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期文艺理论因为经历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点，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要求研究者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变革的历史、现状及目标方向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与反思，而文学理论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理论反思和精神自觉，则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分析文学艺术活动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与自身规律，建构当代文化价值。“转型研究”作为一种宏观的理论视域和理论方法，它又具有一定复杂性，既是社会历史研究，又是一种文学思想史研究，作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进行全方位、整体性地描述和分析。
关 键 词：社会转型 文艺理论 新时期
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指出，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会将历史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发端于4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作为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时段，与其说“新时期”是一个可以用时间来测算的特定年代，不如说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点。因为，正是以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为开端，当代中国发生了重大转型，由此生成一种崭新的历史发展向度。然而，应该从何种意义上认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如何描述和定位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性质及其特征?如何真正彰显其作为历史转折点的重大意义?依然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阐释的重要理论议题。
一、转型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新时期文论
从现代性层面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其伟大的实践开启了历史新篇章，在探索中解决了困扰中国百年之久的现代性难题。改革开放新时期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坐标，标志着饱经磨难的“近代中国”向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的伟大历史转型。
1913年，法国作家夏尔·佩吉在论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世界历史剧变时，不无夸张地说：“世界自耶稣基督时代以来的变化还不及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大。”①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重要标志，当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崭新历程。新时期以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总体战略发展目标，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结构性翻转标志，以“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为现代性范式转型，中国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转型变革。
20世纪90年代初，李培林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是中国较早运用“转型研究”视角研究阐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重大变迁的代表性文章。后来，李培林回忆说：“在90年代以前，用‘社会转型’一词的人不多，那时社会转型还是个有争议的概念，正式的报导中忌讳用这个词。后来，随着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系列巨大变化的观察和理论解释的需要，社会转型概念在学术界和新闻界开始被普遍使用，并逐渐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②之后，中国学界兴起了“转型研究”的热潮，以“转型研究”作为理论视域与理论方法，来描述和阐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划时代”社会历史变迁。“转型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要求我们深入到当代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维度之中，以宏观的历史视野、富有使命感的历史责任和面向未来的历史愿景，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变革的历史、现状及目标方向进行批判性地总结与反思。
应该强调的是，“转型研究”既是社会历史研究，又是文学思想史研究，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视野，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的描述和分析。文学理论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理论反思和精神自觉，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分析文学艺术活动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与自身规律，回答时代变革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以凸显文学理论的思想品格与实践精神，为文学艺术发展提供理论的阐释和导引，为繁荣发展文学艺术生产，建构当代文化价值，作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变革中，领风气之先的文学艺术思潮充分发挥了先导的作用，在文化思想领域发起并推动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经验表明，在历史背负沉重的传统束缚而举步维艰之时，需要文化思想领域发挥超前先导功能，启动社会变革的引擎；文化思想以其感性而充沛的力量激活历史，成为重大历史变革的超前先导。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诸多历史性变革，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历史变革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社会历史变革同步，文化思想领域亦发生了诸多重大的转型嬗变，文学艺术生产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变局，产生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理念、新动态、新格局。观念的改变，思想的解放，激情的释放，感觉的鲜活，理想的憧憬，所有的一切，为历史的变革发展提供了社会心理势能，历史的转型因此呈现出无限的生机活力。
二、历史辩证法：作为一种复杂性的新时期文论
作为一种宏观的理论视域和理论方法，“转型研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视域和方法。显然，社会转型视域中的文艺思潮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有所不同，它更为凸显“社会转型”这一视域或方法，将当代中国文学思潮的嬗变发展置于“社会历史转型”的大背景之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在“转型研究”的视域中理解和描述文学艺术对于整体社会转型变革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种研究视域与方法促使我们注重历史现场的回返，注重历史转型的艰难，注重历史变革的创新，注重历史趋势的面向，探究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社会历史转型变革时期的精神史发展历程，以寻求转型变革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构的未来走向。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40年之际，我们应该以当代社会转型变革为切入点，以当代文学理论嬗变发展为逻辑线索，以热点前沿问题为理论视域，系统地描述分析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与当代社会转型变革之间的内在关联，图绘其整体状貌，发现其演进规律，揭橥其存在问题，探究其未来方向，解决社会转型变革与文化思想变迁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为当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建构的互动生成，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视域和思想资源。
今天，我们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并非仅仅是为了赞赏它一路前行的辉煌历程，更为重要的是总结历史发展的曲折复杂性，在历史的辩证想象中认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相。历史前行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平坦的，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曲折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期是指历史在此时生成创造出一种新质，这种新质的力量将历史带入一个拐点，使之摆脱旧历史沿袭的惯性或惰性，历史轨迹在此发生转折或断裂。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雅斯贝斯曾指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现象是终结和开端一齐发生的变迁，它们是处在新旧之间的真理。”终结与开端、新开与旧规，如此复杂地交错在一起，构成社会转型期的精神现象学。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何西来曾描述说：“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就其深刻性来说决不下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转折期。一方面，旧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文化传统、政治体制，以至于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等，早已僵化，变成历史前行的惰力和阻力，清理它们，需要理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建设，需要建立新的观念系统、价值系统、文化格局、政治经济体制，直到新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③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每一个新事物的诞生，每一个新观念的探索，每一次创新的实验，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旧有势力、旧有观念的顽强抵抗。虽然，新的“历史必然要求”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崭新趋势，但旧历史的残存势力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开新必须除旧，反正必须拨乱，正本必须清源，时代的转型也就是新旧的交锋与更迭，其间的矛盾冲突构成历史转型的时代特征。
与西方“内生型现代性”不同，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外殖型现代性”。④两种现代性虽同属现代性历史的范畴，但其历史效果却呈现十分不同的形态，后者经历着转型所带来的巨大震荡、苦痛、磨难，其前行的道路上布满曲折的复杂性。由这一特点所决定，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启动/中断、再启动/再中断，最后实现转型的特殊历史性。回顾新时期的历史，我们发现，许多问题论争居然在现代文学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例如，反思新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关于“文学是人学”的主体性论争，需要追溯“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主义思潮的兴起、中断与复兴；再有，回顾“西方现代派”的崛起，也需要我们将历史影像倒回到“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等等。这种返回历史现场，在发生学意义上对历史转型的不断回溯或回放，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复杂性、矛盾性、迂回性，甚至于荒诞性特征。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历史事件二度出现的历史反讽性论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篇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中国现代化历史转型的曲折艰难性，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历史转型中充满的矛盾悖论。这种历史回放的“倒带”效果，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怪异的历史错觉感和反讽的历史笑剧感，它表征着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迂回、曲折、复杂、错位、重叠、悖论。如何从现代性的视域中深刻认识这种历史的反讽，对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曲折艰难依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段，“新时期”始终处于历史的交汇之处，在其历史的动脉之中交错包容着历史、现实与未来，促使我们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回顾虽是一种记忆的再现或历史的重访，但它无疑也是一种反思、批评和展望，如果离开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回顾或重访的意义或许就只能消散于对往昔岁月的缅怀之中。
注释：
①转引自罗伯特·休斯：《新的冲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参见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③参加何西来：《论当代报告文学大潮中的理性精神》，《光明日报》，1989年1月20日。
④有学者将西方现代化视为“原生型”，将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视为“诱发型”；也有人将其分为“原发型”与“后发型”。参见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