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这是杜导正记录赵紫阳说的一句话。我相信这句话不会有假，赵对胡态度的判断也是准确的，赵紫阳更为完整的话是这样说的：“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

但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呢?胡耀邦基于什么考虑而“怕自己来接”华的职务呢?人们对历史问题，总是希望能透过层层表象，看清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为此，历史学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只要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能趋于最大的一致。本文想对上述史料再做些补充和说明，从而进一步探讨胡耀邦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背后的思想活动是什么，揭示出这段真实史料蕴含的历史真实性。

赵紫阳当时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80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如宣扬个人迷信，坚持“两个凡是”，影响老干部的解放使用，要对“洋跃进”负责，甚至一些党内老同志还指责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有的同志对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毛主席遗体身边的八人合影竟一时糊涂定性为“八人帮”。总之党内外的舆论非常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则缺乏分析，一小部分则是极端的情绪之词。但形成的主流意见则是华国锋党中央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一下。如何处理这个尖锐问题，人们期待着党中央的决策。赵紫阳说，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但赵也很遗憾，他对当时的情况已记忆不多，对此他说：“可零星回忆，主要是前几年没有留下东西，有些忘了。”

对华国锋功过的评论，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是想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对赵紫阳叙述过于简单而没有讲透的问题，作一注释，以防歧义。当然更多的也是想为胡耀邦当时的思想理念和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道德人品，也作一个注释，以备历史的查询。

人类的历史是客观的社会进程，历史不能复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科学。历史科学若不建立在真实的史料之上，不是用史论结合的方法，而是想用“以论代史”的方法说明历史，那就只能深陷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中，那么历史的挽歌就不能引起人们伤痛，而历史的颂扬也不能唤起人们的信心。

1980年年末，随着党内对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反对声音的高起，胡耀邦又成为接替他的主要人选，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1980年11月23日晚，父亲下班回家。那天，他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父亲问我听到这篇讲话没有?不知怎么，我突然联系到华的去职，很可能由他替任的问题，我当时很冲动，脱口而出：“你难道在当主席的问题上，也想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我不同意你任此职。现在是你最据有优势的时候。”(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我说的“此职”，即指党中央主席之职。我之所以说父亲现在是他“最据有优势的时候”，那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生产目的大讨论，平反党内外大量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摘帽之后，那时的政治局势，是上有老一辈领导人掌舵，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父亲又是中央常委、党的总书记，这种条件正是他为党为民服务做事的大好时光，华国锋同志即便不做主席，也应由老一辈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担当才妥。

耀邦同志之所以不赞成动华国锋主席的职务，还有他一些更深的想法，他认为动华而引起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甚至还是一步险棋。他说：“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胡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1980年10月12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和赵(注：是赵紫阳无疑)、胡(注：应是胡乔木)想法不完全一致，那么胡耀邦有些什么具体想法呢?他说：“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这一设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过，但未被接受。六年后，未曾想到赵紫阳也向胡提出过这类建议：“在谈话中，还向胡提出个设想，可以考虑今后不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担任主席，譬如说每人半年，主持全党工作。”

所以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议决是否向党的六中全会建议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并未参加投票，而是提前出京到湖南，名义上是解释几次中央有关会议对华国锋问题的讨论意见。

当月27日晚，父亲和军队干部谭友林谈话完后，又找我谈话，提醒我和德国一名历史学者交往的言谈举止要多加注意。借此机会，我又问他“有关党的领导还有无更改的希望，……我不希望它成为现实”。父亲似乎又高兴了些，他的谈话，我是这样记录的：

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他认为最后(注：“后”字应为“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记)

说到他本人，胡耀邦接着说：

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同上)

大家知道，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构想中，非华国锋莫属。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我知道他找了很多党内同志讨论此事，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他都为此构想努力。这些史料既印证和补充了赵紫阳的回忆，又能较好地解释为何他对华国锋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思想根源，他对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也坦诚表明了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的心愿。

当时，胡耀邦对华国锋之所以有这种态度，还有一段宝贵的历史原因可供参考。即1962年年底至1964年上半年，胡耀邦和华国锋共同在湖南湘潭地委工作，共同领导了那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俩人不论职务的高低，合作得很好。他们都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一次教育运动。评论运动合格不合格的标准，主要是看紧张的干群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农业生产能否有一更大发展，农村社会能否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俩人还都以毛泽东的学生互相勉励，1964年春，俩人和湘潭地委的部分同志还集体上了一次井冈山，到了黄洋界和“朱毛”当年生活过的居处。这一期间毛泽东还亲临长沙两次，找他二人座谈“四清”问题，并牢牢记下华国锋的名字。

因此，对华国锋在党中央主席位置上的去留问题，胡对华也有批评，但他不赞成说华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赞成说华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

“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胡耀邦对华以上的评述并不是全部内容，现在历史也要对胡的评述再做评述，但胡对华历史的介绍我认为还是公正的，因为对华认识的这一底线，有很多人并不认同，否定这些，我认为对党的事业非常不利，对华更不能丑化!

这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选的变动距今已有30年了。我愿根据我所知所记的材料，将赵紫阳回忆的这一史料补充得更丰富些，把史料背后胡耀邦的思想活动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当时，胡耀邦不愿把人事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能够一分为二看待华国锋同志，在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他希望华能继续留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并提出改中共的主席制为主席团制。这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表现出的眼光和品德。如果要说他还有什么做得不足不够之处，或有什么缺点?那我认为，就是他已经看到这种人事变动是步险棋，但没有更多强调这步险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酿成更大损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党中央的主席团制度，为何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公开讨论一下这一制度呢?

历史，我说的是当代史，往往二、三十年就会有一次史料信息的大爆炸。我当时的态度、意见，现在仍然健在的邓力群同志也清楚，如他愿意，也可为我作证。我认为，史料的真伪及取舍一直是历史学中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激烈斗争的一个领域，一个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科学就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知其然又能必须知其所以然的一门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