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批六十来岁的人了。

“六十岁”是个什么概念？这只有当那些来自山南海北、几乎连姓名和性别都忘记了的小学同学有了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时才能让人深切感受到。这就是今年春节我在西安时的一种经历：每个人都在对方的脸庞和举止上确认着自己可能的样子，这和在镜子中端详自己时的感觉完全不同。

“六十岁”，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算是一个甲子了，也就是西方人所理解的一个世纪，至此以后周而复始，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以前把“耳顺”理解为“能听得进各种反对意见”，后来才知道指的是“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按程子的说法，叫“耳顺，所闻皆通也”。杨伯峻老先生据此解释为“六十岁的人，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以分辨真假，判明是非”。这就是说，六十岁的人，对真假是非大约就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也许孔子是在说他自己，我们自然不能和他比，但能不能试着也扪心自问地对“别人的言语”（对我们来说，这别人的言语只能是国家的说法，因为它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有一个真假是非上的基本判断呢？于是，夜深人静之时，一个年近六十且多有失眠的准老人，就很可能在回望中对自己进行着某种“年龄”上的检验；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检验，看大家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可称之为“同一代人”。

“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什么叫“一代人”？有些人讲以30年为一代，有些人认为它指的是“世系的辈分”，父子相继为一代；但在我看来，它更应该指的就是当这些人在步入成年时，因共同经历的某件事而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感情和是非标准。这里的“对错”，不是科学的或事实意义上的“对错”，它就指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是真还是假、是对还是错的判断；这里的真假对错，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它想通过自己的判断来获得一种信念或态度上的共鸣。正是这种情感或价值观念上的判断使得任何经验对我们来说都具有了文化的意味；当然，也正是这种信念与态度上的共鸣（但不一定一致）使他们确认自己是“同一代人”。比如文革时的老大学生，尽管在年龄上与我们差不多，或只比我们大两三岁，而且在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上也基本一致，但情感上却似乎相去甚远。许多我们说起来很有感情的事，他们却无动于衷。他们比我们成熟。当我们无所着落，准备下乡插队时，他们在等待分配，开始拿工资。但这能不能算根本原因？我说不大出来，但总似乎隔着层什么，就是直到今天，也依然觉得隔着层什么。这种感觉是真实的。这里重要的只是感觉。所谓“忘年交”，就指的是感觉上的相知相通。

恰好，对任何一代人来说，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连接在一起的事件，也正是这一事件使他们把自己这代人与上代人或下代人区分开来。

对任何一代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近花甲的人来说，最关紧要的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把你所经历的那件事关“一代人”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事件”表达出来；因为这种表达及其所具有的思想感情并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人的“当下”，也不仅仅事关“过去”，它实际上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因为所谓的“当下”或“今天”，实际上就具有着它自己的“过去”（过去活在今天，或构成今天的背景）；而在“今天”如何表达，又会成为“明天”的“过去”（今天以背景的方式活在明天）。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它由一个接一个的事件构成，而我们在“今天”对那件事关“一代人”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事件的任何表达，都既是对这一事件的重构，也是为了使其成为明天的背景。对任何一个民族的未来来说，这种背景总是越厚重就越好；或者说，越复杂就越好。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当我们这代人在年龄上走向成熟时，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历史的厚重感，所以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多么慷慨激昂，实际上已经很有些轻飘飘了吗？那时候一说一个人历史复杂，这个人几乎就可以等同于坏人了。所以我们都努力使自己变得“简单”，就跟现在在电视上“征婚”的人一般都会说自己的“恋爱经历”很简单一样。这样一种出于“需要”而训练出来的思维定式，使得我们整个民族或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纯。于是也就有了诸如“儒法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无非是怎么怎么”、“只要……就一定能……”之类的语式，总之要把本来复杂的问题归结为一二三四条，尽量使其简单、易记。措施就是考试。古代人懂得这一点（八股文即为一例），今天的人更懂；比如用类似于“托福”那样的考试方式来考中文、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我们又只能眼看着我们的下一代以这样一种较为新颖的方式重复着我们过去曾有过的那种轻飘飘的状态。究其原因，这种状态的形成大约就与历史或事件的被强行切断有关，与记忆被抹煞、历史被遗忘有关。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上一代人起，他们就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寻觅到一种方式把他们那代人所共同经历的某一事件表达出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别样的看法和事实。也许上一代人有意识到了的，也有人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出来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些极其简化了的几个概念，用这些概念套来套去，给人一种无所不知、包打天下的感觉。这种状态就这样一直延续着，直到构成这个民族的背景被完全淘空为止。这种“淘空”，决非读经、汉服或祭孔这些形式化的活动所能弥补，因为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在信念与思想感情上早已失去了相互信任的联系。我们不但不信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解释，甚至已经不再相信事实本身的真伪。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就将生活在对历史的疑虑与不信任之中。我有时想，假设有一天我们的档案材料也解禁了，于是成百吨的材料一下子涌到人们面前，谁有兴趣去仔细梳理，使其变成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财富？那时，恐怕又会是另一种形式的轻飘飘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注定了将会从此生活在轻飘飘中，无论是信息的封锁还是开放，恐怕这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已经完成对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历程上的一个最大变革，这就是渗透在骨子里的麻木与不信任。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同样轻飘飘的歌舞升平式的麻木不仁。当我在一本有关历史的书中读到，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弗朗哥政权的统治下，受政府控制的媒体就是通过有意把人们吸引到足球场、斗牛场和肥皂广播剧来达到“躲避文化”这一目的，读到那时的西班牙有一种在“真实问题”的外面笼罩着一种“人为的寂静气氛”时，真感到诧异不已。

我们是文革那一代人。

又是一年“5·16”。

40年前的这一天，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它的序幕，那时的我们是高中生，即将步入20岁的样子。很遗憾（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有些悲哀），在现在的20来岁的人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到我们当初的样子了。真的，无论是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的孩子，作为刚刚入校的大学生，我总想竭力在他们身上找出自己当年的影子，哪怕只有一点也行，但没有。我们作为过去了的一代人的身上的一切，在下一代人身上几乎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和现在40来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而他们又与现在20来岁的人截然不同。当我们刚刚知道有“80后”这个概念时，“90后”的小青年早已粉墨登场。而且文革后的40年，一茬人与另一茬人之间的断裂感越来越加速，越来越明显。也正是这种感受，促使我想到了“回望”这个词，而且是“一代人的回望”：这可是几千万人共同的事情啊！

