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58年以后，张以成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后来知道大概是肝硬化一类的疾病，时常看病吃药，有时还要疗养。

与此同时，反右之后国内政治上的狂热性也暴露出来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运动显示出非常荒唐的一面，各个单位都大炼钢铁，连铁道部专业设计院也不干正经事，架起了土高炉，王佩英把家里的大铁锅捐出去给单位炼钢铁了。

不知张以成的肝病有没有转化成肝癌，但即使是在现在，肝硬化也是很难治的病。丈夫住院王佩英要去照顾，单位又经常值夜班，还整天搞政治学习，压力一定非常之大。以入党时组织对她的评价“斗争性不强”来看，王佩英对这种政治运动是有心理距离的。据一些同事回忆，那时候就象幼儿园这样的一个小单位也开始搞派性，几个党员搞成小团伙。可以想象，本来有些婆婆妈妈的人，脑子没地方用爱搬弄是非，这是很好理解的办公室政治。但当时的大政治气氛给这种猥琐的文化披上了崇高的外衣，一个小幼儿园也要斗争来斗争去。王佩英自然不会参与这些事情，可她又是个党员，所有组织活动都要参加，于是便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有些独来独往。有同事回忆说，那时的王佩英就是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在单位不爱多说话[1]。相信当时有一些人一定看她很不顺眼。

大约在1959年初的时候，有一件本来很小的事落到了王佩英头上，让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一天白天，小孩们被带到户外活动，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大概是为了擦卧具或者消毒。当她端着一脸盆热水，经过一个光线幽暗的过道到另一个房间去的时候，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毫无准备，避让不及，结果有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据高淑琴讲，小孩并没有受伤多严重，衣服脱下来，肚皮上烫了一小块红的。

这件事说来责任并不在王佩英，但对一些人来说却是整人的借口，一件小事按照“狠挖思想根源”的逻辑就可以上纲上线。据说在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王佩英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对这些欲加之罪，王佩英都没有辩解，只是保持沉默。

这些情况，放在1949年后的政治形式大背景下来看是毫不奇怪的。毛泽东在得天下之前为了赢得更多的同盟者，作为纲领和承诺，他提出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感。但当毛泽东的政权逐步稳固的时候，昔日的盟友就又成了要被铲除的对象。而这些昔日的同盟者或已经臣服者并没有行动对于政权的威胁可怕到足以发动社会运动的程度。这时“出身”，就成了动员群众斗群众的最有效意识形态武器。这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可以使一部分人永远成为一个社会的贱民，甚至转移社会矛盾和泄愤的对象。在59年之后，即使在一个幼儿园里这样的气氛也非常的浓重，王佩英一个意外的事故，居然和她的出身联系在了一起，加以发挥。

在此事发生之后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而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这显然是在政治上被打击的表现：从一个干部身份，到被安排去当清洁工。此时，以她要强的性格大概也不会去跟别人诉苦。张以成身体很不好，如果跟他说这些委屈，只怕会增加丈夫的压力。她只有一个人默默承担。

此时张以成的病情也在恶化，到了1960年就完全住院了。王佩英除了平时上班空闲的时候去陪伴丈夫，每个周末还轮流把几个孩子带去探望父亲。

1960年下半年，张以成已经出现肝腹水的症状。王佩英找了能找的关系，求医问药都不见实际的效果，只能暂时缓解张以成的一些痛苦。11月的一天，王佩英在医院陪伴丈夫。深夜孩子们都睡着了，大概凌晨的样子，张大中朦朦胧胧的醒了，感觉母亲坐在他床头哭。第二天全家都知道，父亲去世了。

很长一段时间，王佩英都有些回不过神儿来。她和张以成是自由恋爱，一路坎坎坷坷，什么样的危险都经过了，正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时候。结果病魔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没了，可想而知对她打击之大。有一段事，记在她的档案里。那是1961年的一天，王佩英到商场向售货员要了10朵白色的绢花。应该是想祭奠爱人，结果她把绢花包起来，没付钱转身就走了。售货员追出后把她送进了派出所，单位派人将她领了回来。显然，王佩英无论如何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到百货商店抢东西。可以理解的理由是，王佩英沉浸在对张以成的思念中，已经有些神情恍惚了。

张以成去世后家庭经济也非常困难。王佩英每月工资是48.5元，好在大儿子运生已经在政治学校工作，每月有37元可以贴补家用。但家里毕竟是有7个孩子的，生活非常拮据。几个月后，不得已把家里的保姆送回原籍。接下来，为了孩子上学、自己上班方便，调换了一处小一些、两居室的住房。

地下党时期张以成的上级、老战友曾洁光当时是北京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很同情她家里的遭遇，专门找到专业设计院的工会干部，请他们关心王佩英的生活。这样，组织决定每个月给王佩英额外补助30元，直到几个孩子成年。比起一般的家庭，城市的干部家庭还是相对优越的。不过王佩英因为疼爱孩子，在管理家庭支出方面不太算计。有一次领了补助后，她就去黑市全买了鸡蛋给孩子们吃。这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属于铺张浪费或者乱花钱的举动。

张以成病重到去世的阶段，也是大跃进灾难性后果开始爆发的时候。国家经济体系完全混乱，一方面农村生产被人民公社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放卫星又带来高指标的“征余粮”。对城市的基本供应还是保障的，但在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却已经相当普遍。当时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互联网，报纸上的宣传还是形势一片大好。

党内其实已经有了分歧。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耿直的彭大将军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意见。这本是一封私下的信件，出于耿耿忠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却龙颜震怒，利用党内的派系力量的矛盾，挑动对彭德怀的批斗。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将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彭德怀提出意见，原本是一次纠正党内错误的良好机会，但当时的党内风气已经发展到了唯毛独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那时刘少奇等高级干部并没有站在彭德怀一边，甚至说了落井下石的话。

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佩英也同样不了解。张以成去世后不久，她还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白瓷像放在家里。文革前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氛围还没那么浓厚，买毛主席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也说明了王佩英在那个时候的思想认识。张大中还记得，母亲刚买了这尊像后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同时，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的崇敬。王冠云回忆说，在1959年单位办的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庆祝会上，王佩英不叫刘主席而叫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孩子们比如大圃曾回忆，母亲在家里常爱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即后来被称为“黑修养”的。王佩英有时在家里会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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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树琴等幼儿园同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