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3月14日，王佩英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双龙巷（今开封市顺河区曹门办事处双龙巷社区）一个商人家庭，系家中独女。7岁，其母去世；12岁，其父去世；14岁，继母去世。1929年即已举目无亲的少女王佩英，有父母留下的一些房屋和土地，由一个老妇人照顾生活。
1932年，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嬷嬷（Sister Marie Gratia Luking，中文名陆静宜），在开封创办静宜女中（后来在开封发展为开封八中，在台湾台中县发展为静宜大学），王佩英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学校的教育目标是“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等。
1933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张以成（1911年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县），在开封当律师期间，介入王佩英房产、地产归属权案件，为王佩英打赢了官司。两人遂自由恋爱。
1934年，王佩英从静宜女中毕业。同年，与张以成结婚，并随其在保定和北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年，在北京找工作不利的张以成，曾按方子自制“吹喉开关散”，做街头小药贩。贫困无助之下，王佩英将开封带来的衣物当卖一空，补贴家用。同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王佩英生下第一个女儿玲玲，11岁时（1948年）夭折。
1940年，王佩英生下长子张运生。结婚六年来，因生活困苦，不敢要孩子，张运生的出生令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为生计所迫，这年冬天，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开封老家。此时，开封已被日军占领。
1941年秋，张以成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不料这年冬天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拷打后被押解到北京宪兵队，关在监狱。日本宪兵在张以成舅父处搜到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这把枪的主人是张以成的大姐夫（北平救济院女妇院巡官）。当时有日本人被开枪打死，后来查明张以成并非开枪者，将其释放。此事，令张以成盟生报国之志。
1943年，张以成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发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先在开封后到郑州。直到1949年前，他一直是郑州情报站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探国民党情报，渗透国民党军组织，有时也做策反、发展候补党员等工作，还通过外围组织策划、发动罢工和学生运动，保护包括电信局设备、铁路甚至美孚大楼，使重要的生产、通讯和交通物资被转移到共产党手中。张以成、王佩英和情报人员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期间，情报站并无常规经费支持，非常清贫。支持张以成从事情报工作的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王佩英在开封的房产收入。在开封、郑州、兰考、密县一带，王佩英除了抚养孩子、支持掩护张以成外，有时还需要帮助传递情报，与敌特周旋，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财产。家中所有土地全部卖光，房屋也卖了一半左右。
1948年8月，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参与地方建团工作。1949年，王佩英开始正式在郑州邮局工作。同年调入郑州铁路局秘书室任业务员，保管局里的印章和文件。1950年，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卖了大部分房屋，捐给党组织交党费。1952年5月，入党转正。在入党考察期间，组织对她有两条意见：“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斗争性不强”。王佩英在天性上和当时极左倾向的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
1955年10月，王佩英随张以成搬到北京，从郑州铁路局调入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她服从组织安排，到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担任哺乳班组长。生活上，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平均每隔两年，就会有一个孩子诞生。1956年12月31日，王佩英在已有六个儿子（张运生、张贵生、张大中、张大江、张大路、张大圃）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女儿——张可心。
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无论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提意见，还是他们被定为右派打压，王佩英都没有参与其中。她对这种政治运动有心理距离，保持沉默。
1959年初，仅仅因为端着热水不小心把一个冲出来的小孩烫伤一小块皮，王佩英就被“狠挖思想根源”，被调离托儿所，转到专业设计院总务科单身宿舍当清洁工。她没有辩解，依然保持沉默。此时，张以成的肝病已有近一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三年粮食短缺和饥荒，从这一年开始。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都是饥荒的重灾区。有亲友找到王佩英借粮食，王佩英说：“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在1959年单位办的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庆祝会上，王佩英称呼刘少奇为“少奇同志”，而非“刘主席”，在家里也常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60年，与王佩英相识相处27年的张以成，由肝硬化转化为肝腹水，住进医院，并于11月去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王佩英沉浸在对张以成的思念中，家庭经济非常困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7000余人参加。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该会召开的最根本原因。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高层意见分歧很大。王佩英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及其导致的大饥荒应由毛泽东负责，他应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这场全国性的灾难，并支持刘少奇的政策。她公开向党组织和群众表达这个观点。
1963年3月，因刘少奇在位，单位在考虑如何处置王佩英的敏感言论时，选择了最“安全”的办法：宣布王佩英疯了，将王佩英用单位的车送去精神病院看病，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王佩英为支撑家里的经济，把家里一些值钱的呢子大衣、古玩之类，都送进了典当行。
1964年12月，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5年，王佩英更加激烈地表达抗议。在单位里，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到天安门、灵镜胡同（中组部所在地）等地散发传单。这年4月，她要求退党，说：“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7月，她正式写出书面退党申请：“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提出退党申请后不久，她就被文革前铁道部基层组织强制性地送进北京安定医院，后被转到回龙观分院。