两年前的“5·16”，我曾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说的就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在这一天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文革，一方面是没有多少正儿八经地讨论，另一方面又似乎是一个早已说腻了的、陈旧不堪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们不再有丝毫兴趣的话题。中国的好多事情，不知不觉中就都变成了这个样子，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于是只好加速遗忘，或装聋卖哑。全民都如此这般，大到国际上所发生的那些大事，小到身边的种种不平，什么事都变得既不好说，又不想说，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因为说来说去无非那些话。时间长了，人，或者整个民族自然也就越来越蠢。话，或者语言，是一种只会越说越多的东西；但长期地大脑疲劳，永远只是那样一种的说法和理解，只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活力慢慢枯萎、死去。过去是无论大事小事都上街游行，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声援那个；现在是无论有天大的事，大家都只能静悄悄地待着，谈不上任何自主性的情绪表达。甚至就连情绪，也要谨慎防范。比如“9、11”这样的事，比如美军入侵伊拉克这样的事，除了网上能听到一些“非正式”的言论外，我们谁又能知道自己该如何说话？只要有孩子大胆说出自己的不同见解，马上就会遭到家长和老师的制止，而且免不了要惊恐地四下张望一下。一个民族到了这种地步，空虚和危险就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压抑中的涌动。这是一种很可怕也很让人悲哀的状态。尼采曾在一本书中说过，当弦蹦到极限的时候，任何一种情绪都可能引发暴力。在讨论希特勒是如何出现的问题上，伯林说是因为以前的绝对主义反弹出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而列奥·斯特莱斯则说正是由于以前的相对主义，所以德国人民才失去了抵抗纳粹德国的精神力量。不管他们谁更有理，但“绝对主义”（真理只此一种表达方式）和“相对主义”（早已取消了真理的话题）总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两个极端化了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决裂，与十七年的决裂；同时又是一种渊源，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的象征，到八九年，又来了一次决裂与渊源。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也许重新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忆，在回忆中给自己重新定位。我在这里所说的回忆，几乎不带一点清算、惩罚、宽恕、忏悔的意思。我想的只是理性，理性的思考和在理论上所能达到的深度。我们该如何表达文革，确实事关一个民族是否还能重新燃起激情，至少是理论思考的激情，因为“文革”这个词语不仅包含着太多的眼泪、欢乐、痛苦和死亡，还包含着更多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触动过的与现代性、与共产党、与毛泽东，与理想、信仰、追求、爱情，与对我们这代人的教育及成长方式有关的所有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不要说“知之之至”，我们恐怕连“知”的兴趣都没有了；要说不能与孔子相比，这恐怕是最先要提到的一点。孔子活在两千多年前，说他“六十而耳顺”，我们，就是真的“耳顺”了，又有谁敢这样说？

不往远处说，至少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和民族有过“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问题（这本身就是一本书的书名），但我想，我们的不同，就在于我们（至少是我）并没有那么具体的目标；我想的更多的还是理论问题。如果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可以不在乎理论思维的成就的话，我们自然也会活得较为轻松一些，但，这种不甘心几乎压倒了对某种具体目标（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等）的关注；常常想起的一个例证就是19世纪的德国，就是康德、黑格尔的榜样，就是斐特烈大帝的那句著名的、同时也让康德唏嘘不已话：你们想说什么就尽管说、随便说，只要行动上听话就行（大意）。

“六十而耳顺”，想想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总该有个大体上的是非对错的判断。有些事，发生了，但与我们无关，比如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运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国有化、双百方针以及庐山会议等等；有些事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有间接影响，记忆很深，比如中苏友好、斯大林逝世、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等，但总的来说，那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充满信心，对报纸上所说的一切也都坚信不疑，随时准备检举揭发身边的坏人坏事，准备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甚至总想着打仗，解放全世界的受压迫者。这是非常真实的思想感情。就是“除四害”的日子里，看着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出动消灭麻雀，那种壮观与同心协力，也让人真切感受到举国一致的伟大与力量。共产党执政之前，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做到这一步。所有这一切，哪怕就是真把麻雀“冤枉了”，也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振奋与昂扬。我常常想起那些日子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房上树上站满了人，在齐声呐喊和欢呼声中眼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麻雀纷纷落地的景象。当政治运动搞起来，大家像消灭麻雀一样消灭“走资派”或“黑五类”时，那种声势和感觉其实也差不多。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史无前例”的事共产党其实已经干了许多许多，而且每件事都让人极其振奋，比如大炼钢铁的日子，全家出动，把能交出去的“铁器”都交了出去，母亲每天站在霸河里浪铁沙，回家时两腿都是肿的，但第二天依旧，而且没有一句怨言，觉得与解放前的妇女只能呆在家里相比，自然可以称之为一种“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了。那时候好像也不上班。整整一条街上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也很正常。大家都在忙，高高兴兴，觉得上班才是一件平庸无聊的事，因为与整个国家的“超英赶美”无关。

当然，生活中也会偶尔掠过几丝阴影，比如感到全家的气氛都很压抑、紧张，从不大声说话，更不让我们听见；再比如，看到学校的墙壁上忽然贴出一些“小字报”，据说是在揭发某个老师。接着就会有几个老师或同学不知不觉消失了，一问，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于是不上学了或转走了。具体情况没有谁认真打听，但有些伤感，感受到离别的滋味，但又在心中美化着这种离别，渴望当自己走上前线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时，也让别人感受到离别的苦楚，但自己却豪情万丈。镇反留给人的印象更深一些，因为亲眼看到那么多人被绑在汽车上押赴刑场，还是有些害怕。我记得母亲竭力不让我看，但我总是能从人缝中看到汽车上的那些人的表情。每人身后插一个牌子，上面似乎写着姓名和罪名，有的只是几个类似于“恶霸”或“投机倒把犯”之类的很抽象的字眼。恐怖的感觉是事后，而且是很久以后才有的，在当时，只是感到场面的肃穆和森严。我记得四周站满了人，但听不到一点声响。像“工业化”、“现代化”这样一些词语，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影响，没有谁关心商品、物价、住房、道路、学校的操场、街道里的自来水龙头、院子里的公共厕所的改造等等这些事，所有的人都被组织起来学习、讨论、发言，每个人也都迅速掌握了那套语言，甚至学会了那种表情，因为只有那样说话、那种表情才是“对”的。对与错的判断也就是好与坏的判断；而什么对，什么错，其实早就一目了然。一个共同体的集体情感或游戏规则，都必须基于“是对的”或“是正确的”这一前提；而对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真理）一旦被垄断起来，而且这种垄断不只是结论的垄断，而是论证方式上的垄断和灌输，那么大家也就自然学会了哪些话题可以说、应该说、怎么说，比如某件小事上表现了自己的私心杂念，而这种私心杂念又与资本主义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等等。这样的讨论总是很热烈，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绕得圈子越大，认识也就越深刻，当然这种方式和结论又只能符合一个最高原则，这就是要“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那么谁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谁也就自然成了真理的化身。

我曾经关于“文革话语”写过好几篇文章，最深的感受就是那种被引导着进行阐释的方式。解放了，解放者也就有了对一切重新命名、规定、阐释的权力。“正本清源”和“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几乎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下来。被讨论、被认知的对象都很确定，比如地富反坏右时时刻刻梦想着复辟，而广大的工农兵是反对这种复辟的主力军；青少年则是双方争夺的对象，他们心地纯洁，但很容易上当受骗，时时刻刻生活在一种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换一个词，就是“恐惧”：既恐惧敌人的“糖衣炮弹”，也恐惧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恐惧感几乎伴随着人的一生。再引伸一步，作为相应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时刻处于“临战状态”，处于“时刻准备着”和“备战备荒”的状态之中。使人们时时生活在恐惧与临战状态之中，则就可以定义为集权或专制政体的根本特征。

处于临战状态下的人，可以干出许多平时不可思议的事，那种热情、互助、无私和服从，那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都很值得回味和珍藏。所以看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我们想起的就是自己那一段岁月，而且就激情的燃烧而言，远在战争年代的战士们之上，因为他们的敌人是面对面的，而我们的敌人则躲藏在暗处，而且时时刻刻窥视着时机以求复辟。

在无形的战场上寻找着敌人并与之作战，这就是文革开始前我们在精神状态上的一个基本情况。

当然，这种临战状态慢慢也就变成了自己与自己的作战，即所谓的斗私批修，而且必须是斗志昂扬地走上自己与自己作战的战场。

所谓的“困难时期”确实是很困难的。那是一种很真实的困难，但在报纸上却看不到，看到的，依旧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和歌颂。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困难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越让我们困难，我们就越要乐观，越要欢天喜地。我们都很会“把坏事变成好事”，一个地方出了事，死了人，我们就歌颂党和政府的救助，接着就出现了一大批好人好事。于是我们也就总盼着出事。但日子总的来说是平淡乏味的。我记得一家人一个月只能领到一张到外面的餐馆去吃一顿饭的餐券，通常就让我去了，而我也通常去吃羊肉泡馍，因为它既便宜也能饱人。老爷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为的就是到“东亚饭店”去喝一碗豆浆。姥姥发明了一种办法，使得蒸出来的玉米面馒头给人变大了很多的感觉，于是就被邀请到四邻去传经。大家就那样过着日子，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一切似乎本来就该这样。说是“暂时的困难时期”，但一连许多年，大家也就习惯了。

