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余秋雨还是一位学者（戏剧理论研究专家），但是到90年代，他却变成了一个散文作家。在《文化苦旅•自序》中，余秋雨叙述了自己的这一转变。看来，正是生活本身促使他走出书斋，走上旅途。
求知与生活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中国古代庄子就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希腊古代怀疑论者皮罗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歌德《浮士德》中，浮士德穷尽一生，钻研了当时全部知识体系——所谓中世纪大学四大科：哲学、法学、医学、神学，“称为硕士，甚至称为博士”，但是生命流逝，青春不再，面对老死，浮士德感慨无限。他企图用魔术来召唤魔鬼。他在翻译《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句时，最先翻译成“太初有言”，然后翻译成“太初有思”，然后翻译成“太初有力”，最后翻译成“太初有为”，表达了对于行动的渴望。正是在这一愿望驱动下，浮士德与魔鬼梅非斯特打赌签约，返老还童，以永不满足的精神重新投入生活中去。歌德的名言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在中国传统士大夫中，读书、旅游、交友三合一，并且是人生的三大乐事（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是也）。在书斋中耗费一生，“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种“书呆子”是经常为人们所嘲弄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世界（宇宙）是一本最大的书，人生是一本最活的书。当然，读书本身也是旅游，是空间的更是时间的旅程；读书本身也是交友，是跟他人的更是跟前人的交谈。但是，还是有一些没有说出的语言需要我们去聆听；还是有一些没有写下的文字需要我们去释读。唯一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书需要我们自己去选择，路需要我们自己去选择，朋友也同样需要我们自己去选择，不必“听别人话，跟别人走”。
在《山居笔记•自序》中，余秋雨叙述了自己“文化生态”的转变：“一、疏离固有的行政社团系列，坚持作为一个自然文化人的独立思考；二、疏离固有的文化计划生产机制和奖励机制，寻求文化的自发形态和原创形态；三、疏离固有的文化自闭自享循环圈，争取在更大接受群体中的文化有效性；四、疏离固有的专业定位，关注多方面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积累。”（《山居笔记》36页）这种“疏离”就是“突围”：突破学术的“围城”（体制和规范），走向更加宽广和更加辽阔的文化领域，从死板僵化的学术体制和学术规范中解放出来，更为自由和更为尊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格个性。
这种“突围”是非常成功的。在海外，在内地，余秋雨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他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散文”的格局，开启了90年代以来“文化大散文”的进程。散文不再是浅吟低唱、长吁短叹，不再是无病的呻吟、无聊的叹息，它获得了开阔的视野，宏大的气势、深远的意境、精致的品味。
这种“突围”同样是非常艰难的。余秋雨遭到了一帮文化群小的攻击。他的书被不断盗版，而又被不断指摘。人们混淆了作为散文作家的余秋雨和作为学者（戏剧理论研究专家）的余秋雨之间的差别，总是以学术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的确是非常荒唐的，也是无谓的。
但丁的名言是：“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面对这样一种批评，余秋雨说：“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唯一依凭的主张不以为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真实；实物证据有真实的外貌，但世界万事衍化为各种实物形态的过程实在隐伏着大量的随机和错位。”（《文化苦旅》264页）因此，对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不必用学术标准去批评的，除了用文学标准去批评之外，一个更加适合的批评标准是文化标准。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中，究竟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人们？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东西与人们潜存的心理（心态）相暗合？
《风雨天一阁》是《文化苦旅》的一篇代表作。天一阁是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位于宁波，历明清至近现当代，保存最为完好。作者歌颂了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和整个范氏家族世世代代的文化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表达了“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同上116页）作为藏书家的范钦以“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去考验后代；为了防止藏书流失，这个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其中，作者讲述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同上120页）但是，当大学者黄宗羲要想登楼看书时，范家各房一致同意黄宗羲登楼，而且允许他阅读全部藏书。在此后近200年内，仅有10余名真正的大学者获准登楼。当乾隆决定编撰《四库全书》时，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收录，有370余种列入存目。“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同上125页）
这里，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文化英雄”的传奇。这些“文化英雄”负载着文化持守的责任，承担了文化传播的使命。
《千年庭院》是与此类似的一篇文章。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存在于世足足一千年了”，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作者讲述了朱熹和张栻“两位大师”和著名的“朱、张会讲”；讲述了朱熹理学被宣判为“伪学”，师生被宣判为“逆党”之后，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在我看来，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写出一部相当动人的悲剧作品来的。”（《山居笔记》144页）
