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11月份,刘少奇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他被囚禁的地方就是王佩英的家乡开封。一个国家主席，此时已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据说他被运到开封时，直到他死都一直躺在一张小床上。“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1]在高墙电网下，对一个垂死的老人重兵看押，而刘少奇所住的小屋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住在东湖梅岭—号。这里据说是毛泽东除了中南海待得时间最长的地方。这座专为毛泽东修建的行宫式别墅，建于大饥荒的1960年，是为了无产阶级领袖能够更好的休息和思考。毛泽东常常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每次来，除了张玉凤们，他会随身带来两位厨师，—位负责中餐，—位是西餐师傅。另外东湖宾馆还专门为毛主席配备了—名厨师，负责烹饪本地菜肴。[2]这样他可以“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全国的政治此时都在围绕着毛泽东一个人转。毛并不愿意总待在枯燥的北京中南海里，他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中南海。如果他需要，可以叫全国各地的大员们来觐见他。毛很多时候会做出一些出乎人们预料的安排，或许他需要以此来保持他神秘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形象。

此时毛泽东关心的重点已经不是刘少奇了，他在盘算的是如何控制住另一个“亲密战友”林彪。中国是他玩弄于股掌之下的一盘棋，而刘少奇甚至林彪都只是他的棋子。他曾经借助刘少奇等人的力量，打倒了彭德怀；又借助了林彪等人的力量打倒了刘少奇，现在他又在寻找下一个对手了。中苏交恶之后，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副统帅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是个被视作“接班人”冒犯领袖的事件，因此下一个要被修理的就轮到林彪了。[3]

这时的毛泽东确实在权力上已远远超过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毛泽东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德国纳粹党群众集会的启发，至少在中国，毛是原创性的发明了一套仪式化的全民动员手段。

在一些纪录片中还能看到当年这样的景象：人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上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作接受阳光照射状…… [4]

今天看这些影像，会觉得全国人民像都吃了摇头丸，那种癫狂而又虔诚的表情绝对会让人感受到邪教的力量。但确实人性就具有天然的弱点，会在这种狂热的群体中找到一种幸福感。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是不需要思考的，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大脑就代替了全中国的大脑。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非常怀念那种令人陶醉的纯美情绪。对他们来说，还有比不需要动脑子更幸福的事情么？

更具有裹挟性的全民仪式，就是批斗大会，创造性的把杀鸡儆猴的把戏变得富有剧场效应。

这种手段是古代帝王们所想不出来的，当年司马氏夺权后，要铲除曹氏势力中的不服从者，大有清望的嵇康首当其冲。《晋书·嵇康传》记载“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刽子手能让一个囚徒在刑场上手挥五弦，赴死是可以如此高贵和优雅的。在“万恶的旧社会”，政治斗争虽然也血腥，可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说明，对于超越政治的人格尊严，不论哪一方的政治阵营都是有基本的尊重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对嵇康、文天祥，对史可法、谭嗣同，“刑于市”除了惩罚也是对其节操、求仁得仁的一种成全。

而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和他的爪牙们，对想铲除的对象是不会有这种仁慈的。让一个人死，太容易了。这远没有达到领袖的目的，必须把一个反对者作为道具，从肉体到精神进行全面的羞辱，要胁迫他的“人民”都参与这一仪式，成为他的共谋。对待彭德怀是这样，对待刘少奇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对待像王佩英这样的民间反抗者。

但王佩英并不配合。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在文革中，许多曾在过去革命中出生入死的高级党员干部，被毛泽东亲自打倒时，大都是非常的顺服。至多只是辩解，自己是冤枉的、自己并不反对毛主席。甚至毫无尊严地被折磨致死，也少有象王佩英一样坚持“我就是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不对”。他们难道是胆小鬼么？他们当年在国共战场上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我后来想明白了。这些地位都很高的干部，和王佩英的差距不在知识和阅历，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勇气，而是独立人格。彭德怀难道贪生怕死么？周恩来难道贪生怕死么？他们怕的不是死，而是体制，是被“组织”所抛弃。当“组织”被一个人所操纵时，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反抗的能力，甚至没有勇气去质疑“组织”也会是错误的。在组织中，他们是勇敢的，他们可以为“组织”而牺牲。离开了“组织”，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而王佩英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不同的地方，只是她坚持了一个基于常识和逻辑的基本是非判断。即便“组织”胁迫，也不能让她哪怕是装作认可，她以为是错误的事情。

集中在1969年的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被拉到北京的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去游街批斗。这样的会上，除了有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还要有一些地、富、反、坏家庭的代表“陪斗”。被批斗的人要被革命群众以“喷气式”的方式做低头认罪状，而“人民群众”也有角色要扮演，要在带领下歇斯底里地高喊口号，以示立场坚定。

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当大家喊口号的时候，王佩英会挣扎着扬起头来，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喊“打倒毛泽东”。

