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泽东终于在充分酝酿之后，全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此时像一只被粘在蜘蛛网上的蜻蜓，完全无还手之力了。他甚至向毛泽东提出，一切责任自己承担。辞去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种田。这可以看作是向政治对手认输臣服，甚至求饶的表示。但作为一个从延安时期就一路走来的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他这样的举动又显得何其幼稚？他对这位“亲密战友”难道还没有一点最基本的了解么？如果是蒋介石，对那些曾反对过他甚至发动政变的人，以中庸之道宽待之，也不奇怪。而毛泽东已经运筹了这么久，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而且不是简单的弄死，是要杀鸡儆猴、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昭示胆敢不臣者的下场，以此来进一步巩固他的威严。怎么可能让他“解甲归田”呢？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叫陈少敏的女干部被称作“刘少奇冤假错案中惟一的良心”[1]，原因是她是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中，唯一一个拒绝为开除刘少奇党籍举手的人。在所有人齐刷刷举手表态的时候，她伏案不理会。后来遭到打击也坚持认为“刘少奇没有反毛主席”，“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其实，长久以来并不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王佩英的信念比陈少敏更加透彻，甚至比刘少奇本人更加坚定！她的完整逻辑是：“就是要反对毛主席”，因为他已经成了和斯大林一样独裁的暴君。刘少奇就算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怎么样呢？在反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并没有错”。
被关在精神病院中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据张大中回忆，有时候去看望母亲，会发现母亲有反映迟缓甚至流口水的症状，那应该就是药物的作用。但即使这样，王佩英对她最基本的信念始终非常清晰。在病历中可以找出这样的医生诊断，1965年12月20日的记载中写到“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2]这里体现的信息是，之所以把王佩英收进精神病院，关键是其言行“对社会影响不好”。
随着文革的展开，到了1967年的7月，北京已经组织了公开批斗刘少奇的批判大会。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颁布了“公安六条”，用专政机器为文革保驾护航。“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而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其中第二条又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到了1968年，已经没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于是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要求单位接回。病历上是这样写的：“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医师：吴志长”。
那是初夏的一天，张大中正好在家，书记王世彦在楼下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来”。那天，王世彦的态度非常严厉，是公事公办的表情，告诉张大中说：“你准备一个洗脸盆、一块肥皂、一个毛巾，拿点儿你母亲的衣服送来。”张大中感觉可能是母亲给送回来了，王世彦的态度让他感到脊背发凉。或许出于潜意识中的恐惧，收拾好了这几样东西，他自己却不敢去，叫了小妹妹可心给送去了。
此时的王佩英，已经被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接受更残酷的“群众专政”。她被关押的地方离家并不远，同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大院里，是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由一些表现积极的所谓“革命群众”来看押、管教被“专政”的对象。
下午时分，懵懵懂懂的小可心，拎着给母亲准备的换洗物品，按照别人告诉她的门牌号，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凶狠、面无表情的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个人接了过去，门就“砰”的关上了。就在这大概只有几秒钟的光景里，一幕景象永远地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
房间里，对着门有一张桌子。一个人坐在桌后，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了，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王佩英。她应该也听见了可心的声音，也许只要再有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时间，她就可以扭过头来，和她朝思暮想的可心见上最后一面。门却无情的关上了。
那副口罩一样的东西是中国人最有想象力的发明。“革命者们”在林昭身上也用了，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说话，更不让她喊出口号来。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讲过一个故事“屠者许方，其屠驴，先凿地为堑，置板其上，穴板四角为四孔，陷驴足其中。有买肉者，随所买多少，以壶注沸汤沃驴身，使毛脱肉熟，乃刳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两日，肉尽乃死。”他描述那头驴“当未死时，箝其口不能作声，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惨不可视。”看到这里，我总是觉得毛骨悚然。人怎么能残酷到如此地步，你要杀人家，你要吃人家的肉也就罢了。还要捂住人家的嘴，剥夺其呼喊的权力，就连豺狼虎豹也不会这么恶毒。当遭受凌虐而又箝口不能作声时，一头驴尚且“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何况是万灵之长的人呢？
纪晓岚写这个故事是为了宣传因果报应。他笔下那个屠夫“后患病，遍身溃烂无完肤，形状一如所屠之驴。宛转茵褥，求死不得，哀号四五十日乃绝，”，并且断子绝孙。据说毛泽东也很爱看《阅微草堂笔记》。在他统治下，哪怕是那些曾为他打天下出生入死的骨鲠忠臣，也都被他折磨到生不如死，他有没有想到过一点点报应？对比来说，蒋介石对政治对手要宽容得多。即使这样，他晚年皈依基督，在士林官邸边上修了一个家庭小教堂，每日祈祷忏悔。而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似乎至死对他做的事没有一点点惭愧的表示。今天在一个叫“乌有之乡”的网站上，居然还有人还在歌颂文化大革命搞得好，赤裸裸的说“林昭活该”。也许毛泽东和他的崇拜者们真的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所以有人记得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和几位一同被监管的“现行反革命”、“走资派”每天除了时不时遭受讯问和虐待，还要被“劳教”。王佩英当时的状态是“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劳动的时候，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难友回忆，一连几天倒腾久存仓库并已开始腐烂的大白菜。偌大的仓库里，许多菜叶烂得黏呼呼的，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只见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再比如清理炉渣“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的时候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而且，甚至没任何人要求她，她默默无声闷头干着，别人并没有一直盯着她，王佩英完全可以偷偷懒。[3]
这时，王佩英的选择很像基督徒的宽恕精神，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给你打。又像佛家的以忍辱为修行，逆来顺受，毫无怨瞋。你让我劳动我就加倍的劳动，但前提是我不能作恶，不能撒谎，不能违背良心。当造反派逼她认罪的时候，她就表现出金刚石一般的坚硬。
非但遭到什么样的折磨都不认罪，而且依然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用造反派的话来说就是“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
她的难友们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都是类似前面提到的那些口号。当她们被看押一起去食堂的时候，王佩英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甚至在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几个日子王佩英应该是有所选择的。“更可恶的是，她于9月29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4]
而据难友的回忆，王佩英在食堂的时候态度非常的镇静。当食堂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接下来的遭遇，就是她被造反派七手八脚的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王佩英的难友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说“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
最后一次大概就在10月4日。此时，她已经没有可能慢条斯理的说话了，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这个口号今天看来是偏激的，但在那个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达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勇气。她就是要和这个癫狂的时代唱对台戏，你们越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她越是要说“刘少奇万岁”。
齐克琦、刘克英等牛棚难友们都曾劝她，你鸡蛋和石头碰，这是何苦呢？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据所有人的回忆，在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但最后有一次，只有这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她哭了。那一次，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5]
这时候极权体制在王佩英面前已经展现出最邪恶的面目。一个号称是在革命的政权已经没有道义和是非可言，强权可以赤裸裸的以人伦情感来胁迫一个女人放弃她的信念。
但王佩英不吃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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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凤凰卫视的“风范大国民”
[2] 有很多研究表明包括在如前苏联的极权体制国家，精神病院实际成为惩罚异议者的制度性犯罪，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极权的意志。比如贺子珍在被毛泽东抛弃以后，大概有些想不通的情绪，也是被送进精神病院。
[3] 以上主要是监友齐克琦的回忆
[4] 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
[5] 这一段为王冠云回忆，她文革期间是专业设计院留守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