农村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说整个国家“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一点也不为过。这应该是一个毫无疑义、很本就不需要再争论的问题。当我在网上看到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不相信有大规模的饿死人的事情时，我真的很伤心，而且欲哭无泪。连这样的事情，政府都不能给出一个真假的说法，就是各地的县志，也都或多或少地隐瞒或缩小着明知的事实，那么我们以后到底还能信什么？我们该以怎样怀疑的神情在猜度和“从反面来看”中处理这些表面上最为生硬的数字和统计？但我那时确实不知道发生在农村里的事。在城里，也有在街上抢东西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抢吃的东西，抢到手后先往上面吐口水，或在地上踩几脚，看主人确实不要了，再自己拿起来吃。我就被抢过几次。自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除了有些惊吓以外。倒是家里的大人总免不了多说几句，因为那毕竟也是全家人等着的粮食。商店的柜台紧锁着，顾客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几样有限的点心。售货员必须在你指定要买什么东西并掏出足够的钱和粮票（当，且仅当）时，才会真的一手交钱和粮票，一手交货。像现在的“超市”，真是在梦中都没有出现过，而且就是所有的人在一起想象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也不会有人想到电视机、手机、超市，更不用说电脑和互联网了。那时候我们一天到晚读《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用对未来的想象来填补眼下的贫乏，但就是没有一个科学家告诉我们人可以就如今天这样过日子。我们可以大声地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那时就是把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全都调动起来，尽最大可能去想象共产主义的美好，也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今天的现实生活的水平。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那些知道的人又不告诉我们，就让我们生活在自己的被有意引导着的狭小想象之中。而且现实生活越困难，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也就越美好，而革命的热情也就越高涨。因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先得消灭帝修反，把自己造就成新人。缺乏一种“在另一时空”中的想象力，这成了一种致命的缺陷。

今天回头去看，那种困难（应该理解为灾难）当然是人为造成的。能从那样的困难（或灾难）中挺过来，靠的是信念，相信党和国家说得都是真话。事实上却是假话。这当然是现在才知道的。把假话当成真话来说，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挺过来。这样的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如果当时把一切实情都披露或揭发出来，天下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死人也一定更多。凭心而论，那样连着几年的困难时期，多亏发生在那个年代；也多亏人们愿意勒紧裤带跟着党走。但这种愿意，是以封锁所有外部消息和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欺骗宣传为代价的。我承认，目的或效果都是好的。也许这就足以压倒了一切。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放在我身上，或放在任何一个外国领导人身上，他们会怎样。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如共产党这样有效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而那时或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被组织和被管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制与意识。所以想到共产党能如此把社会组织起来，总感到是一件好事；尽管在措施上错了，但人心的向背还是清楚的，只要道出实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当然要负责任的主要是毛。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如何维护自己用千百万人的生命夺来的政权，就一直被列为所有价值系列中的最高价值；而这个政权又与毛这个具体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任何动摇的结果只能更坏。于是，恐怕就只能那样先把假的说成真的，然后再让大家慢慢遗忘这一切。时间本身有遗忘机制；或者说，遗忘本身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一种没有办法了的办法。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怎样。

问题在于，一旦有了这样明显地把假的说成真的、把彭德怀等人的好心打成恶意的经历，就需要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用十个谎言给一个谎言自圆其说，然后再把所有可能知道真相的人都压制住。

可惜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绝不仅限于“三面红旗”和“困难时期”。

在文革前的所有灾难中，没有罪过，只有无知——立场是对的，心情是好的，态度是积极的；最大，也不过可以理解为“交学费”而已。恶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们也就越习惯于遗忘和抹去罪责。到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也发现了许多恶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干的，因为积累的恶太多了，多到已经无法清算的地步。于是所有的人也就很轻而易举地可以把恶归结为认识、理解、执行上存在着的某种偏差。

如何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或设法把人们的“业余时间”都“填满”，这恐怕是一个让各级领导都很头痛的问题。基层的党组织自有他们的办法，事实就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业余时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天天都在大干、献礼、赶超、竞赛，所有的人都没有休息、娱乐的概念，更谈不上旅游之类的事了。全家人似乎很难聚在一起。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话的时候。我想，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大家一定会很紧张，很局促，觉得不正常。那时我在学校，也是开各种各样的会，有时拉练，有时义务劳动，帮助清洁工打扫卫生，或到柜台上去帮助卖东西。大家整日都很高兴，写诗，朗诵，参观，军训，等等，日子很充实。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忆苦思甜，参观“收租院”，学习刘文学。没有谁更多的想到学习。当然学习要好，因为要为国争光，但当时“学习好”这个概念很抽象，大家觉得只要思想好了学习自然就会好，否则就是白专道路，那更危险。“思想好”也很抽象。我得承认我的思想和学习都不够好，主要是喜欢打球，游泳，再就是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古今中外，拿到什么就读什么。今天再回头去看，其实我是歪打正着，因为我的课外书看得比别人多，这就给以后、也就是今天的学业打下了基础。那时的老师也不让看课外书，但似乎并不严格，课程不重，几乎没有什么课外作业，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参加集体活动，其余的，就是自己读自己想读的书。批判白专道路之类的政治活动，客观上使得像我这样不好好学习的人有了借口，也大大减轻了学习的负担，使得读书真正成为一件让自己高兴的事。那时能找到一本课外书简直就是天大的喜事，人会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总想着那本书。所以看到现在的孩子这么苦，觉得还不如我们当时。

我觉得毛也一直寻找着转移人们注意力的突破口。经济没有搞好，饿死了那么多人，总得想个办法把人们的“业余时间”“填满”，就是说，不能让人们多想、细想、深想。建国后，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有了新的争斗形式，这他是肯定知道并高度警惕着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思维的框架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并从而统一大家的思想。这种思维的框架一定要高度政治化、也就是敌我矛盾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人全部攫取，让你全身心投入。这一点，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政治诞生于两个人走到一起并联合起来对抗某个敌人的地方；政治的权威性就体现在它能作为整体（比如无产阶级司令部，比如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等等）来对任何一个个体发号施令，而这个人又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个“思维框架”就是“阶级斗争”。“冷战”结束后，塞纽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也是想为眼下的世界提供一个“思维框架”。“思维框架”也就是意识形态，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掩盖和歪曲现实的丰富性。但人们又离不了这样那样的“思维框架”，或者说，你不这样就那样，总受着“思维框架”的支配。所以哲学才成为一种出于怀疑而想有所挣脱的生活方式，它应该为一种特殊的激情所支配，这就是全身心投入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哲学与政治是一样的。别的学科，下班了，就可以不想了，但哲学却需要你总在想；由于哲学问题不是某个人想出来、而是出自生存本身的问题，所以哲学也就与政治难分难解，这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论语》中就能看出来。在这一意义上，哲学为自身的处境着想，也就是为思想自由着想，为某种共同体的根本原则到底是依据什么建构起来的着想。所以哲学应该是一种很微妙的慎思。“过”与“不及”都很不妙。可惜对我们进行的哲学教育就只围绕着一个目的来旋转，那就是让你在没有对“思维框架”的意识下相信它所说的一切就是真理。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所以哲学在我们国家一直享有特殊的地位，就如神学在中世纪后期的大学里所享有的地位一样。我们不能否认，现代性的几乎所有范畴都来自神学概念的世俗化；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对过去的所有反思，都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其中特别给我们以深刻影响的，就是马克思的怀疑与批判。假设在过去的年代里没有如此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假设我们没有因此而从马克思的书中读到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这些人的名字，我们也就不会有今天在思想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这种理论的热情和对思想的执着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今天来说，难道真的不再需要了吗？有多少人嘲笑过我，何必呢？你又想怎么样？面对一个完全非偶然同时又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你的这些思考到底能有多大作用？然而思想本身的诱惑与魅力就足以回答这一切。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是否从此彻底变得不会、或不再习惯于任何非功利的学术探究？

