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从异化的观点来考察当代生活的话，不难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化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异化所包围的世界。异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难以逃避，有时甚至难以呼吸！

今日之异化现象，实则不是哪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诸领域。早在25年前，即1985年8月，王若水先生就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应当承认，实践证明还是有异化。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1]

因此，有关转型期异化的相关情况，我们可以从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领域逐一考察。

1、政治制度的异化：官僚体系的异化

关于政治制度的异化，我们完全可以从其结构来分析。官僚体系建立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管治，使社会运转更加有序。按照现代政府管治的需要，必须根据行政层级，将官僚体系层级化。这一层级化的结果就是不同层级的权力体系的建立。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官僚体系正在逐渐丧失其初衷，这就是根据其职位要求，履行其相应的职权，“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加入官僚体系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不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官僚体系应有的功能。而是想着如何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捞取更多的好处。为了升官，为了积累广泛的人脉，低层权力者在高层权力者面前，为了讨好他们，有时就像一条狗一样，点头哈腰，阿谀奉承，唯恐服侍不周，唯恐领导不答应，唯恐领导不高兴，唯恐领导不满意。

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官僚体系已经结成了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权力在资本面前、官员在商人面前、官僚体系在金融资本面前，正在逐渐失去其自主性，有时甚至毫无尊严可言，其结果就是权力、官员、官僚体系成为资本、利益、金融资本的俘虏与工具。关于这一问题，早在1985年8月，王若水先生就非常警惕这一点：

“权力应该是用来保护共同利益的；但如果把权力去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那么就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这就是异化。”“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可能我们的主要危险还是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过去讲，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就是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代表的，政党是由少数领袖领导的。群众跟着阶级走，阶级跟着政党走，政党跟着领袖走。这样，阶级专政归结为党专政，党专政归结为领袖专政。”“‘四人帮’就是这样，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搞他们的法西斯专政，异化了。江青不是说过吗：‘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她就是党，这和‘朕即国家’有什么区别呢？对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否则的话，个人专制就合法化了。”[2]

这就是人的异化，人在权力面前的异化，人在人面前的异化。

2、经济生活的异化：房地产业的异化

关于经济生活的异化，可以通过考察其主要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经济结构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就此而言，当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展房地产业。

住房问题是什么问题？毫无疑问，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基本保障，所谓“衣食住行”。房屋本身的功能就是给人遮风避雨，所谓“温馨的港湾”。当房地产业被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时，它也只不过是众多产业链中的一个链条。就个人消费与社会心里来说，房价的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至少人们能够接受，不会认为其过于夸张，更不致于望楼兴叹！

问题在于，当房地产业成为一个社会占绝对性优势的支柱性产业，当住房成为“蜗居”，当业主成为房奴，当房奴成为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当众多的人们选择逃离“京上广深”[3]，当地方政府成为居高不下的房价的罪魁祸首之时，房地产业本身异化了。它从一个解决人们的居住问题、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变成了整个社会不堪重负、个体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房地产业整个异化了。推动房地产业发展的地方政府一方面是推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现在也被绑架到房地产业这家狂飙的战车之上。政府推动发展房地产，现在房地产又反过来支配地方政府。开发商所谓各种各样助推房价飙升的措施……

人制造了房屋，现在房屋又反过来支配人，人成了房奴。诚然，人不是自然成为房奴，而是在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助推之下成为房奴，包括地方政府、开发商、媒体、炒房团等等，这就是房地产业的异化。

就此而言，笔者有一个分析，这就是房地产业特别典型地体现了绑架型国家的形成过程。基于中国国家发展的实际，笔者曾经提出绑架型国家这一概念，用来分析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GDP主宰一切，地方官员不得不卷入晋升锦标赛，其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实际上，在这二者的共同推动之下，逐渐型塑了一个绑架型国家。绑架型国家指的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独立性丧失，被一种制约其政治前程的要素与理念所控制与支配。这些要素和理念的关键词往往是与我们前述的所谓发展型国家的话语模式（‘经济’、‘建设’、‘发展’、‘稳定’）有关。具体而言，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被我们的经济增长所绑架，我们的地方官员被政绩与升迁所绑架，我们的地方政府已经被我们的GDP崇拜所绑架，我们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干部、公共政策已经被我们的资本、各种利益集团所绑架，我们的政策、制度、法治被我们的招商引资、打造政绩、仕途升迁、政治正确所绑架。在绑架型国家，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为这种种绑架行为买单。”[4]

这就是人的异化，人在建筑、人在资本、人在权力、人在利益集团面前的异化。

3、社会生活的异化：工作就业的异化

除了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的异化之外，我们还可以考察社会生活的异化。我们不妨以就业为例。

