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元1978年的元旦社论是“两报一刊”的《光明的中国》。
今天的大学生们已经不知道“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在那个年代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了。
这种权威性来自于一种声音——党中央的声音。
中国那么大，声音又那么嘈杂，但有一种声音是必须仔细辨听的，那就是来自党中央的声音。
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党中央”并不只会发出一种声音，所以就需要仔细辨听，这种能力的训练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一般来说，什么声音最大（所谓“时代的最强音”），我们也就相信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了。和平年代，人们在硝烟后面争夺的是看不见的声音，以后把它叫做“话语权”。
1978年，经过一轮又一轮地阶级搏杀，在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粉碎（也就是声音的消失）后，“声音”自身的权威性也就得到了了足够的保证。所以那时候的“两报一刊”自身也就象征着“光明”。
重提“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说明“光明”必将、而且已经战胜了“黑暗”，这样的“重提”早已成为一种思维的定势，话语的定势。人们自然而然地就相信着“前途光明”和“光明必胜”。
这是一种历史观，决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价值观等等一切的历史观。
近代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历史”无形中成为了一个谁也回避不了的“事实”。没有人会想到这一“事实”其实是被人用语言建构起来的，古人并不如我们这样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当然，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我们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愚昧、落后，因为他们不懂科学。这种回答方式，等于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现有的历史观的先进与科学。当然，“先进”与“科学”这两个词本身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就已无可置疑。
这个话题先放在这里。仅就“光明”二字而言，在过去的那个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林彪1968年10月26日的一次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在《新华月报》1980年5月号上重新刊出，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可以高瞻远瞩地看到全世界上的远景，看到一个国家能够空前地影响全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推动世界向前进的，促进世界革命，帮助世界革命的，成为世界上最强、最大、最持久的国家，影响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的，那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一方面从革命方面说，那是最大的，超过苏联的；那么，就是从实际力量的影响上，它超过西班牙，超过英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革命的国家，最影响人类命运的国家。”
（回想起来，在我的记忆中，真正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了的，还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真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似乎“大国崛起”之梦在做了一百多年后，终于梦醒了，实现了）
我之所以重提这段话，是因为1978年4月6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有美国办公厅主任哈得曼的回忆录《权力的终结》，里面说1969年苏联想对中国的原子工厂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从空中拍摄到了数以百计的核弹头成堆垒在一起，一万八千个帐篷一夜之间在九英尺深的雪地上架设了起来。
这就是1978年一开始所带给我的习惯性的期待与恐惧。
（二）、提到1978年，就不能不说说那时候所看的电影。
1978年1月15日晚，我妻子的工厂露天播放南斯拉夫电影《桥》，当时天降大雪，雪真大，密密麻麻，漫天皆白。那是真正北方的大雪，可比这些日子给南方造成空前灾难的雪大多了。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而且所有设备似乎也“习惯了”，所以并没有造成什么恐慌与破坏，唯一的，就是影响了那场电影。
但还是有至少上千人坐在野外看那场电影。大家都自觉地不打伞、不戴草帽（那时候的人的自觉性与安全感也超乎现在的想象，当然，前提是人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也就可以夜不闭户；由于这场电影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太大，于是每个人也就都有了不得不遵守某种不成文法则的自觉性）；我每隔5分钟就必须把妻子和儿子身上厚厚的积雪掸下去，儿子不到三岁，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惊恐地看着画面上的枪击、格斗、爆炸。这场电影的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忘记，但这一幕，在我的一生中却永不能忘。
那个年代的人们到底在渴望什么呢？自由、平等、幸福、公正，都太抽象、太遥远。其实，比如如我这样的人所想的，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还感到不满足的，其实就两件事，一是每月的肉票、油票多发一点；二是能有更多的精神享受，如多有些书看，多有些电影看———当然最好是外国的，但这只能在心中默想，或者祈祷，总之是太过于奢侈的梦想。那时候能看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就已经是一顿精神大餐了。
