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报道，陕西省政府曾发公函给最高法院以干涉司法的丑闻，日前又有新进展——在陕西省政府所干预的这起涉及价值3800亿元采矿权的民事诉讼中，因为一直坚持和陕西省政府的下属事业单位打官司，陕西凯奇莱能源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发琦被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以“虚报注册资本罪”之名逮捕，这家公司也因此被勒令注销。说白了，陕西省政府在干预最高法院司法活动的行径被曝光后，终于使出了“杀手锏”，动用本身的警察力量直接下手，让官司的一方彻底失去任何诉辩机会。

为了让大家明了这起官司的来龙去脉，我根据媒体报道复述如下：2003年8月，凯奇莱公司与西安地勘院签订勘探合同，约定在后者有探矿权的一区域合作勘探煤资源，凯奇莱公司向西安地勘院支付1200万元，占合作项目80%股权，之后，该勘查项目出结果，在勘查区域发现了价值3800亿元的19亿吨动力煤资源，看到这么丰厚的结果，陕西省政府发内部机密文件，称这种探矿权要经省政府审批才能转让，西安地勘院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双方为此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在凯奇莱公司一审申诉的情况下，陕西省政府发政府函件向最高院施压，逼迫最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陕西高院重审，媒体揭露此事后，陕西省政府以凯奇莱公司虚报注册资本为由，将该公司撤销，并将公司老板逮捕。

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透过这个故事的过程和背景，人们不仅看到了陕西省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刻意打压民营企业的心态，也看到了该政府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甚至不惜动用权力施压最高法院的丑态，还看到了该政府为了维护一己私利不惜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刻意打压民事纠纷一方的黑社会作派。

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此案的争执焦点，就是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的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应当得到执行。毫无疑问，西勘院取得了探矿权在先，两者据此签订合同探矿协议，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没有理由认定无效。至于陕西省政府后来发内部秘密文件，要求这种矿权转让必须报批，这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也是对先前已有民事权利的粗暴干涉。要是按照陕西省政府这个逻辑，今后任何人签订民事合同，只要陕西省政府想干涉，就发一纸内部文件规定这种合同所涉及的权利转让必须事先报批，那么，陕西省政府的市场经济秩序还有什么保障可言？在这个省，岂不是一切经济行为都会陷入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不确定状态？

就一起具体的民事官司，陕西省政府发函给最高法院，不管它的措辞多么谨慎，不管它的用语如何圆滑，这都不能改变一个性质——非法干预司法。因为，在审理一个民事官司时，原被告双方都处于平等的诉讼主体位置，一切是非，法院自然能够判断，陕西省政府既不是案件当事人，也不是证人，凭什么发个文过来横插一杠子？这不是非法干预司法，又是什么呢？

从事实本身来看，西勘院已经取得了探矿权，它作为一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机构，虽然是事业单位，但这毫不影响它作为权利主体对权利的行驶，只要这种行使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就可以。陕西省之所以发一个内部秘密文件，说白了就是看到探矿出了重大成果，怕肥了作为合同一方的“外人”，就直接以行政权力粗暴干涉合同效力。实际上，这块肥肉后来在陕西省政府的干预下，又以第二份合同形式转让给了一家名为港资、实为与该省政府有神秘关系的一个女人所控制的公司，就更暴露了陕西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黑幕一角。

如果说，陕西省政府以政府公函形式向最高法院施压，还只是体制内权力部门间的侮辱，还算是一种“文”的方式干坏事，那么在官司进行之际，陕西地方政府先是对凯奇莱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后干脆动用警察把公司老板抓了，这种动“武”的行为，则充分暴露了陕西省政府“软的不行来硬的”的流氓心态和黑社会性质的行径。

中国有句古话：“有力别与坡斗，有钱别与官斗。”意思是说，一个人再有钱，也无法与官府相斗。这本来是批评古代社会政府动用权力残酷压榨、压制民间的现象，但现在看来，至少陕西省政府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公权力的可怕，看到了政府机关借助公权力沦为黑势力的端倪。几年之前，陕西省政府已经在周老虎的问题上，因为努力忽悠公众、竭力掩盖丑闻而给大家留下了可耻的印象，这一次，它是不是变本加厉欺负法律和公众呢？

中央领导人常常强调，政府官员应该时刻记得“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不知道陕西省政府有没有弄明白什么叫为民谋利、为民用权，我只是想告诉这家政府的官老爷们，一切没有保障的“为民”口号，都是虚幻的，要真正做到为民，首要的，就是严格遵守法律，把法律当成民众的利益和意志，才是为民服务。如果在需要的时候就拿起法律吓唬百姓，在不需要甚至嫌法律碍事的时候就直接踢开，甚至不惜赤裸裸地干涉司法，这断不是真正的“权为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