如果能够找到一种适合、理想的工作，工作本身是人的一种享受，一种存在的需要，一种发展的需要。当读到一定的层次，比如本科、硕士、博士，工作也是水到渠成之事。对于不少专业来说，读书就是读书，读书不必要想着工作——确切来说，主要是指就业——的事。因为读书与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现在的问题是，读书与就业两者联系越来越紧密。读什么书，将来干什么工作；读不读研究生，考不考博士，将来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这些都成为读书时必须予以重点考虑、然后有所抉择的重要问题。注意，我这里用了一个词，是抉择，而不是选择。

工作本来是和人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理想期待、改善生活等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当工作变成了仅仅是为了糊口、为了饭碗、为了生存之时，工作本身成了一种将就、一种无奈，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些满怀学术理想与道德激情的青年学子，原本试图在踏上社会后大干一番事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勉强为之的“被就业”面前，他们更多的是苦闷与无语。所以，现在的学生，不管是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不得不将工作、将就业置于第一位。即使不是摆在第一位，也一定是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甘阳先生有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注脚。在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差别时，甘阳先生不无感伤地慨叹：

“我想说的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一个很大不同是，我们那时首先是按个人性情，爱好和兴趣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会先用一个大道理要自己勉强去做不喜欢的事，不像九十年代以后首先要问就业如何，市场如何，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如何，而不是自己喜欢什么。现在的人看上去个个都很精明，很会打算，实际却活得一点不开心。我今年（2006年，笔者注）在国内大学教学，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一点都活得不开心，他们小小年纪已经非常世故，心思重重，算盘多多，莫名其妙地选很多很多课，却很少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很多学生告诉我说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读的专业，包括申请国外大学也不是考虑自己喜欢什么，而是问什么容易申请到，现在的大学生实际活得很累，表面看上去很自由，但实际恰恰没有‘自我’，几乎完全是被外在环境所决定。”[5]

这就是人在知识学习、知识生产、在社会生产面前的异化。

4、思想文化的异化：讲真话的异化

除了上述三种异化之外，对于知识界来说，最让人忧心、甚至揪心的倒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异化。最近几年热烈讨论的说真话的问题就是典型。

追求真善美本来就是人们的本性使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所谓求真，首先就要从说真话开始。说真话，才能够真正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才能够反映思想文化现状的真实状况，也才能够真正推动思想文化创新。

季羡林老先生曾经有一句经典：“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可是，有些人却是：“真话全不说，假话全都说”。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针对苏联社会说过这样一句令人警醒的话：谎言是这个国家的支柱。有人说：“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有人说，新闻联播要反过来看……由此可见，我们是怎样被谎言所包围的。一个被谎言所包围的世界，必然是假话满天飞，真话难以说的世界。一个真话被屏蔽的世界，一定是真相无所知，假象即事实的世界。

追求真为何如此步履维艰？假的东西为何能如此大行其道？思想、语言，本来都是人们的思维及其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高级成果。现在却反过来成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本身。这就是所谓的思想控制思想，语言控制语言。不仅是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的思想，而且是他人的思想控制自己的思想。如此思想，总是会通过的一定的语言范式表述出来。这些话语表述方式，也逐渐成为人们思想、表达的模板与范本。

或许，习近平同志最近关于党内文风的批判也是对此的最好回应。这也是最近关于讲真话问题的讨论中，中央领导人对此最有份量的表态。我们也期待这样的表态对于改进我们的文风，改善我们的说话、表达的环境，能够有所助益。

在2010年5月12日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针对党内文风盛行的“长、空、假”八股现象，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长，就是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群众形容说，这样的讲话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这样的讲话汇集的书，有价格无价值，有厚度无深度。

“空，就是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移花接木，面孔大同小异，语言上下雷同，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

“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6]

这就是人在思想、在语言、在话语模式、在语言范式面前的异化。

5、小结：异化风险及其规避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在转型中国，异化现象已经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而且存在着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积极化解这一风险。

（1）市场经济存在着结构性异化的风险

发展市场经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异化也同样不可小觑。而且，这种异化不是在哪一个领域的异化，而是在诸多领域，甚至是在这诸多领域同步异化。这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异化现象。

（2）必须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妥善化解这些风险

这就必须反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限度。必须寻找导致这些异化的各种根源。尤其要注意导致这些异化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如果不积极化解这种种异化，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的异化，异化，再异化。最后，异化就真的成为了人的真实存在！然而，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都不愿意想见的事实！

注释：

[1]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9页。

[2]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6-199页。

[3] 逃离京上广深，这是一句时髦的网络语言，指的是年轻人由于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因为买不起房而备感生存维艰，不得不放弃离开这些城市，到中小城市发展。

[4] 阮思余：“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月号。

[5] 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

[6] 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求是》，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