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两岸南海政策主张与合作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8 次 更新时间:2012-08-06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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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  

近来南海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下强势介入,日本与印度等也顺势染指南海,打乱原有南海“五国六方”(也称“六国七方”)争议格局,南海形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海峡两岸共同拥有的南海主权与权益受到严峻挑战。

在此形势下,两岸民间呼吁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也存在一些有利两岸合作的条件,但两岸的政治现实、美国与台湾的“准政治军事结盟关系”,严重阻碍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如何突破两岸的政治障碍,实现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有效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成为海峡两岸面临的共同任务与课题,需要海峡两岸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做出长期艰巨的努力。

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主张

中国或海峡两岸共同拥有南海主权,但由于两岸政治对立以及岛内的蓝绿对立,造成海峡两岸及台湾内部在南海问题的上的政策主张与策略存在明显差异,无法有一致的共同主张,阻碍了海峡两岸对南海主权的维护与权益保障,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历史悲剧。

海峡两岸及台湾内部南海政策主张存在三个较为明显的差异:即海峡两岸对南海主权与权益的政策主张差异,台湾内部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对南海政策主张的差异,台湾当局与民间对南海的主张差异。总体上,大陆对南海的主权立场明确而坚定,台湾当局虽明确但不够坚定;岛内蓝营立场明确,绿营态度则较为暧昧;台湾当局立场较为软弱消级,民间立场则相对积极坚定。

(一)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主张及其变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遣海军收复南海诸岛,并绘制南海国界地图,以“断续线”标注中国南海疆域线,其中有五个南海岛屿就是用五个军舰名字命名的。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一直坚持“中华民国”(中国)拥有南海主权,但较少付诸行动,对大部分海域与岛屿没有真正行使行政管辖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面对南海形势的变化,开始关注南海问题,并有较明确的政策主张,基本上延续历史上中国政府对南海的主权主张。进入90年代初,台湾当局开始讨论与制订南海政策。1993年初,经过反复讨论,台湾“行政院”公布《南海政策纲领》。其前言中明确表示:“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东沙群岛,无论就历史、地理、国际法及事实,向为我国固有领土之一部分,其主权属于我国”。同年5月,台湾“行政院”核定《南海政策纲领实施纲要》。1994年10月,台湾“行政院”修正通过“内政部”拟定的“南海问题讨论会结论”,就如何坚定维护南海主权、如何加强南海开发管理、如何积极促进南海合作、如何处理南海争端与如何维护南海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讨论。1995年,“美济礁事件”及南海争端升高后,台湾方面不断重申“中华民国”拥有南海主权,但更强调以协商方式共同开发南海资源与保护南海环境。同年6月,台湾“行政院”批准成立“南海突发事件紧急处理小组”,显示在这一时期台湾当局非常重视南海问题,态度比较明确清晰。

2000年初,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将南海问题作为谋求与周边相关国家发展实质关系、共同对付大陆的政治手段,而不再坚定维护“中华民国”的南海主权。民进党对南海主权的立场变得十分消极,不再遵守与执行国民党执政时制定的《南海政策纲领》。尤其是在民进党当局将大陆作为最大敌人并谋求“台湾独立”的战略下,极力企图以“台湾”名义作为一方,参与南海问题的多边对话与谈判。其战略出发点并非要维护“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而是旨在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突出台湾的“国家”地位。

然而,2002年初,在中国政府与南海主权争议相关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达成“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共识后,台湾的陈水扁当局开始重新重视南海问题,南海政策策略有所调整。2005年5月,陈水扁当局将“南海政策小组”及相关业务由“内政部”改归“国家安全会议”,层级有所提升。随后,台湾“国安会”将南海、东海及西太平洋等相关“国家安全业务”合并交由“国安会”下设的“海域情势会报”机制处理。同年9月,陈水扁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登上太平岛;2008年2月,陈水扁再次登上太平岛,发表《南沙倡议》,呼吁南海周边国家依据《联合国宪章》与《联合国海洋公约》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台湾愿意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授受《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希望参与正在研拟的《南海行为准则》。显然,台湾当局是希望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南海对话与合作,扩大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力,提高台湾的国际参与度。

总体上讲,民进党执政时期,对于越南、菲律宾等国侵占南海主权行为很少表态抗议或反对,没有或很少公开宣示维护“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关键在于谋求政治上独立的民进党当局,将中国大陆视为最大的敌人与对手,甚至企图以牺牲南海主权换取周边国家对台湾的支持。

