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一个青年人闯入了上海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连续刺死了六名警察。尽管案情从未真正公开，但根据偶尔披露的消息，大多数人愿意相信，这个叫杨佳的二十八岁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谁来讨回尊严，除去向整个警察系统诉诸暴力，别无他法。

杨佳的行为和他激起的广泛同情，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的判断：“公众事务的官僚主义化越严重，人们就越倾向于采取暴力的手段……人们不知道该与谁争辩，不知该向谁诉冤，也不知权力的压力能施加在谁身上。”

在四十年前的那篇名为《论暴力》的文章里，汉娜·阿伦特追溯与分析了暴力在现代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支配性的作用。因为现代技术的出现，暴力不再是驱动历史的辅助力量，而可能成为其中心力量。这也像是现代社会的另一种隐喻——手段取代了原有的目的，成为目的本身。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为政治的延伸，恩格斯则认定暴力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取代这种十九世纪思维的二十世纪对暴力的崇拜。在列宁、斯大林创造的政党与国家中，暴力是首要的依靠，毛泽东则笃信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浸泡在咖啡馆里的西方哲学家们也投入到这股情绪中，他们用美妙的言辞把暴力浪漫化。萨特声称“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躺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历史最终证明，这些论调是多么的错误与危险。

在苏联与中国的某个时期，不断加剧的暴力似乎成为国家生活的唯一动力与目的。而暴力不仅没有给第三世界带来新时代，反而把它推向了更可怕的深渊。但这又并非意味着暴力毫无意义，很多时刻，它是被压迫者维系自己最后尊严的方式，它把不幸酣畅的表达出来，倘若处理得当，它也可能打开一条改革之门——“有时候，我们需要暴力来让人们听到温和的声音”。

覆述汉娜·阿伦特的精辟分析，是因为中国社会似乎又一次处于暴力陷阱的边缘。在漫长毛泽东年代，暴力以“阶级斗争”、“专政”、“清除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出现的，它充斥于人们的行动、语言、眼神和内心，从批斗会现场到街头武斗再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暴力曾经无孔不入，还头戴意识形态的光环，它不仅涉及上层的权力斗争，更深入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造就了无数的灾难，也让很多人兴奋难耐。

邓小平的改革进程，也是一个用利益计算取代暴力争夺的过程。人们在一个市场社会中讨价还价，而国家政权则把自己的暴力本质掩藏在新的面纱之后。历史的伤口从未得到清理，深层原因也从未被追问，也因此人们难以形成共识与机制来应对可能产生的新的暴力漩涡。“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强硬派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态度，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精神的延续。谎言与暴力是这个政权的真正基础，至于它暂时披上的外衣，不管是分田地、市场经济、国际化、民族主义，都对它的实质没有影响。这个政权崇拜、迷恋暴力，每当它感到自己的无能与失控时，就会本能性的诉诸暴力，这是最熟练、也是最可靠的武器，也最能掩饰它内在的脆弱性。

这种精神也污染了整个社会，很多人尽管深受暴力之害，却也不自觉的成了暴力的信奉者。普遍的社会不公，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令愤怒既没有渠道的释放，也无法转化成行动，人们深感无力，暴力则变成了最后的依靠。从上海的杨佳案、湖北的邓玉娇案、吉林通钢的集体殴打致死、连续多起的幼儿园砍杀再到新疆的屠杀与镇压、重庆的打黑，新的严打政策，甚至类似《非诚勿扰》这样的电视节目，暴力的情绪与行动，四处弥漫。

经济改革带来的暂时安慰已经消退，政权与社会之间的默契也正在失衡，市民社会迟迟没有建立，个人与群体的失败感无人平抚。人们对于杨佳、邓玉娇充满同情，把他们视为反抗官僚体制的象征，在他们身上，暴力行动被浪漫化为“尊严”、“抗争”、“勇气”；而在通钢事件中，人们的情绪更为复杂，似乎既有对死亡的不安，又对这些愤怒的杀人者的同情——他们是中国残酷转型的牺牲品。没人怀疑在幼儿园砍杀的凶手的惨绝人寰，但同时又下意识地为他们做出辩解——一定有更深的社会原因促使他们走出了这一步，人们憎恨他们的冷酷，却同情他的“无能”。

至于新疆的冲突，则更是民族与社会问题沟通失灵的典范。而电视节目《非诚勿扰》则像是一场暴力的娱乐化，普通人没法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就把集体性的精神暴力加诸在舞台上的表演者身上；而不管是对西藏、新疆的加紧控制、新一轮的严打，都是政权借由暴力重申合法性的方式。

对于反抗者来说，暴力最多只能摧毁一个旧体制（很多时候，它连旧体制都不能摧毁，它更带来自相残杀），而不能带来一个新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暴力只能通过恐惧带来一时的稳定，它永远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但每当社会动荡时，人们就都忘了历史教训，纷纷对暴力寄予厚望，因为它最简单、最直接，最能释放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