“思维框架”（可能也有人更喜欢“思维范式”这样的词语）总有着某种乌托邦的意味；它不同于想象或幻想的地方，就在于它暗中规定了你想象与幻想的方向。所以，我们那时候所有的想象与幻想，都离不了消灭资本主义、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它几乎就成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后，我们其实也一直就期待着用某种“思维的框架”来解释我们的新鲜经验。如果我们既不提阶级斗争，也不提文明的冲突，更不提贫富、东西、城乡的差别，那么我们当如何整理、描述我们的经验？“和谐”总是相对于大量“不和谐”的感性经验而言的。切不谈它明显的与我们所经验到的社会现象相矛盾，仅就一个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政权的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共同体而言，淡化政治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那种政治权威性和必须无条件加以服从的客观有效性的松动或瓦解。政治松动了，人生活得自然会轻松一些，但那种轻松又是以一个分明是政治共同体的“非政治化”（也就是非信仰化）为代价的。我们以前拼命想使日常生活从政治中摆脱出来（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思路），而现在，却发现经济与技术根本就填充不了精神的追求。而且，这样一个共同体到底是靠什么才能把大家扭成一团的呢？马克思说过“全面发展的个人”，但人与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呢？似乎只剩下了利益的纽带；说是“共同利益”，但也正如在人们心目中的“国家财产”一样，成为巧取豪夺和近水楼台的觊觎目标。当更大的利益到来时，谁都知道这些心中只剩下了利益的人会如何“倒戈”。前苏联的瓦解就是一个例证。

从生存论的角度看，在一个无法谈论政治、同时又高度政治化了的共同体中，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所受到的损害最大的，就是与信念、与自由意识密不可分的道德意识。文革时不管我们干了多少蠢事、傻事、恶事，我们还是有道德的一代，因为有政治热情，有政治理想，有政治关怀。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文革开始时，整个中国社会又太政治化和太道德化了。

在中国，道德从来就是高度政治化了的。所以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政治的“非道德化”时，不管它事实上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危机），党和政府总是对此予以最高度的警惕的。因为一个如此政治化了的国度，怎么可能设想它的“非道德化”？然而这个趋势又不可阻挡，于是如何在道德之外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别的理论支援，就一直是一个很重要、但又不可明言的问题。如前所说，它只能是利益，赤裸裸的利益。

但政治、阶级、敌我，毫不利己、全心全意、赤胆忠心，这几个早已本体论化了的概念依然有效。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社会，而是说：你应该在这样的政治关系或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态度。所以表态就成为一种惯例。这种表态除了平时的开会发言外，就是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和游行。很多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比议员投票要更能体现民意。也许是这样吧，但要看前提和背景。当我最初看到卡尔·施密特的有关论述时，就想到了毛的话，想到了文革那种“大民主”的形式，而且感受到几分恐惧。

人是靠确立敌人来把朋友团结在一起的，因为你必须与敌人作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越是事关生死存亡，朋友们也就越团结；与敌人作殊死战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与另一个“自己”作殊死战斗。所以必须不断开展斗私批修的思想教育运动。国家有国家的敌人，自己也有自己的敌人，这是使人民高度团结的不二法宝。当国家的“敌人”（因为开放了，要做生意）松动了以后，自己心中的“敌人”当然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不仅不可怕，而且要尽可能地让它释放出来，以抵抗或抵消那种表面上的冠冕堂皇。

如果说文革前，党和政府成功地把人们的“集体欲望”引导向了一个“虚构”的敌人和“想象”的未来的话，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被调动起来的“个人欲望”则不可遏制地指向触手可及的权势和金钱。人们的生活态度一下子变得如此之现实，这应该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的。

想在这样的思想巨变中寻求到一种不自相矛盾的说法，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邓小平的“不讨论、不争论”、“一心一意”或“只埋头拉车”是最明智的远见。文革时批判过这一点，但那时我们确实不懂。现在懂了，但已不再是“只埋头拉车”，而是明白了不准“抬头看路”的原因就在于“地上本没有路”。

我想有这样几个基本事实是大体上可以确定下来的：第一，从来就是构成一个社会能自行调节的、本属民间的基层组织（社会细胞）都被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取代了；离开了共产党，整个社会也就真成了一盘散沙。这是有意造成的，目的就是使整个社会须臾不可脱离共产党的组织管理。第二，把社会的经济、建设、文化活动都统统政治化的一个目的，就是可以有效抵制资本、市场、技术的渗透，在当时，也就可以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与消灭，于是整个社会也就真成了一个普遍同质化了的共同体，大家说一样的话，穿一样的衣，住一样的房子，有一样的理想和观念。你不能不承认，这很合乎许多人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设想，而且想不到就真的在我们那一代人的眼前就变成了现实。第三，每个人都以通过对他人的否定来证成自己的存在。这里就指的是那种高度警惕的阶级斗争观念。在我读中学时，莫名其妙地总渴望着身边有阶级敌人，而且隐藏得很深，很狡猾，但终于被自己识破了。后来看样板戏，包括自己写剧本，也是这个思路。那时也期待着有小孩掉到河里，或者说哪里着火了，自己就可以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是想出名吗？可能也有，但主要是想表白。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紧，人越恐惧，也就越想表白，想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这种教育是多么的成功。第四，所以，党、阶级、人定胜天、意志的力量、现代的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形式，这一切都是现代性的表征，或者说，都以我们事实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现代性的心性模式（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为前提；但反过来看，就每个人又都自觉抵制着任何可能出现的“非政治化”或“道德中立化”而言，所有的人又都对任何现代性意义上的观念转变有着一种深深地恐惧。第五，也就是最后，我觉得文革前，我们是生活在一种很强烈的宗教情绪之中，比如相信奇迹，认为奇迹就是毛主席让我们相信的东西。所以说亩产十万斤，15年超英赶美之类的话在我们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奇迹”，而就每个人只要想看就能看到的现实或事实。我觉得，这几点，恐怕在文革前就已经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了。在此前提下，文革的爆发，才变得合情合理。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认为文革前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在今天有了足够的反思能力的话，那么走向它的反面也就变得合情合理。

这种反面，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在为一种特殊的激情所激发，觉得在几乎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一情况下，必须要对自己所经历的是非对错有一个了断才行。所以，我们作为文革的一代，也就会始终成为当政者眼中的不安分者。

（二）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毛，还是下面的亿万民众，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一个动机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只可能从崇高动机出发（我们先已假定了动机一定是好的；当然，这与先已假定了动机一定不好同样没有道理。两厢比较，我们宁肯选择动机是好的）来对恶行进行判断（辩解）的时代。离开动机，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眼前的一切。

然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此热情地投身进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动机又是什么？

