童，讲起来是那样纯熟而亲切。康德认为人应该是目的，而不应该是手段。我原本用来战胜党史系教条先生的『工具理性』居然转化为『价值理性』，并且还成长为一种生命的自觉。
如此非圣无法，呵佛骂祖，难怪先生们纷纷给我不及格。当年的我，秉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信条，并没有屈服，只是内心呼唤先生们，对待“反动学生”，多一份宽容。
生命中注定有一种缘分。大三上了萧延中先生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一课，耳目一新，精神焕发。“平生风仪兼师友”大体可以概括我和萧先生的交往。萧先生对我的晦涩的毕业论文《鲁迅——荒原狼》给予宽容，我知道这是先生的关爱。如若遇不到萧先生，我的论文在党史系是没人认可的。萧先生是爱才的，尽管我愚笨异常，可喜欢做一个读书种子，萧先生就容忍了我这个“缺规少矩”的乡间小男孩。
原本以为，中共党史系的先生们，不过尔尔。没有想到，得遇萧延中先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记得弟子陈远学友，曾经说过“老师就是命运”，对于自己的老师给予最大的温情和敬意。其实，细心想来，老师孕育着无限的可能。用心的学友，总能从投缘的老师那里，寻觅安身立命的归依。先生和弟子，教学相长，建构了一个奇妙的相互激发、相互辉映的生态。先生埋怨没有好学生，学生埋怨没有好老师，这是未能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具有善念，秉持善意的善良之人，其实就像农夫，对于破土而出的读书种子，投以怜爱的眼光，便是学子的阳光雨露。
萧延中是林茂生先生的得意门生，很早就从林茂生先生那里，听到萧延中的大名。自从1988年春季，跟随萧老师习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便喜欢上这门课程。因为，正是在萧先生的课堂，体会到：大学原来是可以不必照本宣科的。期盼已久的自由的呼吸，成为一种可能。
萧先生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敞开心扉，娓娓而谈。整个课堂，呈现一种美妙的气场，充盈着激情，流淌着真诚。不自量力的笔者，居然奇妙地以为，萧先生这门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课程，就是为我而开的。所以，当先生向学友们征集建议的时候，在一个小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真切感受：痛苦的反思消蚀着一个有血性的灵魂，但这是无法倾诉的。这句写给萧先生的话，其实，是说给自己的。
教书先生，无论“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我看来，都不究竟。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不明白的事情，何止千万？所以，天底下的“惑”是“解”不完的。天下为公的大“道”，更是没法“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属于本朝的说法，离开宣传，难以奏效，这也就是课堂上必须容忍“照本宣科”的一大理由。
“照本宣科”，败坏学友胃口的同时，实在伤害学友的心灵。先生在课堂上，不能够敞开心扉，向学友倾诉，那么，就难以敲打学友的心弦，学友们自然关门闭户，课堂呈现死水微澜。
萧先生奉行平等主义，在开始上课的时候，经常给学友们介绍思想界的动态，偶尔问询一下，可否看到有趣的报纸刊物？这是我长项。记得有一回，给先生说，最近，《人民日报》上有篇书评，作者署名李锐，很有趣。这一下子把先生给乐坏了，先生出神地望着我们，真正的作者，正是敝人。萧先生把毛泽东的出现，当作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注重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读，颇具新意。
先生当时已经出版《“巨人”的诞生》，正在选编《晚年毛泽东》，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先生将我写给先生的话，引入《晚年毛泽东》的后记。机缘如此巧合，所以，先生接下来主持的毛泽东研究丛书中，对我有极高的期许，居然把我列入丛书的作者行列，自己不免得意洋洋一阵子。现在想起来，亏欠先生的，何止是一部书稿啊！赋得永久的悔！
回首往事，觉得一种甜蜜的滋味流淌在心中。
1988年，党史系尊重85级学生的意愿，自愿报名，进行社会实习。惦念落户兰州的大姨，所以，参加西北小分队。先生邀我在稻香园家中小酌，为我壮行，喝的是先生亲手炮制的人参酒，浓郁醇厚。
先生的家居狭小，也就一室一厅，先生的书房和卧室，无奈地挤在一间房子里。但，讲究品位的先生，把居室布置得别具格调，饶有趣味。先生的写字台安排在向阳的玻璃窗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先生的藏书排满了东西两面墙，别具特色的不锈钢书架上，都是先生喜爱的图籍，先生说起这些图书的来历，充满喜悦。
先生富有童趣，一片赤子之心。
先生非常喜爱兔子，记得窗台，养着好几只小白兔，那么机灵淘气，惹人喜爱。先生把阳台作为兔子的家，看到小白兔在先生家快乐成长，觉得兔子也许能感到幸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生住所的西面是一片稻田，夜晚传来青蛙的鸣叫，真有世外桃源之感。跟随先生到稻田拔草，迎面吹来凉爽的风，浑然忘却身在大都市，而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先生的兔子“生儿育女”，先生忙得不亦乐乎。大概1988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喜欢孩子的先生，将小兔子赠送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幼儿园，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小嘴甜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向先生表示感谢呢！先生跟我提到此事，依然笑逐颜开，喜上眉梢。
其实，先生那时候，已经33岁，不知为什么，晚婚的先生，一直没要孩子。等到孩子降临人间，先生已经35岁。1990年亚运会之前，前往京师，来到稻香园，拜望先生。备受各种手续的折磨，先生终于可以踏上美国，看望太太和儿子。
也许就是由于先生在关键时刻没有在太太身边，加大了师母与先生的裂痕。师母选择和儿子留在美国，先生明明知道，迎来的必是难以言说的折磨，毅然决然，返回故国。