《十万进士》是作者反思科举制度的一篇文章。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与以往“世袭”、“考察和推荐”相比较，是一个进步。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逐步走向异化。作者讲述了科举制度“种种悲剧和滑稽”，尤其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于人格的扭曲。其中提及“一条史料”：“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份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种世俗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写照。”（同上243-244页）科举制度存在种种“弊病”，虽然经过历朝历代“整治”，依然无效。作者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于文人人际关系的扭曲，其中掺杂了作者本人的生活阅历。譬如这一段话：“更要命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文人互相评鉴文化知识水平的标尺往往不在于宏观识见而在于细节记忆，一有细节上的记忆失误，立即哄传为笑柄。”（同上261页）用八股文取士，最后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衰亡，直至最终废除。
“文化英雄”与小人之间的斗争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另一主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苏东坡突围》、《遥远的绝响》和《历史的暗角》。
作者特别强调：在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是他“最喜欢”的一位文学家，《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是他“最喜欢”的几篇文学作品。因此，在《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中，作者在苏东坡这个人物形象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譬如，在讨论苏东坡所谓“赤壁”（黄州赤壁）是不是赤壁大战主战场时，作者说：“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同上109页）在描绘苏东坡境遇时，作者说：“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同上110-111页）作者揭露了那些围攻苏东坡的小人，其中包括“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同时赞扬了那些维护苏东坡的正人君子，显示了作者在“文化英雄”与小人之间的爱憎分明。
《遥远的绝响》是最见作者功力的一篇文章。作者着重描绘了代表“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两个人物——阮籍、嵇康。在那个“后英雄时代”里，阮籍来到广武山（河南荥阳），叹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叹息之余，阮籍发出一种啸声；此后，阮籍来到苏门山（河南辉县），拜访隐士孙登（苏门先生），孙登如同“泥塑木雕”。无奈之际，阮籍重又发出那种啸声。他终于得到了回应，聆听了孙登大师的啸声，写下了一篇《大人先生传》。作者讲述了阮籍种种“不拘礼法”的故事。但是，与阮籍相比较，作者更加欣赏的是嵇康。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的人生主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令人“触目惊心”。他隐居打铁；他有几位朋友：向秀、阮籍、吕安、山涛和吕安哥哥吕巽；向秀帮他打铁；他在和向秀打铁时冷落了前来拜访的钟会；山涛推荐他做官，他跟山涛绝交，写下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书”）；吕巽诬告弟弟吕安“不孝”，他跟吕巽绝交，以致作为“不孝者的同党”被捕，加上钟会诬告，终于和吕安同时被杀；在临刑前（“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面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他弹奏了一曲《广陵散》。阮籍和孙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长啸和嵇康临终演奏的《广陵散》，都是“遥远的绝响”。“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同上298页）除了讴歌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文化英雄”之外，作者没有放过小人（譬如钟会），对于他们作出了更加淋漓尽致的揭露。
出于对于小人的极端轻蔑和鄙视，作者对于小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历史的暗角》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种种小人的故事，揭露了“小人的几条行为特征”，把小人划分为“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几种基本类型，探讨了产生小人的社会—文化根源和我们的对策。作者这一研究发人深省。
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中，除了上述几篇文章之外，还有几篇文章涉及“敦煌学”、“上海文化”（《上海人》）、“华语情结”（《华语情结》）、“晋商文化”（《抱愧山西》）、“海南文化”（《天涯故事》）等等，也有一定影响。
我们这个时代是类似魏晋时期的“后英雄时代”。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正是在这个“后英雄时代”里给我们塑造了“新英雄”。所谓“新英雄”不是“政治英雄”，而是“文化英雄”。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里，历史首先并且主要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分合治乱，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分合续断。换句话说，政治没有多少价值，只有文化才有真正价值。“文化英雄”是具有“健全人格”、“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职责与命运、他们与小人之间斗争的胜负成败，关系着文化的兴衰存亡。
人们总是在凡俗中生活，但内心深处却向往超凡脱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人们多少都具有某种英雄的情结。在我们今天这个“后英雄时代”里，这种“新英雄主义”为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赋予了某种理想、某种浪漫的气息，从而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求。
（1999年，未刊）
参考文献：
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