2008年初,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面对南海问题的新争议,马英九当局能够明确表明立场,不断重申“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与共同开发立场。每遇南海争端事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等侵犯南海主权问题时,台湾当局就会重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水域,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水域”,强调“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基本原则,主张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近两年来,台湾积极加强太平岛的军力部署与防卫。2011年5月,在菲律宾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时候,台军方就表示向南海所占岛屿部署导弹舰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在2012年初南海形势加剧以来,马英九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更明确,更强硬。2012年4月17日,马英九在出席“国防部会议”时强调,绝不承认中国大陆与南海周边国家签订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任何协定和条约,南海及其所属岛屿均属于中国领海和领土,中华民国政府和国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祖国主权。

(二)中国大陆的南海政策与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继承国民政府,继续享有与行使南海主权。不过长期以来,南海主权争议与争端问题并不突出,特别是越南与菲律宾等国家过去一直承认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因此中国政府除了对南海主权的基本宣示外,并没有制订特别或专门的南海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南海争端问题开始增多,中国大陆开始在解决与处理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确立新的方针,总体上比较理性与柔性,以与周边国家的和睦相处为外交政策主轴,主要政策原则与依据是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1990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同时主张双边对话与协商,反对将主权问题列入各种官方磋商机制或非官方论坛,也反对在多边机制框架下讨论与解决南海争端。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是重要的南海政策主张。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钧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同时,中国大陆先后颁布了多个涉及海洋的法规如《海洋环境保护法》(1983年3月1日施行)、《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等,但尚没有完整的涉及南海的相关法规。可见,中国大陆仍以主权宣示为主,还没有更为具体的政策方案。

1997年,在中国和东盟于吉隆玻举行的首次非正式首脑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共同承诺,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南海争议,并愿意在争议解决之前,暂时搁置争议,开展合作。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正式确立“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此后,中国政府主要依据这一原则处理南海争端问题。

中国大陆在南海部分岛屿推动行政建制与管辖权虽然较早,于1959年3月起在永兴岛设置“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1988年开始派军驻守永署礁、赤瓜礁等岛礁,以行使南海主权,但总体行动迟缓,政策滞后。只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在行使南海管辖权与彰显主权方面才有明显进展。2006年7月,中国海监船启动了东海定期维权巡航执法工作后,2007年2月开始将巡航区扩展到黄海、南海北部海域;2007年12月,中国海监船实施了对包括南海南部在内的我国全部管辖海域的定期维权巡航执法。至此,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有了全天候的定期巡航行动。同时,中国政府也有渔政船的维权行动。另外,中国政府于2012年6月1日起施行《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包括对钧鱼岛与南海海域进行海洋观测活动,是中国对包括南海在内的海上维权的另一重要行动。

由此发现,海峡两岸大致均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重视南海争端问题,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与基本原则。海峡两岸的南海政策主张有诸多一致之处:均强调“主权在我”,强调中国(台湾称为“中华民国”)拥有南海主权;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利用”,“和平解决”;在维护与行使南海主权问题上,海峡两岸均由军方改为行政部门(1999年,李登辉执政晚期,为向南海争端的外国示好,并展现台湾和平处理南海问题的立场,以降低军事冲突为由,对太平岛的防守由军方改为“内政部”所属的“海巡署”驻防,兵力也由原300多人降为100多人。近年来,大陆不是以军事武力方式维护南海主权,也于2009年始改为渔政船在南海护航与宣示主权)。可见,海峡两岸在宣示南海主权问题上比较温和与理性。

海峡两岸的南海政策主要差异在于,中国大陆维护南海主权的立场、态度更明确、更坚定,而且有连续性与一贯性,但台湾方面立场不够坚定,政策缺乏一贯性,不同执政者态度有所差异;大陆更重视主权的维护,台湾更重视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大陆主张与争端方展开双边协商,反对多边机制协商,台湾则主张参与多边协商。

海峡两岸在南海合作问题上面临的机遇与困难

尽管在历史上与法理上,中国拥在南海主权,但由于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或者说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未能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合作,未能有效维护中国的主权与权益。在当前两岸关系获得重大改善、迈入和平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为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与机遇,但同时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与挑战。关键是如何化解困难,实现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一)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条件

在两岸关系持续缓和、合作持续发展、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巩固的背景下,为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1、两岸政治互信的初步建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势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政治大环境。相较过去两岸的军事对峙与政治对抗局面,海峡两岸关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解、和平、合作已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流。两岸尤其是两岸执政党均坚持“九二共识”,有了基本的政治互信,能够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与两岸合作的持续深化,当然也有助于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尤其是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主张一致,有共同的法理依据,有共同的历史依据,更有共同的目标。两岸共同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两岸的根本利益也有着共同的对手,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政治障碍,只要两岸有诚意、有决心,有意愿,就可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合作。