热爱读书、热爱生活的先生，潜心教学，忘怀得失，深深感染了我。原来并不清晰的理想图景，经过先生的熏陶和点拨，突然开窍了。
（三）
我在1989年毕业，与先生告别的时候，先生尽管自身非常危险，但是依然具有大无畏的勇气，面对风波之后的各种审查。坚毅的脸庞，深沉的眼睛，诚恳地说：“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嘴上说人民民主专政，在实际行动上，什么时候把人民摆在准确的位置？”
1989年春夏之交，一度看到中国学术界的希望。我曾经说“一个伟人的死去，唤醒了国人中真善美的灵魂。”
当时学术界的各种联袂签名真是数不胜数。有一次，学术界的许多先生有一个签名，贴在中国人民大学灰楼墙上。正好，先生来到宿舍看望学友们，我就赶紧给先生说这件事。
先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吃惊：“我怎么不知道呢？”先生跑步赶到灰楼，从头到尾看完，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
往年，大四是在七月七号左右毕业。但是，1989年，由于风波，一切都迟延了。学校紧急决定，开办两周的应届毕业生学习班。
应届毕业生学习班的开班典礼，依然在八百人大礼堂举行，主席台上，没有见到袁宝华校长，黄达、郑杭生、吴树青三位副校长，郑杭生先生主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平常郑杭生先生，西装革履，很能显示绅士风度的，但是，这次特别讲座，异常艰难，甚至，前排的个别学友，用嘘声回应，看得出来，郑先生，很是伤心。满头银丝的吴树青副校长，擅长政治经济学，这次，披挂上阵，进行时事评论。
只有货币银行学权威——黄达先生，异常恳切，眷眷之心，惓惓之意，令人感动。这就是何以笔者至今对黄达先生，都有一份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
“杀君马者道旁儿”。萧先生当时的职称，仅是助教，但是，在学友们中间，具有崇高的地位。学友们喜欢萧先生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这样，包括我在内，萧先生至少指导八名学子。原来系里指定戴知贤先生担任我的指导老师，是我自作主张，坚决要求由萧先生指导。其实，戴先生擅长文化史研究，细心想来，自己的文化史理路，受到戴先生恩惠的。不用说，此举伤了戴先生的心，向戴先生致意。
党史系主事的，听说萧延中身居助教，却指导这么多论文，很不是滋味。正好有了现成的借口，所以，萧先生指导的论文，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岂不怪哉！“印象派”既然主题先行，看到笔者的毕业论文题目——《鲁迅——荒原狼》，不禁皱眉。还没有报答师恩，就已经给先生惹来麻烦。
先生的学术、人格，在中共党史系有口皆碑，但是却成为“麻烦人物”，职称自然难以变动。中间见过先生两三次，但是，都没有来得及畅谈。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住在圆明园东门旁边，与先生的住所咫尺之遥，真想飞奔到先生身边，汇报自己的心路历程。想到慈祥的先生，询问我的学术收获，必然无言以对。懈怠散漫的我，最终，居然没有拜望先生。
想不到，偶尔与新师母通过电话，得知先生将要参加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先生都快五十的人，攻读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热心与那些二三十岁的小字辈切磋。
先生事先知道阎步克先生将出席学术论坛，并进行学术点评，竟然从书房中，找出阎先生的著作，带到会场，面请阎步克先生签名。八十年代，萧先生和阎步克先生就已经相识，尽管同在北京海淀区，一晃，竟有十五六年没有见面。
就在那次论坛上，作为晚辈的我，评判先生的学术成果，平和宽容的先生，依然是如坐春风。记得北大历史系，准备了学术晚餐，萧先生也没有吃饭，简单寒暄一下，就道别了。想来，已经又是七个年头了。
我毕业分配至北京南面一所小城的工科院校，在这里，依然是做边缘人，只不过，相对于人民大学求学时期，更加边缘而已。
在发现读书种子方面之所以不敢苟且，是因为我后面有萧先生。先生的人格时刻感召着我，不容我懈怠啊！真正的读书种子，我是不敢遗漏的。切磋琢磨，那种快乐，反正我在萧先生的书房中感受到了，愿意把自己在萧先生身边受到的感染，传递给我的弟子。教育既是一种激发，也是一种传递。激发的是理性，传递的是温暖。
（四）
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养育人才，那是一个手艺活，不可能是机械化大生产。机械化大生产，产出的是名目不同的“火腿肠”。“大学扩招”对于具有工厂经验的校长来说，真是如鱼得水、水到渠成、顺手拈来。扩大招生，何难之有？增加几个车间不就行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变成“公司”，校长变成“总经理”，教授变成“老板”，大学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搅肉机，将生产线上的学生们生产成一根根同样标牌的“火腿肠”。教授和学生的日常交流，越来越平面化。像我一样能够到萧先生书房中聊天的学生，不敢说没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大学四年，没有走进教授的书房，我都不知道，这样的文科学生是如何深入学习的？
许多老师简直就是绞肉机，将学友们可贵的思想萌芽“格式化”，在他们心中，学生是没有自己的真正的东西的，所以，需要把出活的思想灌输进去。孜孜不倦地革除学生们的思想，已经形成流水线，生生不息，源源不断！
不愿意做“火腿肠”的学友们，萧先生这样的好老师，热切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摆脱“火腿肠”的命运，去做一个可爱的人、好玩的人、有趣的人？
每当我倦怠的时候，萧先生的形象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开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每次近三个小时，下课之后，不再有刚才的慷慨激昂，而是身心俱疲，也曾发牢骚：“再也不开了。”但是，刚下楼梯，就遇到了可爱的学生，“谢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听到您的选修课呢？”
帮助学友们摆脱“火腿肠”的命运，需要激发，也需要传递，没有坚定不拨的毅力，没有呕心沥血的努力，怎么能成功呢？
（2006年3月25日，法律思想网首发，2010年8月29日，补充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