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审阅）

这次非常高兴到随州来，感受到随州的民主之风给我们很多启示。随州的“两票制”到“两会制”对我们学习民主、研究民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源，“两票制”和“两会制”既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意义。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民主政治框架具有复合制民主的特点，也就是县、乡以上的国家政权体系实行的是代表制民主，县、乡以下的基层实行的是参与制民主。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是经济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基层民主就是广大农民直接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形式。随着农村一户一田为主的经济改革的实行，就产生了一人一票的村民自治。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高度评价了这一制度，认为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党领导下的亿万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当然，村民自治作为一项体现先进民主意识的制度，进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乡村社会以后，一方面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原有的权力结构的权威基础，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指出：要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一个是党组织领导，一个是充满活力，这就是我们现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的两大任务，这两个方面确实很有针对性。目前，推进村民自治进程有两大难题，一是村委会“海选”以后党组织怎么办；二是民主选举以后村务管理怎么办。我认为随州市的“两票制”和“两会制”在破解这两大难题，深化农村基层民主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党组织是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从何而来，党组织的权威基础从何而来，却需要研究和探索。实行村民自治以后，这个问题更加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村“两委”关系紧张，村委会认为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全体村民的授予，村委会成员普遍年龄轻、能力强，对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不认同。第二是选举疲劳，很多村民对选举没有以前那么感兴趣了，认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只选了个“二把手”，要选就选“一把手”，这是村民的意愿。第三是党群分离，村一级干部生活在群众当中，和其他的官不同，其他的官都是管官的官，只有村官是管民的官，他们在群众中的形象直接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所以说，对他们来讲更应该是亲民之官。那么要做到亲民而不扰民、害民，就必须解决权力来源问题。政治学有一个基本规则，就是谁授权对谁负责，如果基层党组织权力长期脱离群众，那就很难对群众负责，也很难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因为人民群众不信任你，你的核心从何而来呢？所以通过“两票制”的方式就解决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力来源于群众的这个问题，有利于增强党组织的权威基础，也有利于从授权制度上加强党组织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组织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从而有利于发挥他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破解的第一个难题。

在破解第二个难题方面，“两会制”又发挥了特有的作用。1998年以来，以村委会“海选”为标志，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在民主选举方面进展很快，但是，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对滞后。如果没有后三个民主的配套，民主选举的成果就难以巩固，甚至会扭曲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使我们的民主化进程受到消极的影响，这就需要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随州市从“两票制”延伸到“两会制”，可以说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农村发展与稳定的必然要求。当前农村发展面临许多的问题和矛盾，农村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我们的管理方式却没有相应的改变。在改革之前，我们的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农民，但是改革以后，我们的干部更多的是向农民“要”，一个“给”，一个“要”，从根本上揭示了我们现在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需要在农村尊重农民的利益主体，给他们相应的民主权利。我们现在的农村当中有很多矛盾，就是农民只有缴纳各种税费的义务，而缺乏参与基层管理的权力，这样群众的意志就很难反映到我们的决策当中去，就很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和干群关系紧张，这就需要加强群众参与。谁参与谁的意志才能得到体现，这是政治学的另一个规则。我们看到随州市通过“两会制”的方式既能有效的保证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又能在当前充满各种决策风险的过程当中，使干部与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样就可以把各种政治冲突转化、提升为政治合作。我们过去说农村合作制，那是一种经济合作，我们现在还要把这种经济合作扩展为政治合作，这个政治合作不仅对基层有利，而且对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发展有利。

随州市的“两票制”与“两会制”，虽然出现于基层政治生活，但具有一定的普遍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执政党要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不能搞多党制，但是必须解决执政党的民意权威基础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党作为领导核心，必须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作为他的支撑。二是多样化的社会发展中的政治整合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正处在一个多样化发展过程当中，但这种多样性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一些利益矛盾和政治冲突，也会使我们国家面临各种各样的政治风险，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把这些政治冲突转化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政治合作，这对于我们现阶段的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三是我们制度创新的来源问题。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由过去推翻旧的统治到进行新的制度建设。那么，制度建设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是来源于基层，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正如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发明权都来自于基层和广大人民群众。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群众的创新经验提升起来，将其转化为公共政策，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用法律将其固定下来，从而一步步提升我们的政治文明水平。以上三点就是随州市“两票制”、“两会制”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