以后，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也只有电影才能带给人些许欢乐，但那都是些什么电影啊！《六号门》（只有里面的天津话在音调上让我记忆犹新）、《汾水长流》、《征途万里》、《朝阳沟》、《同志，感谢你！》、《奴隶的女儿》、《暗礁》、《人欢马叫》，几乎全都看不下去，但依旧每演必看；后来“解禁”的一些电影如《羊城暗哨》、《阿诗玛》、《五朵金花》、《东港谍影》、《黑三角》就觉得好多了；再后来，就开始拼命看外国电影：《百万英镑》、《追捕》、《雾都孤儿》、《巴黎圣母院》、《白痴》等等。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日本电影《望乡》在当时所引起的全国大辩论，因为从主题到里面的一些镜头都超出了人们可接受的程度，非常类似于今天的《色·戒》。那时我刚到武汉读研究生，也卷入了辩论之中，想想真是好笑，后来看删节版《望乡》时的感受，也类似于今天看删节版的《色·戒》一样，一切都似乎在重演。只是把电影《红楼梦》一连看了五遍的事是再也不会发生了。
（三）、1978年，有几篇文章是不能不提的。
首先是2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
这篇文章简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人惊呆了：文章竟然可以这样写！世上竟有陈景润这样的人，竟有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需要解答！一切都匪夷所思！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种文体，那种介乎中文与译文、小说与人物传记、理论思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自由洒脱与豪迈大气。我当时拟出了十个可供讨论的问题，感觉到那种唤醒某种情感，让人在联想中进一步思索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几乎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哲学，或者说哲学家的传记，能不能也这样写？后来看苏联的哲学家阿尔森·古留加所著的《康德传》和《黑格尔小传》就有了类似的感觉，特别是前者，真正精彩；当然，这也和贾泽林他们几个人的译笔有关，后来见到贾先生，我还多次提及此事，而且从不少新入学的研究生口中，也知道了这两本书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至于由此而造成的“误读”，就该是另一个问题了。
再就是当时曾对比着读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想从中发现我们文学创作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名著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就在前几天，我在报上看到，姚老当年的助手重新修改、完成了这本书。我不知道修改后的《李自成》是什么样子，但依旧不想去再看。为什么？不知道。也许与年龄有关。人过了那个年龄，也就没有了那种兴致。
那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科学和民主》，让人精神为之一震。“特约评论员”的权威性尽管远远比不上“两报一刊”，但也不可小视，因为伟大如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曾化名“特约评论员”写过文章。但如此文这样明显打出“德先生与赛先生”旗号的，以后每到“五·四”，就似乎再也没有刊登过了。
5月8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篇雷震致蒋经国的长信，有一万多字，详尽论述了解除党禁、开放言论、维护法制的必要。我把它保留下来，觉得很有价值（价值在哪里？当然也不可料知，至少绝对想象不到它会导致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领导地位，当然更想象不到这种“失去”本身却在艰难中确立着另一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对“话语权”的争夺方式）。
6月14日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香港《争鸣》杂志的一篇文章：《话说浪费人才》，看了让人欲哭无泪。那时的《参考消息》不是谁都能看到的，而凡看到的每一份，都如珍宝似的密藏着。
那时候的人才，都指的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当然首先是自然科学家。这一点很奇怪，不知怎么形成的。但我相信，恐怕没有谁会给出一个有关“人才”的定义。
6月12日郭沫若逝世，终年86岁。追悼会很隆重，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这位应该与鲁迅先生、胡适先生差不多算是同时代的人竟多活了这么多年，但这到底是福还是祸？郭老的临终遗嘱是让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那可是个神奇得不得了的地方，基本上代表着全中国整个的农村。他也终于想回归大地了。
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同时也以各自不一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其间可说的话似乎很多很多。
这一年的第七期《大众电影》上有白杨的一篇文章，提到1957年郭沫若曾送给白杨一幅“荷花”，上面亲笔题写了“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香色雍容，为人民带来祝福，愿世界早进大同”几个字，让人忽然在普遍的阴暗中感受到某种美好的东西。那应该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郭沫若就应该是让这种情怀滋养大的。相比较而言，胡适要冷静许多，但最冷静的，恐怕还是鲁迅。但谁又能预计出个人的浪漫情怀在某种语境下到底会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呢？
当年的《天安门诗抄》也已作为手抄本流传到我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首类似于“打油诗”式的《向总理请示》和另一首《儿歌》：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跨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蚍蜉撼大树，边摇边狂叫：‘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大树说：‘我知道，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
