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王佩英家庭的生活也像新中国一样蒸蒸日上。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楚和出生入死的考验之后，她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全家团圆，自己工作也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虽然物质生活还是清贫的，但应该说，这个时期的王佩英对生活有很强的满足感，除了工作上尽心尽力，守着一个家她也觉得很幸福。

1955年，王佩英跟随丈夫，带着全家从郑州搬到了北京,由郑州铁路局调到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在郑州局的时候，王佩英因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保管局里的印章和文件，类似机要秘书的工作。到了铁道部，大概是没有类似的工作安排，让王佩英到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这通常是一个单位安排家属的地方，整个幼儿园都是婆婆妈妈、没有文化的妇女，而只有她一个是党员[1]。按道理对王佩英来说这样的工作是有些委屈，但那个时代的文化强调的是“服从组织安排”。她一去接受的就是最困难的工作，担任哺乳班组长。因为那时候按照共产主义理念，单位的职工都是“公家的人”，56天以上的小孩就送托儿所。这个岗位非常辛苦，值夜班是经常的事。

不过，这阶段家庭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夫妻两人的工资相对过去宽裕了。张以成的工资有138元,王佩英有约50元左右的工资[2]。还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经济条件可以让家里请一个保姆。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即根据张大中的回忆是在到北京的幼儿园工作以后，母亲买了一件毛皮大衣，价格在一百块钱以上。这在那个年代还是个大件消费，所以张大中会记得这么清楚。或许此时，张以成也想慰劳一下跟着自己吃了很多年苦的妻子。

据张家孩子们的回忆，这个阶段家庭气氛非常欢乐，每个星期天全家都会出去游玩、野餐。天坛、地坛、动物园、北海公园这些地方都逛遍了。当王佩英和张以成带着孩子们无忧无虑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也许会想到当年夫妻流落北平落魄光景，也肯定会对生活充满感恩，对新旧社会的对比也会有很多的感慨。

1949年之后，生活是安定幸福的。王佩英平均每隔两年就会有一个孩子诞生，虽然大女儿玲玲很小就夭折了，但这时家里已经有了6个孩子。老大运生已是出落得一表人才的大小伙子，其他一顺溜的也在茁壮成长，作为母亲，王佩英非常的自豪。张大中记得，有一次王佩英和老大在里屋聊天，运生以大哥的口吻安排老二、老三、一直排下去，以后都让他们学什么、干什么，好像已经想到了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的样子，王佩英笑得非常开心。

但王佩英的心头还有一个痛处，就是当她想起早逝的头生女儿。那是她和张以成生活最艰难时爱的结晶，这个乖巧懂事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受苦，却一天好日子没有过到就去了。如今看到眼前这些调皮捣蛋的儿子们，用她的话说“一帮秃小子”，她只盼能再有个女儿。

真是天随人愿，到了1956年底，新年即将到来的12月31日，王佩英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次终于是一个女儿。孩子的名字是王佩英自己取的，叫可心。她高兴的把孩子抱到单位给同事看，并且一遇到朋友就说，这可真是可了我的心了！

这个幸福的女人，当时除了感恩，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她的人生已经太圆满了。

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王佩英作为党员肯定也接受了指示传达，不过她没有对党提出任何建议[3]。

据说“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 5 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把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到后来整右派，称作“阳谋”和“引蛇出洞”。

那个时期的王佩英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就是照顾好孩子和丈夫，基本上不关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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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王学联回忆，她56年到幼儿园担任副院长。

[2] 王冠云回忆，她当时是设计院的团总支书记。

[3] 王学联回忆王佩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对领导提意见，这表明她坚定地站在党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