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间的壬辰之战，历史学界以“事后”眼光，提出所谓这一战为此后三百多年东亚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似乎算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但历史上的认知或许有些不同。尽管战后三国之间获得了某种暂时性平衡，“失败”的日本国内却酝酿着更强烈战意，而“胜利”的大明帝国却沉浸在喜庆之中，除了留下一些文献性记载，如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等，关于这场战争，少有反思。
倒是产生了一些“意外成果”，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虚构作品颇为流传，如《斩蛟记》、《莲蘘记》、《水浒后传》、《野叟曝言》等，不过，就算将此后清朝的这类文字纳入考察，相较于日本、朝鲜，其“产出”还是很少的。韩国学者崔官在其《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中，曾遍举所见日韩文献，可以见出这种差距。不过，关于中国，他遗漏了一部著作，一部与这场战争相关的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下简称《西洋记》）。
崔官遗漏了这本书，大约是因为这本书叙述的是郑和故事，就故事本事而言，自然与壬辰战争无关。但这仅是表面，如果细心究解，则这本书正应该纳入壬辰之战的反思之列。
《西洋记》自序写于万历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距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五年。作者罗懋登自序其写作意图，说“今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明确指出这部书的写作与壬辰战争（东事）有关，且在其中还发了一通宏大议论：“恭惟我皇明，重新宇宙，海外诸番，获睹天日，莫不梯山航海而重译来朝”，“矧举海外大小三十余国，尽匍匐罗拜之罔敢后，自非圣德际天蟠地，昭揭日月，而胡极天所覆，极地所载，极日月所入，文命诞敷，帖尔效顺，致令二百年余……”云云。
其实，此后的文人们也多是从这个角度解读的，俞樾较早留意这部小说，在《春在堂随笔》中，他说：“此书之作，盖以嘉靖以后，倭患方殷，故作此书寓思古伤今之意。抒忧时感事之忱。三复其文，可为长太息矣。”俞樾对这本书所内涵的“深意”深有同情，以为至少可以当做一部“准历史”性著作来读，虽然对其文字水平颇多不满。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延续着这一思路，也说：“盖郑和之在明代，民声显赫，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倭寇甚殷，民间伤今之弱，又为故事所囿，遂不思将帅而思黉门。集俚俗传闻以成此作。”
以研究中外关系史著称的历史学家向达，也是将这部小说当做历史读物来对待的，他最早指出，《西洋记》一书，大半根据随行郑和的马欢所著《瀛崖胜览》演绎而成。小说史家赵景深则进一步考证，指出其所引用的史料还包括费信的《星槎胜览》，并一一比勘书中讲到的四十几个“西洋”国家、地方，如灵山、昆仑山、重迦罗、吉里地闷、麻逸冻、彭坑等等，且为这些地名找到相对应的英文，如金莲宝象国为Champa Cannauh Nuitracan，灵山为Pulo Condore，爪哇为Jawa等，以证实其确有其地，确有其事。他还对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场景与史料所载进行比较，指出尽管小说多涉虚幻荒诞，但主要事实却都有据可考，有线可寻，只是一些文字上的改造，因此，小说虽然是神魔体裁，但作者在里面穿插着当时人所了解的西洋知识，代表着明代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先生也强调这部小说的历史内涵，他对这部书中故事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史料检查，认为其所引用的材料，比后世所见的航海材料远多，不仅采择了马欢的《瀛寰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还有巩珍的《西洋番国录》，陆采的《冶城客论》等等，小说还广泛采纳了明以前的有关著述，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赵汝适的《诸蕃志》等书，因此，郑一均先生认为，这部书“集中反映了明代以前中国人民对海外广阔天地的知识水平和认知程度。”
