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风波刚过，老左派就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机会到来了。忍受了几年边缘化，该报一箭之仇了。
1989年下半年，民间传言透出凶险和不祥：
“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
“留学政策要变，回国探亲的出不了国门了。”
“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是1989年风波之后，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
作者所说的 “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什么呢？文章说： “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文章还质问道：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北京 《当代思潮》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 《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 “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1990年6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 《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说， “搞自由化”的人 “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读过 《邓小平文选》的人都知道，邓小平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谁说》一文的作者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道： “‘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这样说来，该文作者自然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了。他在文章中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就是 “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篇文章的矛头，显然是对着支持私营经济的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以上几篇文章，都是质疑私营经济的正当性，并且把私营经济与自由化绑在一起。这是一个焦点问题。
当时，许多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关注的另一大焦点，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问题。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 《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恰逢这一年，柏林墙倒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掉。几代中国人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下，苏联共产党解散。
中国紧张地注视着，惶惑不安笼罩着人们心头。谁要是提改革开放，谁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口径。有人提出，北京应该出头，挑起世界革命重担。12月24日，邓小平讲话说：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这就是韬光养晦。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五次来上海过春节了。这一次，他心事重重，有重要的话要说。目睹上海老旧破败的面貌，邓小平心里不是滋味。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后来收入 《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他说：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 “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他还说： “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邓小平对京城一些人提出的 “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市场经济”等等很不以为然。他说： “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说：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 “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他的谈话精神，通过一个叫皇甫平的奇特名字传遍了全国。
这一年2月13日，距春节还有两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朋友，说市委书记朱?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施芝鸿出来一聚。三个人聊天之际，周瑞金拍板决定，大年初一的评论就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来写。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 《做改革开放的 “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 “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 “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 《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周瑞金事后回忆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文章说： “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半个月之后，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 《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 “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 “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解放日报吃了豹子胆，不理会北京的责难。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 《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 “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系列评论触碰了老左派舆论的要害，立即遭到围攻。
4月20日出版的北京 《当代思潮》杂志第2期发表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 “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 “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高校理论战线》 （双月刊）6月出版的第3期发表 《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 “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 “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 “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 “以阶级斗争为纲”吗？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重大的理论修正，显示了老左派领军人物的分量。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他坚持 “左”倾思想，名声很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 《十二个春秋》说： “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前后，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 “左王”。
左王上阵，鼓舞了 “左”倾阵营的士气。 《真理的追求》杂志7月号发表 《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 “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幕弹。”
夏天，有点心虚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南下上海，秘密调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 “有什么背景”？结果无功而返。
8月下旬， 《求是》杂志 （半月刊）1991年第16期发表 《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 “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 《当代思潮》杂志发表 《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 “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 ‘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 ‘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 《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 “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 《求是》杂志第22期发表 《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 “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连珠炮般的指责，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宣传的 “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
但是，老左派哪肯服输？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至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 《理论动态》刊出他以 “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 《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 “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说： “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 “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左”倾思潮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后果。董辅 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 1988年下降 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改革者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自然十分焦急。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等人，先后把 “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相关情况收集起来，报告给邓小平。
正如胡绳所说，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老人家一直在紧张地思考，看看从哪里打开缺口，驱散疑云和阴霾。时间留给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幸运的是，老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992年1月-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 “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19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从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气，最后推了中国一把。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突破与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
邓小平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要害。他说： “根深蒂固的还是 ‘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 ‘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 ‘左’。”
邓小平说：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 ‘资’还是姓 ‘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 “左”。
老左派第二波进攻落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