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紫金山景区，请余秋雨勒石题词，所提之词，能有多恶心，其实不看便知。如果不恶心，便不是余大师了。只是，令某些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从人品到文品都如此境地的人，居然就是有人喜欢，特别是有地方当政者喜欢，乐意拿出大笔的银子，让大师出来给南京人民以及往来的游客添堵。套用一句小沈阳的名言———“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细想想，事情很简单。首先，当今之世，体制内的官员，往往迷信体制内认可的学者或者专家。无论这些人实际水平如何，外面名声有多臭，只要体制内认可，比如有若干学官头衔的，所长、院长、校长之类，官员都会买账。像余秋雨这样，据说被有关方面钦定为大师的人物，在官场一定会被待若上宾。也许，某些官员也明白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但体制内认体制内，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没有点胆量，谁会破规矩呢？
其次，即使没有这种惯例，在心理上，官员对于来自正统的东西，都会有某种迷信。皇家用过的玩意，哪怕就是夜壶，也值钱。多年的习惯，已经让官员们养成了一种惯性，官方钦定的东西，钦定的人，就值钱。他们从心里认为这些人值钱。他们值钱，就是因为有官方的钦定。官员的价值观，跟官阶、官话、官腔密切相关。现在学界都当然地认为官大学问大，何况官场？像余秋雨这样，特别会拿腔作调，特别会装出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的大师，从气质上就跟我们的官场文化、官场价值观相契合。应该说，对于某些沉溺于官场难以自拔，也不想自拔的官员来说，他们的确是真心喜欢余大师的。
当然，真心喜欢余大师，还跟这些官员的文化状况有关。应该说，现在的部分官员，是在“文革”中接受的教育。尽管毛泽东特别讨厌党八股，但不幸的是，党八股的文风以及学风，还就是经常性地在他的治下泛滥。“文革”，是这种政治八股的顶峰，登峰造极。那是个人人都宣传，或者被宣传的时代。稍有点文化水，就必定热衷于宣传。一边是吹拉弹唱，一边是八股文章。尽管作八股文章经常容易犯错误，但当时就是人人爱，无论是大批判还是大宣传，其实都离不开文章，还有半新不旧的诗词歌赋，以及排铺张扬的郭沫若体的新诗。部分50后、60后做了官员，大抵是在改革后几年上大学的。这些人，当初考大学之前，在“文革”期间，大多经历过宣传生涯，属于对别人宣传之辈。记得1977年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很多人写的就是这种政治八股的抒情散文。
那年月漂亮的八股文章，大抵有这样几个要素：第一，要会用排比句，一句句排下来，铺张起来，合辙押韵，读起来肯定气势如虹。第二，要引经据典，合适不合适，尽管往上叠，排铺完了，文章转入舒缓地带，此时引经据典，恰到好处。第三，要故作深沉，故弄玄虚，成语要颠倒用，掰开了用。好好的话，绕着弯说，扯深扯远，如果哲学时髦，就说哲学；如果历史时髦，就说历史。批儒评法，《水浒传》，《红楼梦》，要什么来什么，不仅好看，而且显得有深度。第四，文章要媚，每个文字，每个词都得媚。媚到骨头里，即便是当年的大批判，也要既有秋风扫落叶的残酷，也有春天般的温暖。其实骨子里，都是媚。因为写了，都是为了给上面人看的。
别看从历史上考察，这样的八股，都是垃圾，但八股文海里泡久了，也会沉醉的。臭味闻多了，也会上瘾。一点不奇怪，为什么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打心眼里喜欢余秋雨、喜欢于丹？——— 他们从心里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师。附庸风雅，也得附庸这样的人。只有在这些人身上，某些官员才能觅到当年党八股极致的味道，一种令他们熟悉而且陶醉的味道。僵尸，就是这样走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