2、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已成为海峡两岸的重要共识。在深化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形势下,两岸全面合作已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工作。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两岸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拓宽,南海问题的合作也必会提上两岸合作的重要议程。尽管“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是两岸推进两岸合作的基本原则,但也同时均主张扩大合作领域,逐渐“由经入政”或“亦经亦政”或“政经并举”。马英九在“520”就职演说中也提出“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尽管没有明确具体的合作领域,但也显示两岸已不能局限于现有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必须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南海问题就是未来两岸合作的重要突破口,是两岸新的重要合作领域,而且意义重大,前景广阔,影响深远。

3、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有重要的经济需要,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在南海主权争议纷争短期难以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南海的资源合作开发与经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就资源与经济层面看,南海资源丰富,有庞大的渔业资源、油气资源与海洋生物资源等,对海峡两岸尤其是对自然资源缺乏的台湾来说尤为重要。目前,南海争议相关国家在南海的油气田开发取得很大成功,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而海峡两岸虽然共同拥有南海主权,但在南海资源尤其是油气田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严重滞后,成为利益的最大受害者与受损者。如果结合海峡两岸的区位、经济与技术优势,如大陆拥有了新的海洋深水钻井平台(“海峡石油981”)技术,两岸加强合作,将为两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4、两岸民间呼吁两岸加强南海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海峡两岸就开始有人提议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近年来,随着南海争端的迅速上升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海峡两岸尤其是民间主张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讨论与建议迅速增多。2009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原主任李际均中将在台北召开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上建议,在南海开发问题上,两岸不妨先协防,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2010年北京“两会”期间,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提出,两岸军人应携手维护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比如共同协防南海,一旦有事,太平岛上的台军可给予大陆方面后勤补给便利;同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红在《台湾研究集刊》发表“论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问题”,提出两岸通过协商建立南海合作机制;2011年11月,台湾金门大学教授俞剑鸿在香港媒体上撰文呼吁,“两岸可在南海断续线建人工岛”。

最近以来,台湾中研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南海研究社群召集人宋燕辉表示,台湾应善用以民意为基础的“巧实力”,争取美方的谅解,与大陆协商开发南海渔油气资源;前“国安会”谘询委员翁明贤认为,台湾应对两岸合作处理南海问题扮演积极角色,主动促成两岸专家到东沙岛、太平岛举办论坛,交换意见;国民党“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政组副召集人李英明主张,可以考虑把南海问题列入两岸协商议题,并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协调小组”,进行更高层次的讨论。台湾退役中将付应川表示,“在此复杂的战略环境中,我太平岛已受到来自越南的威胁,由于我海空支援鞭长莫及,驻军维护海疆任务甚为艰巨,除了增强防务,亦需争取联盟合作。由于两岸在南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虽然现今缺乏军事互信,但共军已表态愿意两岸合作,政府应慎重考虑”。

可以说,海峡两岸民间不断呼吁两岸在南海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权益的主张,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增加了动力,并创造足够的条件。

5、两岸当局有关部门官员也曾有加强南海合作的主张与建议,为未来两岸南海合作创造了条件。除了两岸民间不断呼吁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外,两岸当局有关部门与官员也有同样的主张。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两岸关系改善非常迅速时期,台湾当局对两岸南海合作持积极态度。1993年,台湾“国防部长”孙震在接受《简氏防务》周刊采访时表示,“不会阻止也不会排斥与中共交换意见、探讨和平发展与管理南沙群岛的可能性”;1994年,台湾学者付昆成受台湾当局“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委托撰写了《两岸就南海诸岛事务进行对等合作可行性之研究》的研究报告;同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两岸南海学术研讨会上,台“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提出,两岸应早日划定一致的南沙群岛水域并加以管理,以显示对该地区主权的行使;同年11月,台湾“行政院”核准的“南海问题讨论会方结论”,在17项子题中,有6项涉及两岸合作。但此后,随着李登辉当局逐渐脱离一个中国政策,两岸关系开始出现新的紧张与摩擦,台湾当局对两岸南海合作不再有积极的倡议与主张。