最值得记下的，就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我不知道根据从哪里看到的材料，把有关社会主义的复杂理论概括成6个问题：（1）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为什么可以说表现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3）为什么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既不是一个经济形式、也不是一个法律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的问题？（4）出现国家资产阶级的根本标志就是群众的非政治化，苏联社会的保守性是否与整个社会的“非政治化”有关？（5）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阶层”与“阶级”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联系；（6）关于社会的历史决定论与意志决定论的关系问题。这篇日记密密麻麻写了12页，不知出处，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是引自一个叫保罗·斯威齐（美国经济学家，《每月评论》主编）和夏尔·贝特兰（法国经济学家，法中友协执行主席）的有关言论。
（四）、1978年，国家的命运发生着转折，我个人的命运也同样发生着转折。
年初，我即获知我无法参加“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具体原因始终不明，只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我的好友王世忠参加了，语文、政治都是80分，史地72分，数学58分，平均73分，录取分数线是58分。这件事让我极为兴奋，几乎彻夜不眠，一连写了好几首诗词抒情、祝贺。
4月18日，决定报考武汉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并获批准，于是开始复习俄语，最兴奋的，是知道考试时可以带词典。单位开展了轰轰烈烈地“一批两打三整顿”运动，具体内容未记，但整天开会，每个人都在清查自己；把我招进这个单位的管教科副科长贺玉祺畏罪自杀。那时我在陕西省某监狱工作，犯人都管我们每个人叫“政府”，所以贺玉祺的自杀在犯人中也引起了不小骚动，传言“‘政府’吊死了自己”。
那年农村旱情严重。每次外出看到田野里的荒芜景象，都心情沉重，觉得农民又没有了盼头。
我5月15号在县城的城关小学参加研究生考试，“四个人围坐着一个乒乓球台各考各的，始终伴随着考试的，就是无数小学生们在四周唱歌、跳舞，在腿下钻来钻去。15号上午政治，下午外语，16号上午基础课，17号上午专业课。”
回来后凭记忆把所有考题记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政治题”中有“为什么说实践是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和“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有关三个世界的内容和指导意义”，可见“试题”都与“现实”结合得很紧密。这种考试的习俗或惯例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许多人也就都学会了“猜题”。当年的“基础题”中问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问了“中国古代‘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代表人物的代表思想”；“专业课”考了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唯名论、百科全书派、四因、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的认识论。最有意思的是在附加题中问：“四人帮是如何继承实用主义的衣钵的”。这最后的“附加题”在今天会把那些研究“实用主义”的人（比如南京大学的陈亚军）活活气死。但，这就是30年前的“现实”。
然后就是焦急地等待。
6月27日收到复试通知。
7月13号来到武汉大学，180多名复试人员集体住在体育馆里，热闹非凡。那年夏天，武汉极热，考试的教室里用冰块降温，每天晚上每个人都光着膀子述说着自己的革命历史和坎坷经历，淋浴处3个水龙头下24小时水声哗哗不断，那种兴奋，那种莫名的冲动与憧憬让几乎所有的人在整整三天时间里无法入睡。
我知道了我“初试”的成绩，“专业课”的成绩名列第一，这件事让我兴奋得在随后的“复试”中有些手舞足蹈。真正的打击是外语的口试。陈老师和杨老师其实也不懂俄语，拿出那篇列宁的《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让我读一遍，说出大意。勉强读完后（俄语好读），我只好承认不知道什么意思，只知道标题。这件事，又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
但一考完，我还是去参观了“红楼”（辛亥革命纪念馆），并与刚刚结识的一位朋友丁毅华（他2007年夏天病逝，生前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那年未被武大录取，后再考两次，最后终于在兰州大学读完硕士。在此谨以此简短的文字致以沉痛哀悼，因为在后来的岁月中，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向我提及这些往事，以后，就只有我自己孤独的回忆了）一起去了庐山。
上庐山不是去欣赏风景或解除紧张（口袋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这才是最大的紧张），而是因为在那里开过两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然后就又是等待，那种焦虑，那种祈祷中的期待，那种即将爬到山顶但已无力向上的绝望、懊悔，几乎挣扎在日记的每一个字中。
9月24号，老友二黑专程来陪我等待消息，三天后悻悻离去；也就在他登上回去的火车前，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追赶，告别，用毛泽东才发表的一首词中的“热泪欲零还住”不断向自己所熟悉的过去告别，似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一样。
10月6日，我到武汉大学报到。
1976年10月6日，国家发生了突然事变；1978年10月6日，我成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而且所学的正是自己所最感兴趣的外国哲学。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因果关系呢？没有两年前的10月6日，也就没有两年后的我？
