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远闻新声”
摘录：在康熙看来，噶尔丹最大的威胁，是对蒙古各部族的“煽惑”，也即蒙古内部的统一趋势将动摇大清根本，因大清的崛起取决于满蒙结盟，其对中原帝国的有效统治也赖于这一联盟。他还说，“本朝不设边防，赖有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也就是说，控制蒙古，乃是其对整个中亚局势有效控制的前提，蒙古是大清的西北长城。
对十七世纪大清帝国对外战略的认知，如果放在全球史视角看，大清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如果将视角转向内亚，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则远为复杂——历史研究的责任就在重建这种复杂关系——过分简化的历史解读无异于智力犯罪。
多边关系中的内亚三角
事实上，十七世纪大清在北部疆域所面临的局势，绝非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双重三角”的多边关系——这里所说到的“双重三角”，包括“内”“外”两重框架——其外三角，为俄罗斯——大清——蒙古；其内三角则是以蒙古为轴心，为准噶尔——喀尔喀——漠南蒙古内部关系。内三角局势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着大清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折冲、制约着大清的帝国家战略，甚至影响着十七世纪后半期至十八世纪前半期大清帝国的统治，以及整个中亚的局势。但这种认识要直到最近学术界的内亚视角出现后才清晰呈现出来。
这里所谓的内亚，指的是夹在大清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蒙古诸部落。自蒙元帝国崩溃后，蒙古诸部处在一种各自为政、割据称雄的无政府状态。依其地理分布，大约分为漠南、漠北与漠西三部分。漠西蒙古称卫拉特，以准噶尔为中心，西方一般称之为厄鲁特、卡尔梅克；漠北蒙古即喀尔喀部落，分左右两翼，他们散布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一带；外贝加尔地区的则是漠南蒙古，他们的势力范围一直向东延伸至辽河流域。
漠西蒙古分为四部，包括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与和硕特部。其中土尔扈特部最初定居准噶尔，十七世纪中叶迁移至伏尔加河下游，十七世纪末游牧到伏尔加河河口及乌拉尔河流域。和硕特部此后也南迁青海，留下的称小和硕特部，在十七世纪30-70年代，这四部便由准噶尔、杜尔伯特、小和硕特以及辉特组成。1672年后，噶尔丹成为卫拉特诸部首领，统一了准噶尔地区、天山南北，且向中亚地区扩张，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在其领导之下，准噶尔汗国迅速壮大，成为中亚细亚强国。其极盛时期的势力所及，东起杭爱山西侧，西至卫拉特本部、中亚一部分，直至欧洲东南部的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北抵额尔齐斯河中下游的托波尔河，南至青海，与印度接壤。
噶尔丹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和军事才华的政治家，他的战略目标是统一蒙古诸部落，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荣光。
漠北蒙古一般称喀尔喀人，从地缘政治看，他们既处在蒙古诸部落的中间地段，也横亘在大清与俄罗斯两大帝国之间，其在中亚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他们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知。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人，他们同样继承了蒙古部落的征战精神，他们是一群野心勃勃的战士，有着统一蒙古诸部并独霸中亚的雄心。
漠南蒙古1636年，在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诸部落奉大清为可汗，为最早归顺大清的蒙古部落。
蒙古部落的统一之路
蒙古诸部落自元后一直处在分散分裂状态，但部落统一之路却始终没有终止。内亚国际局势的变数以及整个亚洲国际关系的变化，都受这一因素的影响。
