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秘密书架上一共有四类书，一是海外、港台的出版物，有人物传记，也有一些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述评，总之不知怎么就流落到了我的手中，于是就被归为秘密书架上的一类书刊。我保留着它们，是因为里面有许多“秘密的故事”，我珍惜这些故事，因为它与自己的某种情感经历密不可分：那种担忧，那种惊喜，那种其实也没有什么以及觉得完全不着边际的荒唐感，其实都值得収藏。一切变成了文字的东西就已经进入了历史，我们最多只能是一些聆听者或收藏者，而且你一时并无法判断它最终会向你敞开些什么；二是国内出的一些“非正式出版物”，也就是没有刊号，但一直在办，而且办得很好的刊物，比如《民间》，我是才看到的，挂靠在“中山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上，后面有向“志愿者”和“捐款者”的致谢，可见办得艰难，但内容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属国内一流，里面谈到的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且图片、文字俱佳，读来不忍释手；诸如“呼唤制度扶贫”和“只有残疾的环境，没有残疾的人”之类的栏目，恰恰都是些最为典型的马克思式的观察角度；而“行动改变生存”则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口号。一本杂志能在如此斑驳陆离的理论框架下触及我们现实的生存环境，可见编者目光之独特；三是一些“来路不正”的书籍，比如我这里就有一本当年汤用彤老先生收藏的斯宾诺莎的《神、人和人的福祉》（God, Man and Human Welfare）的英译本。我估计是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掠走的，后来落到了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的手中(怎么到他手中的，陈老师似乎说过，但我记不大清楚了，反正里面有故事，有情节)，他妥为保存，在我写关于斯宾诺莎的硕士论文时，又给了我，让我参阅。这本书上有汤用彤老先生的亲笔批注，也有陈老师当年看这本书时留下的一些笔迹。现在，这两位老先生都已作古，我却一直保留着这本书。有好几次，我都想过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汤一介先生，无论是依法还是依德都应如此，但就是有些舍不得，怕汤一介先生把书要了回去（尽管我估计汤先生不会）。书的扉页里有斯宾诺莎的塑像，下面有用拉丁文题写的一首诗，我还让陈老师当年把这首诗译为英文，后来当我到海牙斯宾诺莎的故居参观时，就在这尊塑像前伫立良久，想起了有关斯宾诺莎，这个深刻的思想家的忧郁相貌，想起了被黑格尔所喜欢引用的那句著名的拉丁文：“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面带愁容的受谴责的形象），当然更想起了这本书本属的两位拥有者：汤用彤与陈修斋。但我想就这样把这本书一直保留着；当我也该离开这个世界时，再把它捐出去，至于围绕着这本书所发生的所有故事，就恐怕再也没有人知道了。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直训练着自己的记忆，它不仅只是一种大脑的功能，更是对那种为自己所珍惜的情感与经历的守护。在这样一个加速遗忘的时代，我们都不得不思考历史是如何被保存下来以及我们该如何保存历史的问题；第四就是一些所谓的“孤本书”——自以为的“孤本”，觉得这个年头、如我这般年龄的一代人还能保留有这些书的人恐怕不多了，所以就留着，比如当年批判胡风集团、批判丁玲集团时那些最为著名的作家们的发言，题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战斗》，我就想留着，有时也翻着看看，会真的感受到世事沧桑，人言可畏。还有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东西，包括自己在那个时代所写的一些诗文（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出的《学人诗存》收录了一些），都觉得不该丢弃。有些书刊，自己当初无意中买下，或是杂志社寄赠的，但不知什么时候，忽然传说某本书被查禁了，某本刊物中的某篇小说因有问题而急令召回整本杂志，于是这些平时也许根本就没有来得及看的书刊转眼间身价百倍，上了自己的“秘密书架”，生怕被蜂拥而至的借阅者拿去不还。也还有一些书，自己偷偷存放在那里，觉得最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因为自己从里面吸收了太多太多的思想资料，于是就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许多想法不过来自“抄袭”，所以也就归为自己的“秘密书架”——其实不过是些掩耳盗铃或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而已。

一般来说，到友人家，是无权要求看人家的“秘密书架”的；现在有了“物权法”，就更该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了。但心里又知道谁都有些只属于自己的“秘密书架”，那些最让人眼馋的书，或拿出来只在人面前晃一晃，炫耀一番，或根本就密不示人的书，恰恰都是些别人最想看的书；当然，也有这样的时候：当你拿出这些书炫耀时，别人会不屑一顾地说：这有什么，我早就看过了或我那里也有。这时候就会很失落。

这些上了“秘密书架”上的书，大致是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看，就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所说，机械技术可以将复制品传送到原作可能永远到不了的地方，摄影与唱片尤其能使作品与观者或听者更为亲切。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复制的赝品越多，真品也就越珍贵，因为只有真品才与“此时此地”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一旦出版商发现那种书好卖，自然就会大量出版；但任何一个出版商又永远也无法知道相对于你而言的哪种书是好书，所以在图书泛滥的年代，什么才是应该摆上你的“秘密书架”的书，就真需要一种独到的本事了，这种本事就体现为“不随波逐流”。再一种原因就是政治。政治把许多本不该摆上“秘密书架”的书“强行”抬高了身价，具有了空前的收藏价值。这里曾演出过一幕又一幕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抄家搜查的目的都是为了找到一些人们竭力想掩盖、保护的东西；一个传单越成为追查的对象，就越具有了收藏价值，尽管今天看来真的毫无意义。

这恐怕是一个涉及到人类心理学的话题。但不管怎么说，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不是记忆而是失忆才引起了弗洛伊德的关注，那么同样的道理，不是因为这些书多么珍贵，而是因为那么多书为什么变得一点收藏价值都没有才是我们关注“秘密书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