到校后就开始用各种看过了的小说交换《英汉字典》，所有书籍的交换价值都自然形成，比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唐·吉柯德》是第一等，三本合起来换一本精装的《英汉词典》；《三国演义》、《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三本交换较小的词典，或者换《俄华辞典》。我在那里徘徊良久，最后狠狠心，用一本《吉尔·布拉斯》和《切身的事业》换了一本价值4元的薄薄的《英汉词典》，这本辞典伴随我度过了三年研究生的英语学习。
入校后的第一天晚上，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就与他的公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学、至交好友陈宣良一起到12舍来看我，解释了为什么录取通知发那么晚。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记下了我的准考证号码是1048，学生证号码是78207，校徽是04532；并用程光锐先生的一首《沁园春：题东汉出土铜奔马》的最后几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一觉醒来，人间换了，日耀山河别样红。重抖擞，送风流人物，跃上葱茏。”
还是那种“光明就在前头”的逻辑与情感。在以后的读书生活中，要使自己从中挣脱出来，而且意识到自己挣脱了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挣脱出来并不就意味着好。在“前头”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无尽的徘徊、相对、无助与困惑。
（五）、读研究生的第一学期，人依旧处于紧张与兴奋之中，11月8日听陈修斋和杨祖陶老师传达“芜湖会议”精神。那时开会讲究传达，而“芜湖会议”据说对我国的哲学研究有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我前不久也受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通知，说今年4月要重在芜湖开会，主题是“中国哲学界思想解放三十年——纪念芜湖会议暨两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除了紧张的学习（压力来自外语），在当时最让我全身心投入的，还是集体声援黄克剑的“业余行动”，要求学校一定要录取他（具体原因不详，总之是些与成绩无关的外在原因，而几乎所有的人在一开始都想表达出自己的某种正义感）；11月28日终于在武昌火车站接到从新疆风尘仆仆赶来报道的他，而他到校后的第三天，就感受到了另一种潜伏着的危险与争斗——依旧是话语权的问题。这种感受，也使我慢慢从兴奋与狂热中冷静了下来。
但紧接着就是北大的郭教授来校讲《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激烈辩论。北京的局势动荡不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家又是激烈辩论；研究生人心浮动，中哲史的一位名叫高广的人走了，据说再也不回来了。黄克剑也要走，我死死挽留，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个人的事，要想到妻子、孩子，想到可能会有的未来（除了“光明的未来”，我们几乎不会说出任何别一种鼓励的话）。
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在严寒中沿“巴士底獄”（正式的名称是“樱花大道”）走来走去，讨论着国家的未来与自己的命运。那时的人们自觉地都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政治激情。这种政治激情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具体说来又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有关。也正是这种激情使得我们对祖国的未来抱有信心，使得我们热烈支持诸如“四、五运动”这样的天安门事件，并在以后的读书与思考中贪婪地阅读和吸取着一切外来的知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当然，也正是这种激情，使我们对周围的一切（包括自己）始终怀疑着、幼稚着，一直到今天。
让人高兴的事也有，这就是1978年12月16日中美正式建交。我用大字，用刚刚学会的几句英文把这条消息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1978年12月29日，有人给毛泽东贴出了大字报，哲学系所有研究生在一起以开会的形式辩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阶级敌人？
难道阶级斗争说消失就消失了？我们刚刚“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时刻不忘的一个铁一样的事实”，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我们到底是在用语词说语词，还是用语词说不同于语词的事物？“阶级斗争”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吗？
工业不学大庆，农业不学大寨，你说工业、农业该怎样发展？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这里面已经涉及到一些最为“尖端”的哲学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仔细思考。
我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但也有了另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于是尽可能地不说话，我忽然发现自己也真的生活在了一个比过去的危险性更大的环境之中。
还是这一年开始时的期待与恐惧，还是在电影世界中的欢乐与悲哀，但这时所看的电影已经是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外国电影了；虽说还都是“旧片”，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已经足够。
以前只存在于梦中的幸福就是吃与看，而这两点，竟如此快捷地得到了满足。但生活难道仅仅就只是这些吗？
我觉得这一年几乎就是以后的30年的浓缩。
晚，1978年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大雪让我想起了幼时就熟记了的《水浒传》中的那几句话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1979年，似乎就没有了惯常的“元旦社论”，提不提“两报一刊”，日记上也没有，可见这一切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遗忘；现在只记得1978年12月31日晚看的电影名叫《激战前夜》，具体内容也早已不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