在王佩英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期间，王佩英第三子张大中经常在周末骑单车去看她。王佩英从不和儿子谈自己的政治观点，只问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有一次张大中去看望母亲准备告辞时，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铭记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1965年12月20日，医院病历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这里透露了把王佩英弄进精神病院的真正动机。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革爆发。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二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等公检法部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侦察、起诉、判决三家公然会并成一家。军管会二号人物刘传新，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67年的夏天，王佩英住院期间思念儿女，张家七兄妹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给母亲。
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王佩英被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关押在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由“革命群众”看管。她的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嘴上戴着口罩。除了毒打、饿饭、捆绑，连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在被关押期间，她曾说：“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同其他牛棚难友一样，被“劳教”。她劳动时任劳任怨，难友回忆说：“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的时候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
与其他牛棚难友不一样的是，王佩英依然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把口号写在很多小纸条上，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她三次在食堂喊口号。有一次，她刚喊出“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就被造反派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往死里打。她的难友齐克琦实在看不下去，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在这个月的4号，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黑蚂蚁般的“革命群众”一哄而上，将王佩英打得昏死过去。在被打的时候，她从来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1968年10月21日，王佩英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在专业设计院关押地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从4日喊口号到21日被逮捕，期间审讯人员想强迫王佩英承认刘少奇是叛徒，但她立即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又威胁她“你不怕死吗”，她回答说：“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她曾对难友说：“刘少奇是吃人民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审讯人员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并威胁她说“否则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
1969年的下半年，迫害升级，王佩英被拉到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上，被拉到北京的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去游街批斗。王佩英对其观点，始终没有妥协，每一次都反抗。当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她喊“打倒毛泽东”。她的下场是，被造反派拳打脚踢，被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后来甚至发展成被拿嚼子（给牲口戴的）来勒住嘴，一个有力的年轻人在后面牵着，使她不能发声。即使这样，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脚踢她”，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
1970年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的《通知》。通知说：“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20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界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公法军管会。”其中的杨淑辰等20名罪犯，就包括王佩英、遇罗克等人。
1970年1月18日，由公安部长谢富治（同时也担任北京市文革委员会主任）等人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注明“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1970年1月27日，包括北京市中小学生在内的十万人被组织起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公审”遇罗克、王佩英等20人。王佩英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她的咽喉被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下巴因石头塞得太多而致脱臼，被卸去。绳子陷进肉里，远处的“革命群众”看不到。公审后，王佩英在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被发现已经给勒死了。尸骨在何处，至今也是个迷。这天傍晚，王佩英的七个孩子才知道，母亲走了。张大中当时头脑一片空白，整整三天，不吃不喝，停止思考。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对谢富治在文革期间所犯罪行的审查，决定撤消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并决定向全党公布他的罪行。同时，将谢富治的骨灰盒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并揭下了覆盖在上面的党旗。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7年1月27日（王佩英遇难七周年祭日），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职务，5月18日上吊自杀。1978年，张大中等子女开始为恢复母亲名誉奔走，反复上访。1979年7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向中共北京市委送交《关于王佩英案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80年3月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佩英案下达了（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认定王佩英的罪行是其在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负刑事责任”。