大陆方面也有类似的南海合作主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大陆农业部水产司曾提议与台湾渔业界合作,共同在南沙群岛修建避风渔港和渔用航标;海南省曾表示向南沙太平岛的台湾驻军提供补给以及联手处理南沙问题如联合考察、联合防卫等。2010年3月,中国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陈越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海洋论坛”时就明确提出,钧鱼岛和南沙群岛是两岸有共同点的议题,维护海域、岛礁的主权和管辖权,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两岸对此应该共同合作,而且认为将海洋议题纳入两会会谈非常必要。同时与会的台湾“环保署”副署长邱文彦也认为将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建设成公园,开发南海水下考古旅游专案等,都是两岸未来可以合作的方向。

2012年初,海峡两岸民间关于两岸合作维护南海主权的呼声再次高涨,尽管台湾当局依然持不合作态度,但大陆有关部门开始明确主张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4月25日,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两岸共同开发南海”。尽管目前台湾当局持排斥态度,但由于海峡两岸在南海合作问题上过去有一致主张,加上近来海峡两岸民间对加强南海合作的呼声持续升高,有助于化解台湾当局的疑虑,增加了未来两岸在南海问题合作的可能性。

6、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有一定的基础与合作经验。人们一直在谈论在过去特定历史条件下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默契合作”。1988年大陆收复赤瓜礁前,南海舰队经太平岛时,获得台守军的默许提供淡水和食品补给。尽管两岸的这次南海合作一直没有得到史料的证实,但在海战中,中国大陆军舰能够顺利经过太平岛附近未受到台湾当局的干扰,并能取得胜利,也是两岸“默契合作”的一种表现。

海峡两岸在海洋石油合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助于两岸在南海的油气开发合作。早在1995年4月,海峡两岸的石油公司就达成共识,决定在台湾海峡中线的珠江口台南盆地与潮汕凹陷区域联合勘探。1996年7月11日,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联合勘探协定合约。2001年5月,双方决定通过在第三地成立公司的方式合作勘探“台南盆地及潮汕凹陷区”油气。双方达成“四项原则”,即平等互惠、成本分摊、利益分享以及在台湾官方同意的前提下进行。随后,台湾“陆委会”正式同意中油公司与大陆中海油公司在维尔京群岛合资成立合资公司,在台湾海峡合作勘探油田。2002年5月16日,台湾中油公司与大陆中海油总公司在台北中油公司大楼正式签署《台南盆地与潮汕凹陷部分海域探勘协定》,双方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台南--潮汕石油作业公司”,在台湾海峡中线合作探油,揭开了海峡两岸能源合作的序幕。随后,中油公司继续与大陆中海油公司合作,计划在台湾海峡北部中线两侧、福建沿海地带的南日岛盆勘探石油,并拟定“南日岛盆地联合研究草案”,2002年8月双方签署“南日岛盆地探勘油田协议”,并依“台潮石油合约”模式进行。

2008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海协会与海基会恢复协商谈判后的新闻公报中,首次正式公开表示双方达成共同勘探海上油气田的共识。中海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与台湾中油公司董事长潘文炎于12月26日在北京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台南盆地和潮汕凹陷部分海域合作区石油合作修改协议》(简称L《台潮石油合约》)、《乌丘屿凹陷(南日岛盆地)协定区联合研究协定》以及《肯雅9号区块部分权益转让协定》等四项协定,标志着海峡两岸能源合作迈入一个新阶段。

不仅如此,海峡两岸民间在南海问题上的交流也有一定基础,有助于推动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2010年3月,首届“海峡两岸海洋论坛”在台北举行,南海问题及南海合作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2011年8月,中国南海研究院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共同策划,两岸南海问题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2010年度南海地区形势评估报告》,并在台北出版发行。这是海峡两岸智库首次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研究,并表达了两岸学界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和合作意愿,有助推动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

(二)海峡两岸南海合作面临的主要困难与挑战

就目前南海形势及两岸关系发展现状看,海峡两岸南海合作也面临不少困难。

1、两岸政治对立与军事上的互不信任是合作的最大困难。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以及台湾当局的偏安与回避两岸统一的思想,是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无法有效合作的最大困境。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以及台湾内部对台湾主权定位的改变以及维护所谓台湾利益至上观念,台湾当局一直视大陆为台湾的首要敌人与对手,即使两岸关系已大大缓和甚至实现了和平发展,但台湾仍视大陆为台湾最大的安全与军事威胁,却不认为侵犯南海主权的越南、菲律宾等对台湾构成军事与安全威胁,也就不是台湾的最重要敌人与对手。在台湾视大陆为最大敌人与对手的情况下,海峡两岸要在南海问题上合作,共同对付台湾的次要敌人与对手(越南、菲律宾等),则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台湾当局不再追求两岸和平统一,只重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治权,而较忽视“中华民国”对整个中国疆域的主权,也失去与大陆合作维护中国疆海疆域的主观愿望,不利两岸共同维护南海主权。