动机的问题，只涉及一个是否正当、是否合理的问题；而任何人又都可以为自己的所有行为提供出足够的正当性的依据。

我们没有法的意识，没有任何程序上是否“合法”的意识，国家没有，党更没有。所以当刘少奇拿出宪法想分辩几句时，那是一个很可笑的举动；我相信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一举动的可笑。

所以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就应该被排除在外。

剩下的，就是一个正当性问题，以及道德界限，或者说，道德制约的问题，因为说到底，正当性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历时性地来看，有无道德依据的问题；但由于这个政权的出现本身就“切断”了传统所能提供的正当性依据，加上文革又是一场政治革命，本身就想再次“切断”与传统的“正当性”联系（这种联系在黑格尔的语境中，也就是伦理的而非道德的联系；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且不作如此区分），我们又从来视政治压倒一切，首先是压倒道德，所以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时拿出道德问题也依然是可笑的，就如拿出法的有关条例一样可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与政治家，特别是与像毛这样的政治家就变得不能谈法，不能谈道德，这也很奇怪，但似乎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这样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可了的样子。我在看有关长征的电影时，就总在想：当所有人都需要或都必须剃成光头时，毛自己一头长发，而周则留着胡须，并在无形中成了被认可、受到赞美的现象。文革时，自己身边也有些人的独特性变成了被认可的“常态”，包括政治、道德、法的观念；这种“常态”到底是靠什么力量形成的？一个社会自身就具有或就需要有这样的把“特例”变成“常态”的力量吗？由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法权问题”，当然，这是后话。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和今天可供我们讨论的，就只是一个动机问题；把这个话题扩展一点，也可以说成是心理机制或“无意识中的情感方式”，比如自然而然地情感反应的问题。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在民众的普遍意志，看文革在什么意义上满足了一种集体情感或集体无意识的满足。因为这毕竟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广泛、最为狂热的群众运动。这种需要，如上所说，是共产党教育和培养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群众运动的场面，戴高帽、游街、批斗、严刑拷问、“街头正义”，甚至武斗，也是共产党、至少是毛本人所极为习惯并暗中赞许的行为。而这一切，又确实有着某种“正当性”或“合理性”的说明。

这种“正当性”至少可以做出这样两个方面的论证：一是毛本人要寻找到一种巩固政权，使权力在不断自我更新中充满活力的形式。这种政权的性质，他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也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无产阶级”是个很含混的概念，就与“阶级”这个概念一样，都早已从单纯的经济上的区分转变为政治概念；而且是这样一种在政治上区分开了对错的概念：无产阶级就等于正确。如果按现在的说法，当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就更站不住了。但之所以还要强调“无产阶级”，无非是为了突出它的“下层人”或“贫苦人”的政权性质。无产阶级就等于正确的原因就在于贫穷就等于革命。共产党站在“下层人”一边，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常识，也是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一个宣传上的优势所在。尽管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受苦受难的依旧是农民和社会下层，但这种宣传上的优势却是不能丢掉的。共产党一直在理论宣传上有极大的优势，比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学说，包括进步等观念的确立；比如有关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的建立；比如穷则思变，穷人闹革命、穷人最革命的理论以及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奋斗的理想等等。共产党以此起家，当然也就必须不断捍卫、补充这一套理论；只是由于现实的问题过于紧迫，我们才相信自由、民主的问题只好在不断推后。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想过用各种办法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部《资治通鉴》所汇总的就是如何才能实行有效统治的经验教训。特别对于那些通过起义或造反的形式来夺得的政权来说，巩固政权始终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总结所有帝王将相的成王败寇，不仅包括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朱元璋的后人，也包括前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的继承者，在毛看来显然都没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可以举出许多，但后期的“腐败”和“脱离群众”（那时用“变修”加以概括）则是普遍的。赫鲁晓夫的出现对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而经济的失败又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赫鲁晓夫事件”至少使他知道了“反攻倒算”或“秋后算账”的可能。甚至都不一定要等到他死后。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威胁，所以他必须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突破口。如果共产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政权是必须维护的，那么文革也就在根本上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因为它确实出于某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的需要。只有当这种权力在握时，才不会有人“算账”。至于巩固了政权要干什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一直来不及去想的问题。显然，毛成功地把这种“算账”的可能一直推迟到他去世后，甚至可以说一直推迟到现在。就此而论，你又不能不说它是成功的。毛认为他是在进行一种试验。甚至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实验。这种实验当然不惜千万人的生命，也不在乎民主、法治、人权、道德这些概念，因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压倒了一切。

第二，毛自认为他一直就站在社会下层民众一边。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 “仇恨教育”，就是怎样“夺过鞭子揍敌人”，也一直对“上层人士”（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时用“资产阶级”加以概括）充满反感。这是“造反有理”的心理基础。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造反运动不仅在清理上是正当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为了革资产阶级的命，这是一场没钱的人革有钱的人的命的革命，即所谓的“剥夺剥夺者”、“剥夺者被剥夺”。文革前，共产党“上层人士”的腐败生活被掩盖着，我们不知道。文革一开始，首先揭发的就是他们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一切的一切，不仅匪夷所思，而且骇人听闻。毛则把这种腐败归结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的必然结果。所以，如果那些人的腐朽生活是应该揭露和打倒的（“防修反修”正当性），那么文革也就具有了它的正当性。所以，一个巩固自己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把那些腐败分子清除出去（反修防修），这就构成了文革正当性的依据。

就对 “文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而言，以前只理解为移风易俗；但在中国人心目中，“文化”就一直具有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所以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革命，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重新提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毛显然不满足于他所取得的夺取政权的成就。他想通过一种新的革命形式，使共产党能在自己革自己的命中获得新生；同时还想在他的手里给出一个消除三大差别的理想社会的基本雏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过于理想化了的浪漫主义者，但他所有的设想都立足于一个很现实的考虑，这就是使自己这个执政党不腐败、有朝气、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办法就是文革这种自我更新的形式，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每次新上来的总能维持七、八年内不腐败。他在以文革这种形式把所有“变修了的人”都清除出去的同时，也把自己排除在整个执政党之外，由他扮演上帝的角色，高高在上，生杀予夺。如果这种自我革命的方式是行不通的，那么诸如去读“论修养”、搞“整风”、进行“道德教育”等“和风细雨”的方式也就根本上无济于事。事实本身也正在证明着这一点。毛通过文革把在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前提下所可能想到的激烈（敌我矛盾）与和缓（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自我更新”的法宝都使用到了极端。

“革命”的总体特征可以归结为“涉及各个领域、包括触及人的灵魂”的全面型、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的暴力性以及群众运动的广泛性。这样理解的“革命”，自然就与“改革”或“改良”，就与所谓的“政变”区分了开来。文革是革命，不是改革，不是整风，也不是政变，这一点，我们也是后来才逐渐明白的。