1980年4月10日，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做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指出：“王佩英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参加工作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王佩英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好党员。院党委决定：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对王佩英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5月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等4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刘建章曾是王佩英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期间的局长。
王佩英没有被评为烈士（当时刘少奇并没有被平反），北京市公安局补偿3000元，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补偿4000元，共计7000元分给张大中等七个子女每人1000元。张大中凭借母亲用生命换来的1000元，开始了创业历程，逐渐有了大型连锁店、投资公司。创业30年为国家纳税超过10亿元，为数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2008年1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张春蔚发出深度报道《60岁张大中：退出中国家电江湖 告别店小二》，该报道首次向公众提及“母亲因反革命罪被枪毙，兄妹7个相依为命”，“依靠母亲的抚恤金，张大中结婚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张大中也于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首次撰文《母亲》，发表于大中投资公司网站。
2009年，张大中联系到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媒体人郭宇宽。在其策划下，张可心、胡杰、郭宇宽开始广泛寻访当年王佩英身边的同事、难友、知情者，寻访内容被拍摄成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被写成《王佩英评传》。此时，《第一财经周刊》、《凤凰生活》、《开放》等期刊对王佩英事迹已有所提及。
2010年3月27日，张大中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包括刘少奇女儿刘亭亭、黄炎培之子黄方毅、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内的500余人参加了会议。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在纪念会上首次播映。同时，大中投资公司筹备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张可心担任负责人），向社会各界长期免费赠送纪录片、纪念会光碟及《王佩英评传》，并对王佩英母校开封八中实施多项资助。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多家图书馆收藏王佩英书碟，数万人踊跃索取、观阅、评议、反思，王佩英日渐成为民族记忆。
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刊发郭宇宽《王佩英评传》的浓缩文章《寻找王佩英》，从此，《中国企业家》、《纽约时报》、《南都周刊》、《长城月报》、《凤凰周刊》、《看历史》、《香港文汇报》、《东方早报》、《瞭望东方周刊》、《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青年》、《中国经济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理财一周报》、《北京青年周刊》、《南方都市报》、《法治周末》、《杂文报》、《生活文摘报》等报刊陆续提及王佩英，网上亦建有王佩英的网站、纪念馆、专题等，评论文章甚多。其中，《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的《国美涅槃》一书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6章即是《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独立学者宋赵来的《旷世悲歌》一书在凤凰网读书频道连载，第30章即是《坚贞不屈的王佩英烈士》。
2011年5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1）高刑监字第173号再审决定书，再次提审王佩英案。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1）高刑提字第304号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佩英具有‘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的反革命行为和目的”，“判决如下：一、撤消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二、被告人王佩英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这个判决，一是由“不负刑事责任”改判为“无罪”，二是撤消了“精神病”的判词。收到判决书时，北京高院院长池强向王佩英后人致歉。
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后，6月14日，张大中写下公开信《答谢》，“告慰英灵于泉壤，昭彰正义于神州”，和北京高院判决书一起，公开发表于《炎黄春秋》7月号杂志。8月5日，因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带头转发一条赠王佩英书碟微博，来自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的索取者骤增，此事在微博被持续关注。8月8日，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塔园文革博物馆（原汕头市副市长彭启安推动创建），王佩英纪念碑揭幕，500余人参加仪式。该纪念碑立于刘少奇塑像旁。9月29日，王佩英生前单位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现名为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做出了《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王佩英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和老铁路人心地无私、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是一位好同志，是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好党员。”
10月19日，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在第六届北京独立电影展（栗宪庭电影基金举办于北京宋庄）放映参展。10月25日，200余人在文革博物馆公祭王佩英，王佩英六子张大圃、女儿张可心，及彭启安、塔园义工、胡杰夫妇、杨银波、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全程参与。11月3日，拍摄制作《我的母亲王佩英》的胡杰在香港大学放映该片，并为学生讲解。11月9日至11月13日，北京市朝阳区草吧举行《我的母亲王佩英》等四部胡杰影片观影活动；浙江省义乌市曲霓咖啡举行《我的母亲王佩英》观影活动。至于能够真实地反映文革、警示后人的四川建川博物馆和广东塔园文革博物馆，张大中向前者捐资百万，向后者捐资42万。
12月3日，台湾静宜大学55周年校庆之际，王佩英获得静宜大学55年来唯一的“杰出荣誉校友”称号。校方颁奖词是：“表彰王佩英一辈子坚持理想、坚贞不屈、为教育、真理、正义与社会服务的精神，其奋斗历程、卓越成就，值得静宜师生树立良好榜样，作为学习楷模。”北京大中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筱萍代表王佩英领奖。此事被《自由时报》、《中华日报》、《民众日报》、中央社、城市广播网等媒体报道。
2012年1月10日22:00～22:30，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首播电视专题《寻找母亲王佩英》；1月11日03:55～04:25和15:35～16:05重播。受访：张大中、张可心；编导：季业；主持人：陈晓楠。该节目随即被中国网络电视台（简称CNTV）转载。该节目追忆北京文革受难者王佩英的人生历程，是王佩英事迹第一次以专题节目呈现于全球知名中文电视台。一天内，该节目视频在凤凰网的点击观看就突破了13万次。
王佩英的孩子们，如今健在者有四人：张大中、张大江、张大圃、张可心。
注：本文的部分内容，参考自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