一开始一些造反派没有准备，只有拳打脚踢，情急之下会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王佩英骂他们“你们真不如国民党”。到后来，干脆批斗的时候就拿类似“嚼子”的东西勒住王佩英的嘴。一个有力的年轻人在后面牵着，使她不能发声。即使这样，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脚踢她”，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5]曾有一次，在57中操场上举行的，包括周边中小学生和居民参加的批斗会上，当王佩英被从囚车上押下来的时候，要三个人才能摁住她。因为剧烈的挣扎，脚上的一只鞋袜都掉了[6]。

批斗大会要达到的效果，是反革命分子低头认罪、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给更多的百姓带来杀鸡儆猴的震慑。而王佩英的不配合自然是“反革命气焰嚣张”的表现，在“广大革命群众”中“影响极为恶劣”。

张家大嫂扬永茹的一个舅舅和舅妈在海淀的四季青大队，因为出生不好，经常在批斗中被拉去“陪斗”。有一次就是“陪斗”王佩英的批斗会。杨永茹文革后期嫁入张家时，与娘家人一提婆婆王佩英的名字，他们立刻就想起来“这个女人可真厉害啊，跟造反派对着干。别人喊口号，她就对着喊，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

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横扫全国，却不能让一个女子顺服。王佩英当然不可能比那些按着她的年轻人力气大。在很多人看来，她简直小胳膊拧大腿，自讨苦吃。但王佩英的挣扎却是在万人面前一种鲜明的姿态，完全是在蔑视这种红色恐怖。你们可以靠几个人的力气让我低下头，但我不服！你们还有什么本事？我不怕你们！

当局显然不可能让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继续嚣张下去。1970年1月18日，由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7]，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由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公审”，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1月27日，离这一年的除夕夜只有九天了。这本该是筹备年货、全家团圆的时刻。全北京市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号称十万“人民群众”被召集到工人体育场。[8]北京工人体育场是1959年全国总工会建造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体育场，能够容纳的观众也是最多的。当年第一届全运会就在这里举行，那时，刘少奇还坐在主席台上。到了文革中，它承担的主要职责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示众场，彭德怀、彭真都是在这里被批斗后，再被囚禁的。

在那个年代没有大屏幕投影。大多数后排的人民群众，看不清那些“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是不是真的很邪恶。他们只是被教育：这些人是异教徒、是魔鬼，伟大领袖是他们的救星，是他们的神。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些魔鬼搞破坏造成的。

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一张幻灯片：日俄战争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这个场面改变了鲁迅一生的轨迹，他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在鲁迅死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被打跑了，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而鲁迅不会想的是，日俄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在同胞要被杀害的时候，非但必须旁观，而且十万人都要整齐划一地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为惨剧喝彩，以表示自己的忠诚。

王佩英对这一天是有准备的。她曾说过，自己是有罪的。王佩英也许会想起张以成第一次向她介绍共产主义时，她的激动和紧张；会想起象胡俊三这样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战友，他们当年的信念和理想；还有她1949年之后和张以成来到北京，看到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五星红旗的喜悦和憧憬。难道她所热爱和献身的革命，就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变成现在这样么？！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

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带着嚼子或拿抹布堵住嘴太明显，显出“无产阶级专政”原来如此孱弱，连一个女人讲几句心里话都承受不了。所以，在最后的公审大会上，他们挖空心思用了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后面让人拽着，这样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绳子陷进肉里，远处的“人民群众”也看不到。

后来有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被发现已经给勒死了。[9]

在这么多年无休止的凌虐折磨中，王佩英没有放弃，没有被击垮，仿佛立于磐石之上。

终于，为她所看见和相信的，王佩英做到了，完成了，见证了。

这一天，到了傍晚时分，张家的孩子们全都知道，母亲走了。从今往后，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但他们又得小心地、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悲伤。他们是王佩英在尘世的念想，生活还要继续。

今天，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是王佩英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并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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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志菲 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2008年4月《党史纵横》

[2] 长江日报 记者蒋太旭通讯员杨文 “1969年，毛泽东在武汉过76岁生日”

[3] 汪东兴 1969-10-17 “毛主席烧了林彪的第一号令”

[4] 中国青年 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

[5] 王冠云曹桂芬等目击者回忆

[6] 据张大圃的班主任杨老师讲述

[7] 现在即使王佩英已被正式平反，并被称作优秀的共产党员，但关于她被迫害的关键档案，依然是机密，即使家属也无法看到。

[8] 工人体育场在足球赛的时候，有观众席八万多，办批斗会时，球场外围也坐上观众，大概10万人是其极限容量。

[9] 这个说法，张大中和专业设计院的很多人当时都听说过，都印象深刻，张可心在母亲平反的时候，作为家属代表的发言也提到了这一细节，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可惜的是，今天大中和可心包括当年平反王佩英专案组的成员都不记得准确的信息来源，在没有找到行刑人员的情况下，当时的具体情形，今天已无法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