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社会”语源考》中，我指出：“黑社会”一词，最早要到80年代末才出现，在2002年公安部推出的“打黑除恶”行动之后成为流行语。这个词以及由此而来的打黑行动，具有浓厚的文革气息，是典型的文革式的运动式政治与思维。“黑社会”一词的泛道德主义倾向、泛政治倾向，遗留了文革时代政治斗争的流毒，不应该作为一个司法概念，因此，建议在刑法中取消“黑社会”这样具有泛道德主义、泛政治倾向的词汇。
所谓“黑”，究竟是指颜色，还是指“秘密”，抑或是指“邪恶”、“反动”？或者是别的什么？在日常用语中，这样的模糊并不构成交流障碍，因为这是一个互动的面对面的世界。但作为司法概念，尤其是刑法中所启用的重罪“罪名”，就大成问题。一个严格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司法概念，尤其是刑事罪名，应该外延明确，内涵清楚，语义应该是精确的，具有技术上的准确性与可操作性，这些应该是立法常识。但显然，“黑社会”一词在语义上是模糊的，尽管在俗语中有所谓“黑白分明”，但这种“分明”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边界，无法进行技术上的界定与划分。司法过程所要求的技术性、中立性与严谨性无法确保。
也许，立法过程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刑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使用“黑社会”罪这个概念，“黑社会”罪名只是通俗称法。在中国的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这一通俗罪名的正式表达是“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法》第294条）。
《刑法》中没有“黑社会”罪名，有的只是“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这种概念上的差异，绝对不仅是表述上的通俗与正规之间的差异，乃是性质的差异。“黑社会”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
“黑社会”罪这种通俗说法与《刑法》中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完全是两回事，需要严格区分。尤其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罪名被笼统加之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并进而被当做“黑社会”而处之以极刑。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刑法》等相关法规不用“黑社会”而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个并不顺口的概念？笔者视野所及，没有得到相关的解释、说明，也无法推测立法者的初衷所在。但仅就语义角度而言，“黑社会”这一概念的上位概念是“社会”，而“社会”必然是一个综合的巨大系统，按社会学的说法，一个社会至少需要具备四种功能才能存在，即适应（经济的）、目标（政治的）、维持（价值的）与整合（规范的）（这是依据帕森斯的说法），也就是说，“社会”必须具备经济的、政治的、法规的与文化的四个子系统才能构成。如果依据这种严格的结构主义定义，“黑社会”概念在中国就是一个无对应物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个“空集”。
自然，《刑法》中不可能使用这种虚幻的“空集“概念，这也是我以为“黑社会”不被当做严格司法概念的原因。
而“组织”是具体的。刑法使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名，其关键在“组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组织”犯罪。就社会学视野看，“组织”只是一个具有某种特定目标的社会集团，而“社会”的目标必然是综合性的。也就是说，“组织”目标单一，有特定的功能；而“社会”目标综合并复杂，其功能也是全方位的。这是“社会”与“组织”的最基本差别。《刑法》等不用“黑社会”，而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这一点上看，似乎是严谨的。
但“严谨”仅仅到此为止。目前刑法上所使用的概念“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存在严重的语义模糊与逻辑混乱，且其在罪名的界定上存在着巨大的逻辑断裂与漏洞，这种严峻的语义问题势必影响到具体的司法过程，目前国内“打黑”中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此。
首先是就是概念界定的上的逻辑断裂与漏洞。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一概念，其上位概念是“黑社会”，必须首先界定“黑社会”这一上位概念，“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概念才能获得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才是有效的。但是，似乎没有任何法规与司法解释对“黑社会”作过严格的界定——无论是其外延还是内涵（也许是本人所见不多，请知情朋友教之）。《刑法》中的表述“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没有对“黑社会”做界定，而是直接以例举的方式说明那些情况属于“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但这种连“黑社会”是什么都没有交代清楚，又如何判定“黑社会性质”呢？“主体”不明，“性质”焉附？！这样的逻辑断裂与漏洞，为司法实施留下了巨大的任意裁量的空间，在具体司法过程中，法官们也就往往把“组织犯罪”当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而政客们也正好利用这样的“自由空间”大打“扫黑”牌，树政绩、抢风头，刮资源。
第二，就是《刑法》以及相关的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在核心概念上也是语义模糊，逻辑混乱，无法为具体的司法过程提供严谨的法律依据。
《刑法》第294条规定的文本是：
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如上所述，《刑法》这一款并没有就什么是“黑社会”做出界定，“黑社会性质”究竟何指也没有做出严格的说明，包括外延与内涵，而是以例举的方式说明什么行为应该纳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在这样的表述中，“有组织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无法严格区分，极端不严谨。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就“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作了解释（2002年4月28日通过），如下：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这个解释强调必须“同时具备”以上四条特征，才能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看似较为严谨，具备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但仅从语义层面看，其中模糊之处十分严重，且处处自相矛盾。很多概念的使用可以说根本就不具备司法概念的明确外延与内涵。如第一条所说的“人数较多”，其界限究竟画在什么地方？是三人、五人抑或十人？第二条、第三条都使用了“或者其他手段”这样模糊的说法，在这两条中，“其他手段”显然是指“违法犯罪”手段之外的活动，这样宽泛的外延，甚至连“合法”的手段也可以纳入其中，比如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获得的利润之类；此外如“为非作恶”、“称霸一方”这样的泛道德性词汇、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边界的限制；而“欺压、残害群众”中的客体“群众”，其外延究竟是指某个具体的公民个体、还是指某个可以确认边界的群体？何谓“群众”，其内涵究竟是政治定性，与党团员、无党派、民主党派相对的无政治成分的无名人士，还是指与“领导”、“干部”相对的阶层、阶级或者团体？抑或是特指某个集团？“群众”是否需要数量上的界定？
第四条表述同样留下极大的漏洞，“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二者并列，后者显然并非指“违法犯罪活动”。这一条中的“重大影响”说法，在这段表述中显然也是与“非法控制”有别的另一类情况，也即可能是完全合法的情况，以如此“合法”行为造成的“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作为黑社会定罪标准，岂非怪事？！
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应该具有原则性与指导性，而非事务性，因此在对任何司法概念的解释中，应该严格使用规范性定义，而不能以描述、列举方式进行说明。作为规范性的概念界定，从语义角度讲，必须外延清楚，内涵明确，逻辑周延。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这一概念而言，必须首先确定“黑社会”这个上位概念的内涵，何谓“黑社会”？而后，在具体表述中，对这一概念的外延的表述必须构成逻辑上的并列并穷尽关系。但上述四条解释不仅在逻辑上无法构成并列且穷尽关系，且互有重复、冲突，相互之间存在这矛盾。这样，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如果必须同时采用上述四条标准，其结果就是思维混乱。而强行以此标准来衡量“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往往就弄成罪名叠加，上述四条中任何一条提到的罪名，都可以成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律师界已经注意到，被归入“黑社会”罪名的各类罪名达56项，而赵长青教授在为重庆打黑案中的黎强一案辩护时，也指出，被指控为黑社会罪的1849项证据，“无一能证明”黎强罪行的“黑社会性质”。
以这样一个语义模糊、逻辑混乱的罪名，进行国家治理，只怕要离所谓的法治进程越来越远。在事实上，以打黑为名，制造的一起起冤假错案已经引起人神共愤。无论是通俗意义上的“黑社会”，还是严格意义上的“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从语义角度看，都是含义模糊、无确定性，作为司法概念应是无效的。故本人认为，“黑社会”罪名不能成立，应予以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