与此有关的，还涉及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与文革的正当性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这些投身文革的人的动机的纯正性。文革的可怕，就在于正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动机是无比纯正的，所以也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以比赛的方式竞相向毛表忠心；按照这种“自我正义”、“自我表白”的逻辑，极左与过火也就必不可免，因为不过火、不极左，就无法体现自己的正义与忠心。人类的苦难大都是在动机纯正这一借口下干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完全应该听毛的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一个特殊的事因，这就是工作组的进校与抓右派学生。这完全是过去共产党整“下层人士”那一套，现在，有了毛的撑腰，让年轻的中学生们起来造他们的反，这怎么可能不让人热血沸腾？当然，诸如建国后抓右派、戴帽子、批这个批那个，等等，也是毛干的，但我们并不明真相，以为以前所有的“坏事”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的，而毛则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并与他们进行着斗争，包括把一些孩子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也认为是在迫不得已中保护我们的一种说法：尽管平白无故地戴上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但总比“地富狗崽子”要好听许多。第二，反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想从根本上对整个社会的结构进行一番改造，不信法治，信的是人的善良意志，是雷锋式的新人。这是一个更为纯粹的理论问题，涉及对自由、平等、人与人的相互承认的重新理解。张春桥的几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无疑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要说对一个并不想多么富裕、但又相对平等、上下和谐的理想王国的理论设计，有关法权的问题就必在讨论之列。英国革命和缓，是因为先以法权的形式维护了贵族们的既得利益；法国革命激烈，一个焦点就在于要破除一切要维护贵族利益的法权，而我们，自然赞美的是法国革命，而且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就如“巴黎公社”所实现的那样。当改革到了今天，当我们发现“特权”具有着某种“天然合理性”，而且你不得不以此作为前提来推进下一步的改革（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时，法权的问题就又一次摆到了桌面上：如何才能既纠正过去而又不伤害未来？离开法权（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法权，因为首先就是财产的所有权）的维护，问题事实上就根本无法推进一步；因为有关法的概念，首先所伴随的，就是有关什么必须以法的形式加以维护的意识。第三，文革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一种现代性的试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一切固定的、素被尊重的东西都被打碎了，都灰飞烟灭了，这就是当时特别让我们兴奋的地方。现代性给了我们冒险、征服、改造的意识与意志；一党体制、意识形态的统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还有人的平等意识（特别是男女平等的意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包括反帝反修，备战备荒等，所有这一切都属现代性的意识。在我看了鲍曼（Bauman）所著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后，就更加确信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真正的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第四，如果我们按照康德的说法，把思想的启蒙就理解为就公共问题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智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就给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唯一的一次可以公开辩论的舞台；尽管所有人事实上都是在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但反驳对方时的逻辑训练以及那种理直气壮的神情，却是新中国成立后，哪怕就是直到今天也再没有过的一次活生生的理论实践。也正是在那样的辩论中，我们才真地发现了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各级官僚都是些不学无术的“草包”，才更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及时与必要。在辩论中，当有人不仅背诵毛主席语录，而且背出大段列宁、马克思的话时，大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也正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开始了马列原著的选读的。

最后，就是巴黎公社的影响，它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二是对敌人不能太仁慈；三是工人或革命者无祖国概念，属世界公民。

“反启蒙的启蒙”，“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文革将这二者纠缠在一起。

造神，相信奇迹，因为毛的诞生和共产党的胜利本身就被说成了奇迹。在这一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惨烈的类似于宗教迫害的新式宗教运动；但它宣扬的决不是爱，而是恨，不是宽容与和解，而是凶残与报复。那是一个没有了道德、只剩下政治的时代，而且这是一种宗教化了的政治。

当然，文化大革命在使我们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识的同时，这本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也就同时对当权者构成了一种威胁，所以始终也就成为必须被严防的一批人。再经过后来的“四五运动”和“八九民运”，任何有关政治的理性思考都不再可能，到今天，文革，构成我们这一代人之命运的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也终于成为了一个“不能讲道理”的理论禁区。

我们心里清楚，对于文革，我们谁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全部的真相；或者说，本来就不存在这样的“真相”；因为“事情本身”与我们的“印象”、“感受”总是不可分的。但人文知识分子最高的使命，就是分析某些前所未有或不断反复出现的事情的成因，就是努力抵达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能做到哪一步是一回事，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或者说，都觉得可笑了，那么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一种说大了是民族、国家，说小了是个人职业的义务感或使命感呢？

这是一个真正困惑人的时期，有点像文革后期我们下乡插队时的困惑与迷茫，也是信心和激情过后的无奈与彷徨。

（三）

文化大革命是一出大戏，起、承、转、合，有高潮，有平静，有信誓旦旦，有蒙混过关，有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也有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的武斗场面，还有审讯、招供、越狱、追杀，等等，超过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过的任何小说的想象。但我相信，就是让所有的作家畅所欲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也依然写不出能进入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作品之列的作品；我们的哲学思考也无法提出最为深邃的问题。因为我们缺乏宗教（这里指的是基督教）的思想资源；基督教中有两种感情是所有伟大作品的精神源泉，这就是对神圣的感受以及发自内心的对感恩的意识。文革时我们有神圣感，那是对毛的，所以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时的感情真挚无比。就是今天回头去看那时写的一些诗歌，虽说幼稚，但感情却非常投入。可惜这种把个人神化了的全民欺骗导致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灾难。毛也会死？当这个完全无法让人相信的事实发生时，那种把凡人神化了的全民欺骗也就等于同时宣告了破产。感恩与宽恕、与启示、与对神律、对义务的意识有关。而这些感情都是我们所十分稀缺的。我们把对神圣的感受变成对毛个人的无限崇拜，把感恩的意识局限在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上，这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败坏了人类的这两种崇高感情。败坏了的，也就无法恢复。所以在文学和哲学表达（它们均涉及到某种超越性的情感体验）上，我们已经先天不足，恐怕很难有所作为。有希望的倒是一些经验性的统计与归纳，比如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开掘，就很可能为人类如何认识自己的活动提供更多的佐证。再就是心理学领域里的个案分析或对群体性无意识活动的分析，特别是当运动来临或大祸临头时那种心理的变化，包括如何罗织罪名转移视线，还有每次听到毛的最新指示时都会有的那种莫名的兴奋，而且自己总能想到许多理由告诉自己毛真是英明伟大，每次最高指示都来得正是时候，等等。对所有这些心理现象的分析研究，都很可能做出我们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实际上也就是对现代性的另一角度的认识：在现代社会中，基于仇恨的感恩是怎样完成了一种心理转换，使得毛这个人真的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洞察秋毫的“神”。

我自己关心的还是那套所谓的“文革话语”，也可以理解为自然形成了的一整套地“阅读制度”：不但使几乎所有的日常用语都高度严肃化、政治化了，而且用那样一些政治术语就可以把人生中的一切问题（从人生理想、集体主义一直到生老病死、恋爱婚姻、饥俄疼痛等等，我家里有一本那时候买的《赤脚医生手册》，上面就写着得了什么病，哪里出了问题就应该到那条毛主席语录中去寻找答案和解决的办法）全部囊括进某种固定了的词语搭配之中。语言真的成了一个“无个性特征的游戏空间”，谁都想把自己熔化在里面，然后用这一套语言去重写历史，启蒙全人类。对此，我已写过好几篇专论“文革话语”的论文。

“文革话语”不仅仅只是指那些豪言壮语，它主要是一种论证方式，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和对问题的感知方式。“方式”，在这里具有着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所以我们讲哲学，偏重于认识论、方法论，这其实也就是近代哲学所确立的知识论原则。而我们则把这套就具体领域里的问题而言的知识当成了方法论上独此一家并普遍适用的教条。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认识外部事物时，同时要想到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想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等等），应该说早已滲入我们的血液之中。

就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回望而言，从1968年底到1976年或1978年这一段时间，是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过的，因为那是我们在痛苦地反思中蜕皮、成长，在读书与交谈，在不断有人被以各种名目抓进监狱（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成立各种读书小组，而最主要的罪名也就是“反革命集团”）和实在看不到任何出路时彻底消沉、然后再重新燃起希望的一个阶段。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三年还是十年，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1968年后的我们，才真正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了一个“认识对象”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从哪一时候起，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我们这些人既在文革中，又在文革外；文革与我们有关，我们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但却是一些不戴袖章、不能辩论，更不能成立任何“战斗队”的“红卫兵”。

到底应不应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何理解“进行到底”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一阶段提出来的。