这种解读思路延伸至当代。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推出这本小说，陆树芲、竺少华在前言就如是说：作者对于严重的倭患表示极大的关注和不安，对执政当局在外患面前显得软弱无能深感不满，“他演义郑和下西洋这件盛事，在于希望执政者能以历史上英雄的业迹自励，重振国威，希望能有像郑、王这样的将帅，威震海表，消除倭患。这种忧虑，愤懑和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情绪和愿望，具有积极意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且请季羡林老先生写序，季羡林先生尽管对其艺术水平评价很低，但也是将其纳入这一思路，序言说：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对异域和异物渴望探求的习惯，这部书就是这种传统中的一部分，是《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记》、《十洲记》、《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以及张骞、甘英等探求外部世界的大传统之一环。尽管它并非严肃的历史记叙，但“还能从里面了解到，到了对外国已经有了比较精确的知识的明朝，一个作者怎样把现实成分与幻想成分结合起来创作长篇小说的情况，这也不无裨益的。”
季先生所说的“对外国有了比较精确的知识的明朝”，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勿论。不过，这部书可以作为明代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材料来解读，却几乎是学界人士公认的。
这部书所描写的西洋，不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而是《西游记》中所描写的“四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洲、南膳部洲、北俱芦洲——组成的世界。尽管此前郑和下西洋前后留下的航海针经、船脚水程等等工具性文本不少，坊间也颇为流行，小说中也借由燃灯佛祖转世的金碧峰长老之口，向大明天子出示过这种册页之类的印刷品，但这些“技术性”描述，似乎很难满足小说家的胃口，大约更难迎合市民们的趣味。小说描写“下西洋”的航程，基本上遵循郑和路线，由扬子江出口，一路往东，过日本扶桑、琉球、交趾等地，但也有不少虚构的成分，比如说过了广东海域之后，就是八百里软水洋，然后是五百里吸铁岭，再过去是一千里红江口，三百里白龙江之类。小说描写的西洋，其实指的是一般所说的南洋，他把这些地方列在西牛贺洲的范围，说其中有金莲宝象国、宾童龙国、罗斛国、爪哇国、西洋女儿国、苏门答腊国、撒发国、忽鲁谟斯国、古俚国、阿丹国、金眼国、丰都鬼国等等“十八国”，大大小小的番国蛮夷。这些“西洋外国”，各有奇风异俗、珍稀土产（对这些朝贡方物的描写确实都有文献依据，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民俗、人类学资料），这些海外国家中，神妖混杂，其中有“一等草仙、鬼仙、人仙、神仙、地仙、天仙、祖师、真君、中品、天尊、一个个都会呼雷吸电”，还有各种僧人，“一个个都解役鬼驱神”等等——当时人们想象自己身处的世界，都是神魔混杂的，其对外部世界的想象，自然也就难另有境界了。
《西洋记》中充满了各种“难行”的描画，极力渲染“下海”的危险艰难，一方面算是写实，一方面也是替这次海上远征的英雄壮举做必要的铺垫，为此，对于那些虚构的险途，就不免要发挥其生花妙笔与大胆想象了。如描述软洋滩，说是，“九江八河，五湖四海，那水都是硬的，舟船稳载，顺风扬帆。惟有这八百里的水，是软弱的，鹅毛儿也直沉到底，浮萍儿也自载不起一根，却怎么会过去得？”。
尽管传统中国并没有圆型地球学说，但任何玄学系统对世界的想象，都需要一个完整的轮廓，所谓天覆地载，有始有终。为了说明郑和远航已经穷尽世界，《西洋记》又把“天方国”纳入西洋诸国之中，算是将西方极乐世界——天国——也包囊进来了，同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边缘，以表示世界的终结。小说写道，到了天方国，已是“西天尽头路上，小臣们心不肯服，勉强往前再进，不觉得撞进了丰都鬼国，拜见阎罗天子”，接着就是长篇的地狱景观描写。还加上一个“尾闾”，所谓海洋的泄水口，是海水最后的归宿之处，也是人类世界的尽头，小说言之凿凿，引经据典，声明这是“据书上记载”的。这样，天堂、地狱、人间一一铺展开了——外部世界的探险于是穷尽，一个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古典世界模式，也在这样的叙述中，得到完美的展示。
这部小说写作期间，西方地理著作虽已传播中国，但作者并未接触或接受，在他的描述中，传统中国“海客谈瀛洲”式的世界模式，具备逻辑上的周延，不仅涵括了中外一体的空间秩序，也囊括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序列。这样的宇宙是完美无缺的，而这也是国人引以自豪的世界模型，在这样的完美图式中，西洋航海探索发现的点滴知识算得了什么？！
历史学家很容易以自己时代的知识解说历史，郑和故事因此被描述为一次海上探险与远洋商贸行动，但如果将其放入万历年间的传统世界图式中解读，郑和故事就不仅仅是一场海上探险壮举，更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伟大远征。
借助佛力，郑和船队越过八百里软水洋、五百里吸铁岭，来到此行第一站。见“海口上有许多的民船，岸上有一座石塔，塔下有许多的茅檐草舍”，侦探报告这是金莲宝象国的哈密西关海口，郑和于是下令“先取金莲宝象国，建立这一阵头功”。尽管对方守将以“地分夷夏，天各一方，两不相干，焉得领兵犯我境界”相抗议，但天国大军并不理会，要人家“奉上通关文牒，献上玉玺”，否则武力剿灭。几场“恶战”下来，金莲宝象国当然只有败北，只能奉上土仪，写下降表，臣服纳贡。降书文字中写道：“窃闻天子者受天之命，为天之子，内主中国，外抚四夷，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坠，莫不尊亲”，先是将华夷秩序宪章条文恭抄一篇，惟恭惟敬一番，再表示“永作外藩，时输内贡，矢心惟一，誓无二三”，老老实实做了中华的附庸。降表之外，当然还得开具纳贡清单：“黄金一千两、白金一万两、活猪三百口，活羊五百牵……”。
