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两项网络活动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一个是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上，由网络名人达成共同遵守的七条共识或原则；另一个是打击网络谣言和网络诈骗活动，过程中一些网络名人因种原因和名义拘捕。就此，记者专访了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公方彬指出，对于当前带有病态性的网络空间，要想予以净化，需要通过集中整治确立边界。

记　者：当前是一个媒介化的时代，网络生活已经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网络技术有利有弊，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您举得网络空间的混乱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整治网络谣言，虚拟世界确有设置边界有何重要意义？

公方彬：对于当前带有病态性的网络空间，要想予以净化，需要通过集中整治确立边界，维护网民的权益。一般来说，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都清楚自己的权力边界和如何遵守，但进入虚拟的网络世界，原本就不太清晰的边界因意识薄弱而愈加模糊，这与互联网为中国网民掌握时间较短有关。这必然导致一些人越界而不自知。当越界成为普遍行为后，就会伤害别人的同时伤害自己。所谓网络暴力其实就是集体越界的结果。在网络暴力面前没有人敢言超越其上。

我们经常谈论幸福指数和幸福源于哪里的问题，实际上幸福的主要源泉来自社会和谐，而社会和谐来自秩序，真实是秩序的基础，如果我们天天生活在谣言和诈骗的社会环境中，基本权益随时被伤害，自无幸福可言。再者，我们常常为社会公德缺失而感忧虑，问题源自哪里？网络不良信息难辞其咎。正是有了秦火火这样的网络推手和一些无良公司，张扬庸俗无底线，同时置疑高尚、恶搞英雄……，如果长期容忍而不制止，社会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必然走弱，甚至会导致精神大厦垮掉，道德价值系统瓦解。到这时，包括网民在内的所有人都要吞下自酿的苦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虚拟世界设置若干底线，对每一个网民来讲并非坏事，真正有所遵循恰带来对大众权益的保护。以国家安全利益底线为例，现在大家都十分关心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这是好现象，但搞不好也会好心办坏事，因为网络在为我们提供海量信息和快捷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增加了泄露国家机密的机会。去年我与一位美军上校交流，他说美军最没有把握的网络空间，所以美国特别重视网络信息，并且监控重点之一是中国，这一点从不久前的斯诺登事件中可以看出。如果大众没有边界意识、责任意识，就象一些军迷那样以打探和传播军事机密信息为乐趣，为炫耀的资本，就会在无意之中伤及国家安全利益。

近年来涉及国家安全的网络泄密案件明显增多，很多就是网民无意泄密，比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将不经意中的一个手机照片，或一个国防涉密信息，一键发出，过程很简单，很轻松，但产生的后果却很严重，有的直接带来国家安全利益的严重伤害，有的则造成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处于被动，这可能是许多网友所想像不到的。比如，由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近年来我们在国防领域有了较大投入，也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一些网友高度兴奋，甚至有网络到造船厂周围、飞机制造场周围寻找能够引起社会关注的信息，将新装备的研制和试验情况网上公开，确能引起网友的高度兴奋，但在国际上的影响也造出去了，特别是在不恰当的时机披露了不当的信息，负面作用就产生出现。不太久的时间里，有西方大国的国防部主要官员来访，这原本是化解矛盾达成谅解的好时机，由于我们有些军事发烧友将中国新型飞机的信息公布出却，西方舆论就故意曲解，认定是中国在向该国示威，由此带来的被动甚至较长时间里无法化解。类似的事例很多，且因网络的特点防不胜防。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些网络谣言带有恶作剧的性质，所造成的伤害和后果也有限，但涉及国家安全，就不再是一个有意无意或恶作剧、好奇心所能解释和搪塞的，一旦造成严重后果，必定受到相关法律的治裁。这便是是把国家安全底线突出出来的重要原因，也是认定设置底线可以保护的大家的权益的根由。

记　者：每一枚硬币都有它的反面，任何一项新技术新发明对社会的作用都取决于使用者的素养和态度。有人用互联网创造财富、价值和进步，就有人利用互联网大肆抹黑、造谣和制造混乱。您认为，我们该从何入手整治网络空间的秩序？

公方彬：到这里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在网络已经出现病态的情况下，该如何改善或扭转走向，让违反法律者承担法律责任，违犯道义责任的承担道义责任是关键。具体包括：紧盯谣言的始作俑者，让每一个制造谣言者承担应有的责任，保证以此实现源头控制；让为利益而恶意传播谣言者承担道义责任（也包括法律责任），必要情况下迫其公开道歉，让恶意传播信息的发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是过程监督，由此可以强化谨慎行事的意识；关注和提升公共精神伤害赔偿，这方面我们不如西方人做得好，也就是我们更多关注对个体精神伤害的法律援助，忽略了公众精神伤害的法律援助，这也是谣言盛行的漏洞，需要尽快填补。总之，当吹牛“上税”，造谣赔偿，网络净化也便成为可能。

如果特指网络谣言，则需要遵循规律。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谣言也止于公开，谣言还止于严格的法律强制。止于智者，当大家都变得理性，拥有很强的辨别力，且拥有很强的公德心、责任心，那么就不会信谣，更不会传谣，谣言也就失去了发酵与挥发的条件和空间，为什么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谣言较少，与网民的成熟理性是分不开的。止于公开，所有影响大的网络谣言都与公权力有关，也就是与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关，如果各级政府按照中央要求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做到及时、客观、真实公开信息，遇到网络谣言迅速正面回应，谣言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相反，大搞权力在暗箱中进行，自然为谣言提供肥沃的土壤，比如这次公开审理民众高度关注的薄熙来案就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做法，这种情况下显然不会再有谣言生发。止于法律强制，凡谣言都会带来人身伤害或公众权益被伤害，如果法律健全，惩治有效，那么以身试法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最后，我们从提高执政水平的角度予以提醒，依法办事不是口号，而是实际行动。从韩国网络实名制与取消实名制的情况看，每一个阶段的政府行为都有其必要性，但这个过程处理好程序公正，真正让网民理解和认同，不能造成误解，尽量不要搞运动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