对我们而言的真正的思想启蒙是在农村实现的。第一，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农村如此贫穷，农民生活如此艰难，这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完全不同；不仅不同，而且是相反的。我在农村插队几年，记得一个劳动日七分钱，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在农村插队的全部日子里，我没有领过工钱，全靠家里给我的补贴。我是自愿的。但我无法想象别人是怎么过的。第二，阶级斗争、贫下中农之类的概念害死人；我们才到农村，也想这样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教他们学唱歌、念语录、读报纸，关心天下大事，等等，也找到地富及其子女，与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觉悟，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犯罪，冤枉好人和自己良心上的受谴责。李少华写过一篇《反标事件》的文章，记述的就是自己在清查一起所谓的“反标事件”中既被迫、又自愿，但事实上却是伤害了真正的好人的经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忏悔，悔恨自己听信了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第三，我们亲眼看到了农民，而且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对这种集体劳动的反感和抵制；能不劳动就不劳动，能偷懒就偷懒，劳动时能怎么样损坏临队的庄稼就怎么损坏，一切的一切简直是过去无法想象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这样，而是说哪怕只有一例，也足以对过去的概念化宣传构成足够大的挑战，足以使我们的心灵感受到巨大的震撼。我们这才知道了电影、戏剧、报纸、电台是如何欺骗着我们。这种欺骗的方式就是用概念掩盖或歪曲现实。我们过去讲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合乎对概念的单意性理解的“现实主义”。第四，我们的性启蒙是在农村完成的，是通过农民们的口语和打情骂俏，才知道了有那么多“性语言”活跃在民间，简直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真的很可爱。第五，农民们自身的那种纯朴，那种自然思维的常识，都让我们的宣传败坏了，在这中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也都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毛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对的，但他也没有想到这种再教育的结果，却是反叛，对他的思想和教育的彻底反叛。农民中有许多人也关心国家大事，但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直觉与常识，相信千百年来就流传在民间的一些说法，所以也就往往一语道破表面的假象，很早就“预见”到了后来的事变。第六，农村的那几年，我们在思想深处，对人性、对生死、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真相、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得失，还有那种慢慢积淀起来的对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们的深厚的感情，包括着同情与理解的情感共鸣，都在根本上发生或实现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潜移默化的，它所给与我们的启迪和精神力量，也许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被我们所意识到。

在这段时间里，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林彪事件的发生。

林彪事件对我们这代人的重要，无论怎么说它的重大，都不会过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当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时候，毛也在我们心中慢慢死去。

林彪与毛同归于尽，不过迟早而已；因为飞机摔下来，总要快一些，但无形中竟也多了几分悲（歌？切？怆？悼？壮？凉？愤？叹？哀？………）的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去海南岛培育杂交玉米的路上。

当时我是一名插队知识青年，正在所谓的“五·七大学”学习作物栽培，于是自愿放弃招工和回城的机会，兴高采烈地与一群农民到海南的乐东县去培育杂交玉米。

海南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就可能永远也去不成那里了。另外，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清运动”，传达了中央文件，听了外交部揭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的现场录音报告，然后就有了“5、16反革命集团”这样一个正式名称；各地都开始相互揭发，自我检讨，据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但诸如“极左”之类的概念，又明显包含有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否定的含义。所以，我们也就都在忧心忡忡中看着运动的进展，并不得不在自我反省中意识到中央可能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

毛说，现在该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使我们又如文革前一样，成了革命的对象，尽管自己还是中学生，而中学生天然热爱毛主席，不会犯“路线错误”的惯常说法也依旧使我们心里有些踏实，但那种自上而下地批判、抓人、判刑、直至枪毙的力度，还是远非当年我们批斗当权派时所可比拟。

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是自己心中所渴望的。

1971年9月30日，车到郑州，住在南二七路的红武旅社；当天举行二七纪念塔的落成典礼，于是我们也就一起进行了参观，而且免不了大大抒发了一通革命的豪情壮志。

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在遥远的温都尔汗发生了那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国庆22周年的纪念冷冷清清，有些出人意料；而且第二天的报纸上再也没有出现那些将军们的名字，比如黄、吴、叶、李、邱。

我是一个比较关心时事的人，当时就感到蹊跷，但很快也就过去了，只是想到也许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10月3号到湛江，由于有台风，在那里一直住到9号，10号过的琼州海峡；正式知道林彪的事是在这一事件发生整整一个半月之后，即1971年的10月底，是一位在部队的朋友在信中告诉我的，就只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林彪是一个反党集团的阴谋家，叛国时摔死在温都尔汗。

于是全部问题集中在这样两个问题上：第一，还相信不相信毛主席？第二，自己还需不需要改造世界观？再下来，就是改造世界观与相信毛主席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其实，自己向自己的这种提问方式，就已经预设了答案。

然而这样的答案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连毛这样“洞察秋毫的神”都三番五次选不准自己的接班人，那是不是说明这种由最高领袖亲自挑选自己的接班人的政权接替方式本身并不可信或并不牢靠？

而这，真与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有关吗？

那正是一个及其繁忙的播种时期。自己思想上的压力也大，加上林彪事件，几乎夜夜无眠：一面是反复告诫自己，这正是一个考验自己的关口，千万不能因此而丧失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心，所以不断以表决心的方式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自我教育的机会，意识到所谓的世界观改造其实就指的是信念的坚定；另一面就是强使自己静下心来读书，想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求另外的答案。

所读的书依旧是《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

涉及“信念”，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最后一句话犹如一根芒刺一样永远扎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马克思如此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党’，并以这种批判的方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我们，能做到吗？”什么叫“我的义务也不允许我即是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拯救灵魂”和与之相关的“义务”这样的概念，是我们以前从未想过的，而现在，却不断出现在脑海中。

今天回头去看，说马克思的学说忽略了人的道德义务，就恐怕有些不恰当了；而在强调改造世界观的同时，能想到“灵魂”与“义务”这两个概念，也实属不易。但当时，也仅仅只是对这两个词表示诧异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这个概念。

在我1972年3月底的一篇日记中，记着这样一件事：我在当时的通什饭店的门前看到过这样一份小字报，作者名叫冯国华，是一位下放到干校的干部，他在一封致党中央的信中说，自治州革委会侵犯了他的人权。我把这段话抄了下来，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人权”二字（这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并联想到《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关于“干部下放等于变相劳改”的言论，感到“人权”二字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这也就是说，有了林彪事件，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尽管是“反面教材”，尽管不断告诫着自己要“站稳立场，经受考验”，但“灵魂”、“义务”和“人权”这三个概念还是就此进入了我的视线。所以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思想的转变就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

只有对那些产生了“临阵脱逃”思想的人来说，不断地坚定自己、告诫自己要坚持，要相信才有意义；从那个时候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出，自己几乎每天都在给自己打气，希望自己在这个时候能经受得住“考验”，但这恰恰说明了自己的彷徨和恐惧。所以那时候也写了许多类似于“秋风送三载，飘零忆四方；老屋织新梦，只身入大荒”这样的诗词，总之“看穿”和“逍遥”就如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把我们这一代人推向事情的反面。

我个人认为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的文化大革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关键词”是“复辟与专政”，冲在最前面的是所谓的“红五类”，形式就是“破四旧”和抄家、批斗老师和血统论；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造反与夺权”，有了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而由此分野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反工作组、批斗所谓的走资派，大规模的武斗和夺权，成立革委会；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是“消沉与反思”，主力就是我们这些插队知识青年。当时最大的问题集中在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上：“革”谁的“命”？谁是“革命者”？我们自己在三种意义上成了革命的“对象”，一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是正在开展的大规模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我们中的许多人（恰恰也正是文革中最肯想问题、最能提出不同见解或者说表现最为积极的那些人）就是被“清查”的对象；第三，毛说了，“要斗私批修”，于是我们自己必须自己革自己的命，而且要在灵魂深处革自己的命。但这种自我革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反思，就是回想、回望和自己对自己的“坚定与决心”的质疑，就是更多的消沉和彷徨。

