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到了这一年的冬天，王佩英追随张以成离开家乡已经六年了，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她肯定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么多的苦。不过就像天仙配里的唱词“寒窑随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她跟定了自己爱的男人，哪怕受到再大的挫折也不离不弃，而且一直鼓励他。最难的是还要保护丈夫的自尊心，这六年间王佩英没有回过开封一次，设想这几年中她只要稍微抱怨一句“我过去在开封过得日子多好，现在跟着你苦成这样。”张以成一定会感到很大压力的。

愁苦到了极点的时候，王佩英终于劝她的丈夫：“我们回开封吧”。其实这话应该早就在王佩英心底，只是没有说出来。现在对张以成来说，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除了去开封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在开封，王佩英至少还有很大的宅子、还有房租的收入，一家人的温饱就可以维持了。

1940年的冬天,王佩英和丈夫、大女儿玲玲,还在怀中的儿子运生，回到了阔别的家乡。家里的老宅子还在，由那位老妇人看管着。此时的开封也已经被日军占领，但总算一家子的生活安定下来了。

张以成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穷酸落魄，大概衣着也能显得光鲜体面一些。到了1941年的秋天，他终于谋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这也是第一份和他大学生身份相配的工作，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但就在这年冬天，出了一场无妄之灾。一群日本宪兵把张以成抓走了，说他开枪打死了日本人。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押解到了北京宪兵队，关在监狱里。其实这件事的起因是，他那个当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离开北平时存在了张以成处，张以成离京时又保存在了一个舅父那里。日本宪兵搜出了这把枪，他舅父大概吓慌了，就说是张以成的。[1]

这段时间里，王佩英一定是担惊受怕，甚至变卖家产托人疏通，想了不少办法。对张以成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很快真正打死日本人的人被捕了，于是在过年前被放回了家。1949年以后王佩英也还会和孩子们说起张以成被日本宪兵抓起来，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的事情。在她的描述中，孩子们的父亲显然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过在当时，张以成的被捕经历显然只是一次意外，他确实没有杀日本人。

被捕事件之后，一家子的生活重归平静。而张以成的心里肯定对此留下了阴影，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二等公民，生活上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是有一种失落感。有时候和好朋友一起吃饭聊天时，会感慨“报国无门啊！”、“男子汉大丈夫真该马革裹尸还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注意到了。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又在敌人的通讯社当译电员，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发展的对象么？张以成应该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王佩英也很支持他。那时，张以成和王佩英应该并没有什么党派观念，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1937年后，共产党的军队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为十八路军，名义上接受蒋委员长的中央领导。如果是国民党方面的军统早接触到张以成，他大概也会加入的。因为当时他的主要动机大概是为国家做事、打击侵略者。

就在这个阶段，根据各方的介绍张以成不再使用“路平”这个化名，而恢复了自己的本名。这也许可以说明，张以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方向。

--------------------------------------------------------------------------------

[1] 张以成恰好在那时离开了北平，也许就是因此成为了重点被怀疑的对象。在张以成的档案中出现这一段的详细叙述，也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对于所有有过监狱经历的人，都是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害怕那是变节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