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宜女子学校有很扎实的教育基础，很多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甚至到美国深造。但王佩英的求学之路到初中毕业就终止了，以至于后来王佩英的子女都不大知道母亲的这段教育经历。至于王佩英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学业，一是从常规角度看，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女孩子能够读到初中毕业已经算是相当有文化了。另一个重要的插曲是，她在这个时期恋爱了，一个叫张以成的儒雅幽默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他的生活。按照王佩英档案的记录，她是在刚毕业的当年，即1934年就与张以成结婚了。而且在当年离开家乡、抛下家里的产业，陪张以成来到北京发展。
今天可以在文字上找到的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在王佩英1950年入党申请汇报时的自述中说：“毕业后经同学介绍与张以成同志结婚了”。但经过走访和一些生前好友的叙述[1]，这里面我梳理出了一个浪漫而又曲折的故事。
张以成，一九一一年出生，河北人，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这所学校了，但在民国时期这是一所在法学专业方面赫赫有名的学校，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朝阳大学的法科非常出名，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也有“无朝（阳）不成院（法院）”的美誉。张以成毕业后，通过校友的关系到开封来找工作、做律师。此时，张以成是法律系大学毕业生，还会德语。假设王佩英与他1933年认识，那时他也只有23岁，想必是非常的意气风发。
王佩英和张以成最初是什么“同学介绍”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王佩英的家里当时出现了一场纠纷。继母去世后，据说是远房亲戚[2]，也许是看王佩英幼小，想来争夺她父亲的遗产。王佩英是家里唯一的继承人，却只是一个初中的小女生，孤立无援。但她并没有一味退让，而是坚决的找律师和远房亲戚打官司。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是通过同学介绍找到了年轻的律师张以成，他对这个案子尽心尽力，最后官司打赢了，帮王佩英保住了大部分父亲留下的家产。
两人也炙热地恋爱了。他们的恋爱肯定是在王佩英从初中没毕业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照顾王佩英的老妇人并不是简单的老妈子，王佩英的父母大概对她是有所托付的，就像《乱世佳人》里思嘉丽的黑人奶妈，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大小姐，作为成年妇女，还有督导、看护年轻女孩举止交往符合淑女规范的责任，保护涉世不深的女孩不受浮浪子弟的引诱。王佩英虽然父母双亡，在婚姻大事上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方面也表现了她强烈的主见。但一开始，那个老妇人显然是不允许她谈恋爱的。
田贵勤向笔者介绍了一段王佩英告诉她的私房话：王佩英和张以成谈恋爱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瞒着别人的。每次见面张以成就化妆成女人，装成是王佩英的女同学到她家来一起温习功课。这听上去像小说里公子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的传奇经历，但也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张以成有个特点，五官不是很有棱角。从照片上看显然中年以后也没有很多胡子，可以想象年轻时面孔红润白皙，确实有装扮成女性的条件。老妇人老眼昏花，大概是可以蒙混过关的。
从这个情节中可以推测出两个事实，第一：王佩英和张以成是自由恋爱，感情非常炙烈；第二：张以成当时的经济条件显然并不理想，大概也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律师，甚至可能连自己独立的住房都没有。
但王佩英爱的一往情深，就像琼瑶小说里,富家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愿意追随他到天涯海角。婚后几年，王佩英的生活是颠沛流离的，她非但没有跟着张以成过上一天好日子，还在用自己的私房钱和积蓄补贴他。根据张以成自己的档案记载[3]，原来生活困顿，在结婚后王佩英“对我生活稍有帮助”，每个月仅出租一些空闲房屋就是稳定的二十多元收入。
但大约是年轻的张以成心高气傲，也许是当时周围的人有很多闲言碎语，比如会议论张以成是贪图王家的财产云云。他不甘于靠老婆生活，决心到北京谋求发展，王佩英也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他。但到了北京一切都很不顺利，张以成自己的纪录是“谋事未成……回到家乡”。这期间，王佩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个孩子11岁就早逝了，现在只知道她叫“玲玲”。
张以成老家在保定的安国县，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以几十元的本钱卖些小杂货，纸烟、火柴一类，每月将本求利，不过几元钱收入。王佩英到婆婆家的时候，还给每一个亲戚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个会外文的大学毕业生，沦落到这个地步，张以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王佩英从一个大小姐到现在过苦日子，下要照顾孩子关心丈夫，上要孝敬婆婆，虽然没有一句怨言，但生活上难免还是有磕磕绊绊。张大中的大表姐刘英回忆说，有一次大概是张以成和王佩英小两口拌嘴，看见王佩英哭了，张以成母亲在后房听见就问她：“到底什么事儿啊？”王佩英赶紧抹了抹眼泪，换了一副笑脸说“妈，没事儿”。
这样一直到了1937年，张以成下决心再到北京找工作，投靠大姐夫。大姐夫也只不过在北平救济院女妇院当巡官而已，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找不到工作。好在这次张以成有了二手准备。安国县自北宋始即为中国药材集散地和药材加工中心之一，有“药州”之称。他从家乡带来按方子自制的“吹喉开关散”，通过一个在纪生局做事的商小同学帮助办了许可证，到处兜售这副药“每月收入数元钱”。这个阶段，怕被北平的熟人认出他一个大学生做小贩，抹不开面子，张以成改名为“路平”。这些内容都在张以成的自述中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了。
这个名字让人可以联想到李白的《行路难》，表现了李白当时“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人生困境，到处的路都走不通，“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但他又没有完全灰心丧气，总想有一天还能干一番事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大概也是张以成此时心境的写照。
假设张以成和王佩英是三七年的春节后来到北平的，只隔了几个月，即同年七月初“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日本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北平更加凋敝，张以成的制药生意也收入微薄。一个在北海公园当扫地工的表兄“每月帮助我三四元”，一开始还靠当王佩英衣物来补贴家用，后来就从“当”变成“卖”，几年之内，王佩英从开封带来的值钱的衣物都当卖一空了。
另外，从侧面体现小夫妻生活艰辛的是，大女儿出世后的几年间他们都没有再要孩子。到了1940年，也许是意外，王佩英又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张家的老大——张运生。取这个名字大概也是期望家里能够时来运转。平常人家生一个儿子该有多么高兴，可对当时的张以成、王佩英夫妻俩来说，却只会雪上加霜。据张以成记载，那时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穷的住在北城边板桥三条12号半间小土棚子里，每天只有一两顿窝窝头或小米稀粥”。可想而知，王佩英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新出生的儿子喂奶，有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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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曾洁光的妻子田贵勤的讲述是最关键的信息，曾洁光是张以成在开封地下党时上级，两家关系非常紧密，田贵勤回忆在王佩英被捕之前，找她聊了很长一次，那次王佩英似乎有很强的叙述欲望，讲了过去她都不知道的王佩英和张以成的恋爱经历。田贵勤有些犹豫，“把王佩英的这些私房话告诉你们这些晚辈合适么？”我劝她这对全面理解王佩英的性格非常关键，做严肃的传记求证不能遗漏任何可能的细节。因此田贵勤的讲述有较强的可信性。
[2] 推测也许是王佩英继母那一方的亲戚可能性比较大。
[3] 在王佩英的档案中发现张以成档案摘录，其中涉及关于王佩英的部分，大概是当时为了调查王佩英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