随着书越读越广泛、越读越深入，这种对个人的质疑也就变成了对道德与法的观念，对社会与政治的制度，对历史与未来的认识的质疑。

文革开始时，我是一名“造反派”，这里的“造反派”应该有特定的含义，它就指的是对自上而下派驻学校的工作组的不满与反抗。派工作组下去“搞运动”，延续的也就是1964年以来的“四清运动”的方式，或者把这种方式也可以理解为共产党最为擅长的“运动方式”：它让各级地方领导结合公安的力量，以谈话、调查、走访、交代、检举、揭发等方式为主，把学生或所谓的学生后面的“黑手”也就是老师揪出来，不仅是批斗，而且要判刑直至枪毙，这一套“整人方式”甚至比毛的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批判更加恐怖；到后来清查“516分子”时，沿用的也就是这套方式。这是两种不同的运动方式，前者（以四清运动或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为代表）也把各级领导视为“清查”的重点；但由于这种方式依赖于“上级”，所以也就具有了“上级整下级”、“下级整群众”的运动特点；后者（即文革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则是较为单纯的“群众整领导”（所谓的批斗走资派）的特点。这两种方式轮番使用，这就是这几十年来无数人（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群众，也无论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都被冤枉了的基本原因。因为被前一种方式（四清）整苦了的领导与群众就以后一种方式（文革）进行报复，于是斗来斗去，你方唱罢我登台，动辄就是上百万人的被冤屈致死，如此的灾难，难道仅只是这么两家人（比如刘少奇王光美与毛泽东江青）的问题吗？这样的思考应该说是必不可免的，而且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负的，还是国家、民族、理想、未来的“责任”，当大家真的感到这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可笑，而且也就是直接导致

各种灾难不断发生的一个心理动因时，我们该怎样回望过去并重新设想自己的人生？

（四）

1972年从夏天到冬天，我一直在写一个剧本，开始起名为《根深叶茂》，后改为《广阔天地》；这部戏先由华县秦腔剧团演出，后改为渭南地区的剧团演出，参加全省汇演，大约共演出了一百多场；剧本1976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定价0、20元。剧本的扉页上印着毛主席的三条“最高指示”，分别是：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出版社和我们都未料到，当这个剧本出版时，北京会发生另一件与林彪事件一样大、或者说更大的、直接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大事，这就是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

但这件大事在思想上对我们的振动却并没有林彪事件那样剧烈，有些人是麻木了，有些人一直企盼着这样的时刻而且认为这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有些人则在惊讶之余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但这种愤怒还并没有上升为一种怀疑和反思，大家还停留在过去的坚持与捍卫上。

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时候已经冷静了许多，而且在内心深处支持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四、五运动”，支持任何想表达自己的怀疑和不满、反对和抗议的举动，因为我自己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人了。

这和我已经在监狱里工作了五个年头，而且有着许多“外面的人”无法想象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我是1972年12月28日知道了我被陕西省莲花寺石渣厂（陕西省第二劳动改造管教支队）所录取，录取我的人答应了我的要求：到石渣厂当一名汽车司机。

然而到厂之后才发现他们录取我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写了剧本，这个戏又正在上演，是一个“写手”；他们需要由人来写各种各样的宣传和教育的材料。他们并不知道能写剧本的人一般来说是写不了这样的材料的。那时的人还没有这样的概念。

在石渣厂待了整整七年，在管教科写了近百万字的宣传、宣讲材料，还有无数的“敌情汇报”和“总结报告”，留下深刻印象的“犯人”总有十多个，其中大都为政治犯。今天回头去看，差不多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第一， 这些所谓的“政治犯”，其实并没有任何反动的纲领，甚至连言行也没有，最主要的“犯罪事实”就是偷听敌台和设法与境外取得联系，目的也无非是获取一些“飞来的横财”。就是因为这样一些事，判20年徒刑，也就这样在里面呆着，因为任何申诉和上诉都是无济于事的：你有罪，而且是政治上的罪，这个前提一定下来，判多少年刑从来就没有一个经过反复辩驳的客观标准，只知道从重从快，而且任何人也不会为他们说话，因为说话也同样没有依据。

第二， 正是通过无休止地书写各种宣讲材料，我才真正明白了所有这些话都只是“宣传”。“宣传”是一种需要。既然是“需要”，那就必须这样。“需要”成了压倒一切的“需要”。至于这样写的人是不是真信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所有的人也就都在这一层次上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心照不宣，都知道这只不过是必须这样的“宣传”而已。所有的学习和提高都只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怎样才能“宣传”得更好。又由于这种“宣传”是从来不会遇到质疑和反驳的，所以“宣传者”也就免不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为所欲为，而且自以为天下无敌，或者说自以为天下的道理不过如此。这是根子里的虚无主义。我曾经在一次审讯记录中，亲耳听到当一名“犯人”说这件事不是他干的，因为他不可能在那一时间到达现场，硬说成是他，这不合逻辑时，我们的干部的回答是：“逻辑是有阶级性的”。这已是差不多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但那名犯人无言以对的神情仍时时刺痛着我的心。

第三， 有些也许就是我们现在在学术辩论中免不了会不断碰到、而且又似乎无法解决的“假问题”。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我们面临的一个谁也解决不了的最大问题就是犯人，特别是政治犯能不能悼念，能不能在监舍里搭建灵台，进行祭典的问题。犯人们当时哭成一片。哭的原因很多，但热爱毛、相信毛，觉得只要毛活着就有可能给自己减刑或平反的心理是主要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号啕大哭。我们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伪装，又看到别人哭，自己也不得不哭的人，但从理论上讲，这些“阶级敌人”应该高兴才对，不可能哭成这个样子。当时为此事向上级打了无数报告，但没有任何一级领导敢作主、能作主，于是一切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犯人们愿意怎样就怎样，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单纯作为一种处理方式，这无疑是对的，但因此事而在理论上所提出的问题却似乎从未引起过任何人的关注。

第四， 身为管教干部，我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许多坏事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文革中，我们就曾参与制造和宣传过许多自以为千真万确的真理。但那毕竟是间接的，是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是自己学习、领会的结果；但在监狱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些你明知是错的事，但为了维护“政府”的名誉，你必须就那样坚持或设法回避。有些犯人递交的上诉材料，我们可能在自己的抽屉里一压就是几个星期，纯粹不过是忘了而已，但这些材料确实犯人们日思夜想的救命稻草。有些材料，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当地法院的错判、误判，但也只能这样搪塞过去。有时讨论犯人的减刑，只要有一个干部提出某某犯人反应他说过什么或哼过什么“黄色小调”，这个犯人的减刑材料就被压了下去。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所谓的事，但对这个犯人来说，却是整整两年或三年的徒刑啊！时间长了，讨论的材料多了，人也就麻痹了。这也是一种“恶”，一种比单纯的“服从命令”更“平庸”的“恶”。一个人为了能在那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应该把“适应”限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有没有今天所谓的“道德底线”？到底什么是正义？正义是一个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概念，为了维护正义是不是就可以不顾真相与人权，或者说，只有揭露出真相才有正义可言？事情是这样吗？限度何在？在自己的所有“恶行”中，什么属于一种体制性的压迫与恐怖，什么又是自己所习惯了的“暴力文化”如遣词造句上的霸道与蛮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