入主中原后，满清对漠南蒙古的控制一步步强化，其势力自然也在向漠北蒙古渗透。独立的蒙古诸部为此深感威胁，所谓“唇亡齿寒”。诸部落贵族感觉必须结束内争、巩固秩序、建立统一政权，这就是1640年的卫拉特和喀尔喀诸部落的大会盟。
这次大会盟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法典的主题包括调整各部落关系，巩固统治，推崇黄教，最核心的还是在共同对付外敌——所谓的外敌，自然是指兼并了漠南蒙古并直接威胁到漠北蒙古的大清——法典把共同对付征服者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职责。
喀尔喀内乱
但结盟是暂时的，内部的纷争——土地、人畜和汗位的争夺在一个资源缺乏的游牧区域，几乎是永恒的主题——或许也是历史命运吧。
1661年喀尔喀汗诺尔布逝世，其长子与次子为汗位继承发生争战，辉特部的罗布藏仁钦支持长子墨尔根登上汗位，遭西喀尔喀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反对，为表示抗议，其中一些领主带领部众迁移至右翼土谢图汗领地，因土谢图汗同样反对墨尔根继承汗位。
出于土谢图汗的压力，墨尔根被迫下台，而罗布藏则出走卫拉特寻求保护。成衮继任新的汗位，但那些出走到土谢图汗的领主们并不响应新汗召回的命令，左右翼之间关系恶化。
成衮向清廷和噶尔丹请援，希望化解纠纷，处在喀尔喀蒙古东西两端的大清与准噶尔也就趁机介入喀尔喀事务——大清一直在用各种怀柔手段、丰厚的礼品等方法将其影响向蒙古地区渗透，而准噶尔汗国也正好有干涉喀尔喀事务之意，其一贯政策本来就是联合蒙古各部落反对共同的外敌，他认为自己是当然的领袖，但其统一野心并未得到多数蒙古王公的认同。双方的介入是喀尔喀局势变为越发复杂起来。
伯勒齐尔会盟
为解决喀尔喀内讧问题，1686年，在库伦的伯勒齐尔地方举行蒙古各部落的大会盟，会议由清廷出面敦请西藏宗教领袖主持，清廷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为代表，噶尔丹也派出使者参与会盟。会议选出60名寨桑（部落首领）对喀尔喀左右翼的冲突进行公断，并签署协议。500多件诉讼案一一得到裁决，左翼领袖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亦认可其公正。参与会盟的喀尔喀各汗王、亲王、北京和拉萨的代表均以向佛祖宣誓的方式起身表态，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且相互行拥抱礼，表示同意“永行和好”，恢复喀尔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清廷代表阿喇尼在呈文中报告，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在执行时，土谢图汗却背叛誓言，拒绝交出右翼人马，噶尔丹也对蒙古王公与拉萨宗教领袖平起平坐的无礼提出谴责。
会盟体制并未解决蒙古各部落间的内讧。
喀尔喀与噶尔丹之战
更为致命的是，土谢图汗部众还袭击了准噶尔派往清廷的商贸使团，公开挑衅噶尔丹，导致冲突升级。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左翼土谢图汗突袭右翼扎萨克汗部，将其俘虏并淹死；1688年正月，土谢图汗之子击杀了噶尔丹胞弟（扎萨克图汗成衮死后，噶尔丹支持其子沙喇继位，遭土谢图汗反对。噶尔丹派幼弟率兵300人扶持沙喇，土谢图汗为此派军队将其击败），双方乃以兵刃相见。
1688年，噶尔丹率兵三万，开始远征喀尔喀部，蒙古部落之间的一场大战于此拉开帷幕。
喀尔喀各部落联合一致在敖鲁龟地方向噶尔丹挑战，在一场连续三天的恶战后，噶尔丹获胜，喀尔喀纷纷奔逃，一些部落进入内蒙，一些进入外贝加尔湖地区（归附俄国）。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则得到康熙允许，到内蒙避难。噶尔丹推进到克鲁伦河，要求将两人交出作为议和的条件，尽管康熙十分清楚错在土谢图汗等人，但他正想借机控制喀尔喀各部，拒绝了噶尔丹的要求。于是，蒙古内部的纠纷就演化为大清与噶尔丹的直接交锋。
康熙的军事远征
噶尔丹的崛起及其对喀尔喀的征战，直接威胁到大清在蒙古的利益，也对康熙的权威构成挑战。如何应对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成为日后康熙国策的根本，自1690年始至1697年，康熙动员40万军队与噶尔丹的一战再战，且三次亲征，这在康熙个人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后的1715年、1720年直到1722年康熙逝世，他还在一再发动远征准噶尔的战争）。而其后继者雍正、乾隆，也一再以战争方式对待准噶尔汗国，直至1757（乾隆二十二年）才最后将其征服。