郑和远征第一站算是锅满瓢满，头功告成。
作者以巨幅篇章描写了郑和船队对爪哇国的征服，其中神妖斗法，韬略谋划，琳琅满目，颇费了一番心血，不论。
擒获爪哇军众之后，作者写道：王爷（副元帅兵部王尚书）要报复爪哇国王目无中国，对元帅郑和说：“我和你今日若不重示之以威，则亵天朝之闻望，动远人之觊觎”，于是，将三千名番兵“尽行砍头，尽行剥皮，尽行剐肉。多支锅灶，尽行煮来。即时报完，即时报熟”， “三宝老爷吃了一双眼珠儿起，依次分食其肉”，三宝元帅带头起吃，天国将领瞬间就将爪哇国三千番兵尽行“烹而食之”！作者行文至此，似乎少有的得意欢快，止笔不住，笔下一滑，接着又美滋滋地加了一句：“至今爪哇国传说南朝会吃人，就是这个缘故。”
这段恐怖的血腥描写并非虚构，一样有所依据，《星槎胜览》和《殊域周咨录》都有记载，不过是元世祖派遣史弼、高兴征爪哇时期的事：“番兵百万余众悉败走，乘胜长驱，生擒番人而烹食之，至今称中国能食人也。”
“中国能食人”在这本书中以一种得意洋洋的轻俏笔法写来，在现在的读者看来，简直是野蛮之极，污我中华，然在当时的读书人与听书人看来，不如此则不足以显我大明威风，扬我华夏战力；不如此则不足以慑服夷狄，威震海外！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描写，不仅是写实，也是在抒情，想必作者写来也是满腔豪迈！读者听来也必然是大呼解气！
作者津津乐道于“食人”故事，并非意气，而是有所辩护。小说正文当然不便直接表达，但在序言中，作者却借他人发难而多有争说：“说者又谓：王者不治荒夷，九重一怒，势必沟血枕尸，皆旅獒明教，不几污杀青。余曰，是不然。开辟之主，贵在宣威，守成之君，戒于好大。”显然，小说以远征蛮夷的战争为主线编织故事，与作者这种不顾血流漂杵也要维护开辟之主的业绩武略有直接关系。
这样一路征讨，一路将西洋诸国招降慑获，顺便收取贡物，征服叛乱。一路也借这些蛮夷之口宣扬“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天下主义”，宣扬“有中国才有夷狄，中国为君为父，夷狄为臣为子”的华夏正统观念，郑和故事乐为国人所道，大约与此有关吧？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神话传说借助通俗读物积淀在历史记忆中，“中国居内以制外，夷狄居外以事内”，“明王大一统，率土无二臣”之类，也借助《西洋记》这类评话而成为大明帝国臣民们的思维定势，所谓“自古到今，都是如此”——小说深度塑造着他们的意识形态，塑造着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
像三宝太监下西洋这样的故事，不仅老百姓喜欢看，帝皇们也津津乐道。明朝太监刘若愚《酌中志余》记载：“上（明熹宗朱由校）创演水傀儡，所演有方朔偷桃，三保太监下西洋诸事”。钱曾《读书敏求记》写道，“三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评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所谓“俗语流为丹青”，就是指这些荒诞不经的演义最终会进入官方的主流的思想，变成国民的普遍认知，汉语俗语中留下的“爪哇国”一词就是最好说明。《词源》“爪哇国”一条的解释是：“远在海外，古代交通不便，视为渺茫遥远的地方。因以喻虚无之境或极远之处”，并举《水浒传》例：“那怒气直钻过爪哇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
尽管传统文人鄙夷小说评话之类，但从其影响看，它未必因其遭受贱视就了无影响，作为市井消遣，这些通俗文学的流通，往往比典雅华章的经史子集要广泛得多、普及得多。演义评话等文本借助民众对故事的兴趣，激发其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其思想趣味也随着小说的流播深入意识深处，成为其认知外部世界的思想底色，并深刻影响其行动。
梁启超很早就关注小说的这种社会功能，鲁迅更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鲁迅说：“在这书中，虽然所说的是国与国之战，都是中国近乎神，而外夷却居于魔的地位，……不过此书之作，这也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因为郑和之在明代，名声显赫，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东南方面，倭寇猖獗，民间伤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做了这一部书。但不思将帅，而思太监，不持兵力而持法术者，乃是一则为传统思想所囿，一则明朝的太监的确常做监军，权力非常之大。这种用法术打外国的思想，流传下来一直到清朝，信以为真，就有了义和团实验了一次。”
三宝太监的英雄史诗过去了，但通过这些演义故事、通俗读物等，他们的某种“神魔”形态会沉淀下来，渗透人们的日常语言，成为人们思考与言说的基本概念，有时免不了会沉渣泛起，化为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