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刀“式”辩》一文中议论过一桩抄袭案：一位署名杨昌溪的作者在其小说《鸭绿江畔》中抄袭了法捷耶夫《毁灭》一书的中译本。《毁灭》中的文字是：“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鸭绿江畔》中的文字是，“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石阶上噼啪地响着”。 鲁迅先生认为抄袭者的本领太差，“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466页）
如果那叫“太明显”，汪晖的有些文字要露骨的多，先生又该说什么好呢？看来，鲁迅先生应该修改自己的标准。因为，钱理群先生说了，汪晖的行为“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剽窃”；《反抗绝望》三联版编辑舒炜在《北京青年报》（4月3日）也说了，如果把汪晖的行为认定为抄袭剽窃，“很可能扭曲我们合理的、健康的常识”。
如果说，王彬彬教授对汪晖抄袭剽窃的指控是否全部准确恰当，还有可商量之处，那么，《南方周末》4月8日号上项义华和网友欧文的文章，应该已经把这件事情坐实了。如果读者还有兴趣，可以把《反抗绝望》三联版第65、66、68、99页的内容与徐崇温教授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一书第7-9、644、53-54页上的内容做些比对。在那里，汪晖选择性地挑出一些段落，或者不做任何注释，或有注文但与所用文字的来源毫无关系，只是略作字词加减后进行拼接。
舒炜先生，作为一家受人尊敬的出版社的编辑，您是有着“合理的、健康的常识”的。在对王彬彬教授的反驳中，您以《反抗绝望》三联版的策划编辑和审稿人的身份发言。如果汪晖的那些文字符合您所说的“在不扭曲原意的前提下，予以提炼和重新表述”的标准，我能否认为这是您所供职的这家出版社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