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共产党的军队战胜国民党几乎已毫无悬念。

共产党夺取政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心所向，尤其是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朝气蓬勃的景象。王佩英回忆说“有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处处都是黑暗并有不平等的事情太多了，如果和共产党的政策来对比相差天地之远。”

这时，王佩英的第一个举动是投身工作。王佩英多年来在家是大小姐，嫁给张以成后心甘情愿做家庭妇女。除了为贴补家用去做小买卖外，她身上应该是有着比较强烈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主要职责就是相夫教子，即使张以成穷困潦倒的时候，她也没有自己出去工作过，大概是要考虑丈夫的面子问题。

1949年之后，大概受到新政权意识形态“劳动最光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影响，认为做家庭妇女是封建落后的表现。王佩英在自述中说她“离开家庭”，参加郑州邮局的工作。王佩英做工作非常认真,她说自己“业务不熟悉只有埋头苦干，有时带病亦上班，处处愿做一个模范”。她还参加了邮务培训班，“毕业成绩是85分”，应该是比较好的。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邮局工作期间，张以成不支持王佩英入党。她在1950年的自述中说“局长和同志们口头奖励并且还争取我入党成为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但以成对我不大关心，所以不向邮局做证明，以致我至今尚未入党”。

在所有朋友们的回忆中，都说王佩英和张以成夫妻感情非常深。可为什么这个阶段王佩英要说张以成对她“不大关心”呢？笔者推测，这说明王佩英的转变之大，让张以成一开始很不适应。多少年都是围着丈夫孩子转的家庭妇女，即使她支持地下党的工作也都是一切以张以成为中心。1949年之后，一下子受“新中国”的鼓舞成了工作狂和积极分子，整天想着工作和学习，张以成大概是猛然之间有一种男人的失落感。他们夫妻之间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也产生了一些小矛盾。

其实王佩英依然是很顾家的。这段时期，张以成的母亲搬来郑州同住，大约是张以成想尽孝心。张以成外甥女刘英回忆，每次吃饭王佩英都是尽着婆婆、丈夫和孩子先吃，自己甚至饿肚子。刘英当时全家还没租到房子，5口人都住在王佩英家。王佩英家里租的房子也并不宽敞，但她作为主妇对丈夫家的这些亲戚毫无怨言，而且热心帮助。

但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到了1950，即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的当年，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宣誓“我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教育下使我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并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超过七千二百万，在1950年却只有500万，确实有很强的“先锋队”色彩。王佩英这一长串不加标点、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宣誓，代表着她当时很虔诚的心愿。

有一段旁证是，在入党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关于王佩英祖传宅子的事情。到了文革中，单位派人去开封外调，这时王佩英祖传的宅子已经在别人的名下。[1]张家孩子当时都年幼，不大记得宅子是怎么处理的。大嫂杨永茹回忆说，大哥张运生曾跟她讲过一个版本的故事：王佩英入党后就“把房子捐给组织了”，原因是她认为“共产党员不能有私产”。[2]以王佩英的房子在三十年代出租每间每月可获得20元租金计算，如果连同主人自住的房子大概每月租金不会少于25元。以房子的价格等于5年的房租计，这个房产大概在当时能卖1500元。考虑急于出手等原因，大概最起码也可卖出千元。有几个理由是可能让王佩英这么做的，一是那个老妇人也许已经过世了，王佩英大概觉得再也不会回开封了；二是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组织的人”了；三是共产党实行配给制，倡导的理念又是组织管生老病死。她当时对共产党满怀信心，没有留着老宅子的必要。这符合王佩英一贯的性格，认准的事情，九头牛拉不回。她爱上了张以成，就把自己全豁出去了，跟他再苦也心甘情愿。她加入共产党也有这样一种托付终身、以身相许的坚决。

另一个版本的介绍，在后来对王佩英的外调材料中可以找到。这份材料中说，王佩英在1953年为了躲避土改，把20多间房卖了2000元，用于“自己享受”，还在后面下结论说这是“剥削阶级的本质，唯利是图”。这份材料出于构陷王佩英的“剥削阶级出身”，所以有很多不可信的地方。比如评估1942年-1948年之间，房租收入每月“折合面粉约480斤，现金约84元”。这结合这段时期对王佩英夫妇生活水平的评估，显然是过于夸张了，有刻意要把王佩描绘成剥削阶级的倾向。但其中提到1953年卖了一批房，有一定的可信度。

可以确信的是，到了1953年，按外调的说法，王佩英父亲遗留给她的房屋四十多间，土地四十三亩，只剩下二十多间房子，土地都没了。也就是说1949年前的这几年中，王佩英当卖房产土地，支持张以成和地下党的工作是可信的。

另外，王佩英卖了开封的祖宅之后，都是单位分配住房或者租房子，并没听说在郑州或武汉买房子。从其他亲友的回忆中也表现出这段时期生活清贫，没有挥霍的迹象。那么她卖了最后老宅子的一大笔钱，是在她正式入党后的头一年。她至少把一部分或一大部分捐给党组织交党费，作为一个当时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王佩英入党转正本应该是在1951年5月，田贵勤回忆是在汉口铁路分局办的。不过在她档案中查到另一条记录“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候补延期一年，到1952年5月才正式入党。还有一条组织意见，是说她“斗争性不强”。这种评价显然是严厉地批评，但从王佩英的性格而言，她并没有错。“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和“斗争性不强”都反映出，从一开始王佩英就没有赞同共产党内部一些极左倾向的作风。王佩英入党申请中表达对入党的理解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恰是王佩英天性中的与人为善。共产党中左的思想一直是强调“斗争哲学”，有些人参加革命是出于仇恨和报复的欲望，在斗倒了外部敌人之后还不过瘾，人民内部又要分出三六九等，相互斗得你死我活，这种哲学和王佩英的天性是不吻合的，这是王佩英所理解不了的，自然就是“认识模糊”。王佩英对革命的理解是爱和同情，是为人民服务，是保护被侮辱和践踏的人。这对于理解为什么当文革把中国变成一架绞肉机时，王佩英会站出来做最坚决的抵制有很大的意义。那时候的王佩英，就已经很有自己的立场了。

“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也很好理解，王佩英的出身和她的教育背景，使她和一些以“大老粗”为标榜的革命者很不一样。注重仪容、穿着干净整洁，这在一些“无产阶级”眼里自然是虚荣的表现。所谓“爱面子”，换个角度说就是有尊严、有荣誉感。只有有尊严和荣誉感的人，文革时看到人们早请示、晚汇报，相互检举揭发的丑态才会感到强烈的恶心。而“接受意见不虚心”关键要看什么样的意见。对于自己内心不能认同的意见一定要做出虚心接受的样子，那不叫“虚心”叫“虚伪”。

从整风运动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动员仪式，甚至是整人工具。掌权者想整谁就可以批评谁，同时被整者必须低头认罪，也就是自我批评。这背后是一套权力秩序和意志，越在权力系统底层的人越没有尊严。而比如毛泽东，他可以批评别人，偶尔也会轻描淡写地自我批评，但没有人可以批评他。

王佩英当时在理论上大概并没有什么深入的想法，但她在天性上和这一套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当然她是热爱共产党的，她对党的理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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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韩景淑的外调材料

[2] 张运生是长子，大概对他母亲是比较了解的，而且他在50年已经10岁可以记事，应该有较大的可信度。笔者向田贵勤求证此事，她表示并不知情，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以王佩英的性格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