纵观这长达七十多年、历经康雍乾三朝的清准战争（准噶尔也历经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和策凌三朝），可以看出在大清帝国前期历史中准噶尔的分量，或许可以说，清准中亚争霸是大清帝国前期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其对俄外交，都只是外线，一定程度上，对俄外交的战略谋划，以对准战略这一重心为转移的（详见下一篇）。
清准之战先是以准噶尔强势东征喀尔喀为主线，期间经过乌尔会河之战（康熙二十九年六月、1690年，双方共投入兵力4万余人，以清军失败告终）、乌兰布通之战（1690年7月6日至8月5日，据最新研究，此战基本上打成平手，参见黑龙《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以及昭莫多之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动员15万人并亲率中路主力远征4000多里）。在昭莫多战役中，噶尔丹失败，仅率数十骑突围，大清获得决定性胜利。
这次战后，噶尔丹已无力挑战清廷，而大清也由防御转向进攻。尽管准噶尔本部已经为政变的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侄子）控制，噶尔丹已不能回去、再也无力重整旗鼓，但康熙认为其人“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务必剿除”。故在第一次亲征后回京不到三个月，就决定再次亲征。1696年10月，康熙亲率大军前往呼和浩特。三十六年（1697年），第三次亲征，同年，噶尔丹逝世，大清争霸中亚的对手算是暂时被制服。
康熙的这种劳师远征，备受汉族大臣们的非议，满蒙王公其实也少有认同。这其中有着战争胜负难定的考量、兵者凶器的道德考量，但最主要的还是战略思路不同。
那么，康熙的战略思路究竟是怎样的？
在三次亲征准噶尔胜利之后，康熙曾在与汉族大臣李光地的谈话中，总结过自己的战略思路：
汝辈汉人，说予向征噶尔丹时，不必如此穷黩，身蹈不测之下；太平当休养生息。此都是不知事务语。本朝以四十八家为藩篱。噶尔丹自恃强胜，煽动四十八家，若四十八家为所煽诱并吞，我兵出则彼去，我兵归则彼来。噶尔丹边衅一动，兵疲于奔命，民穷于转饷，欲休养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惮亲征，去此大害，今而后庶可言‘休养生息’四字（转自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在康熙看来，噶尔丹最大的威胁，是对蒙古各部族的“煽惑”，也即蒙古内部的统一趋势将导致大清根本的动摇，因大清的崛起取决于满蒙结盟，其对中原帝国的有效统治也赖于这一联盟。他还说，“本朝不设边防，赖有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也就是说，控制蒙古，乃是其对整个中亚局势有效控制的前提，蒙古是大清的西北长城。
内亚霸主地位的确立
在这样的征战过程中，康熙自身的身份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自诩的天下共主、各部族的仲裁者转变为一方势力的保护者，再进一步转变为整个蒙古地区的征服者——在征服准噶尔部的战争之中，大清完成了由部落盟主向中央帝国的转型，内亚霸主的地位最后确立。
中原帝国很少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地位的战略意义，他们更愿意构成长城这样的攻防体系，对外实施隔离，对内自我封闭。但这种隔离政策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昂贵——仅以明代长城为例，这项延续百年、耗资巨大的国防工程自建成之后就没有发挥过作用（据黄仁宇估算，一英里长城的成本费用达44500两白银），而沿长城一线的九边重镇却仍需布置50万以上的军力几乎耗尽了大明的国力（养活这些军士，和平年份的常费在800万两以上。若军情紧急则须另拨，如1500年至1502年间，因蒙古内侵，紧急拨付款项就达415万两白银）。大明之败也许能做这里找到根源。
从中原帝国的历史看，其战略致命处也是在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区域，即蒙古地带。历次中原政权的颠覆多少都与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南侵有关。康熙的军事征服及其在中亚霸权的确立，或许是解决中原帝国北部边患、实现内亚一体化的某种命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