2、美国成为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最大阻力。美国对台湾有实质性的军事与政治控制,台湾受美国操控不敢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合作,也就是说美国是两岸在南海合作的最大外部障碍。

海峡两岸关系虽然大幅缓和,实现了和平发展,但在两岸政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台湾一直与美国存在着实质上的“准军事同盟关系”。中美建交前,美国在台有驻军,美台存在名义上的军事结盟关系。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但美国又制订了与台湾关系法,后又有美国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使得美台实际上存在着“准军事结盟关系”,美国也在实际上控制着台湾。台湾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向美国采购,即由美国武装台湾的军事力量。美国又视中国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一直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与战略。台湾又是美国“以台制华”战略的重要棋子。美国每年的《中国军力报告》都在制造中国大陆对台军事威胁,宣扬大陆上千枚导弹对准台湾,两岸军力发展失衡,鼓动美国对台军售,旨在控制台湾,遏制中国大陆。同时,台湾又一直极力投靠美国,将美国视为台湾的保护伞,自然在南海问题上要服从美国的总体战略与意旨。

特别是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新战略下,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角色与地位更加重要,美国更希望保有与维护台湾这一永不沉没的东方航空母舰,不断强化台美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峡两岸要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即使台湾当局有意愿,也要事先取得美国的首肯与同意。事实上,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台湾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即使台湾自身要加强太平岛的军事防御,也会引来美国的关切。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万德福针对台湾当局对太平岛及南海各岛屿主权和增强防守的做法公开表示,美国与其他国际社会,对南海都有兴趣,而美国立场十分清楚,支持所有主张南海利益的国家和团体,共同合作以“外交程式”来解决南海区域的争议,不支持任何国家和团体以竞争手段在南海争夺主权。美国政府的公开表态说,美国不满台湾方面对太平岛及南海诸岛领土主权的宣誓尤其是不愿台湾在此增强防卫,更不希望海峡两岸合作联手,而且有意纵容东南亚相关国家争夺南海主权与权益。同时近来种种迹象显示,美国一直关注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也不断或明或暗地对台施压,阻挠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

3、台湾在解决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定位困难。与南海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五国六方”或“六国七方”即中国(大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与中国台湾(印尼虽无南海主权相争,但涉及南海经济专属区争议)。但由于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海峡两岸又未能就台湾参与南海问题做出妥善安排,使得南海问题的讨论与协商常常变为“五国”的主导与博弈,台湾完全边缘化,没有发言权,相对的台湾在南海的权益也受到损害。因此在讨论与制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过程中,台湾一直没有参与,引起台湾的不满,也影响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台湾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定位就成为新的课题。

4、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存在较大差异。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安全定位不同,大陆将南海争端视为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海洋安全的重要威胁,台湾并没有将相关东南亚国家视为对台湾安全的重要威胁。在解决南海争端问题上的主张不同,大陆希望双方或双边商谈,解决争端与问题,反对在多边机制下解决;但台湾方面倾向与南海相关国家的多方参与;处理南海争端的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中国大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与权益,但台湾则是为了参与国际社会,彰显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民进党执政时是作为“国家”)在南海问题的上的重要角色与影响力,而不完全是为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主权。

5、台湾当局对海峡两岸南海合作持否定立场与态度。在南海问题上,面对外国势力对南海主权的挑战与南海权益的侵蚀,虽然海峡两岸民间普遍主张两岸合作,共同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两岸当局也均对外不断宣示拥有南海主权,但台湾当局却公开宣称不会与大陆合作处理南海议题。1988年3月中国和越南在南海发生武装冲突后,台湾当局发表的南海政策主张就强调,“避免介入和中国大陆,或中国大陆与其他南海争端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保卫南海岛屿,尤其是太平岛,防御来自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的攻击”。在当时两岸关系尚未有和解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不愿卷入中国大陆与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冲突,也不愿合作,而且还防御大陆或其他国家对太平岛的攻击。即使在新的两岸关系形势下,在两岸合作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台湾当局仍然排斥与拒绝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2012年5月,在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在黄岩岛争议持续升温之时,在两岸民间呼吁两岸南海合作之时,台“陆委会”却明确表示,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但没有和大陆合作的可能性。马英九也没有表明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有任何合作的意愿,而且仍持反对态度,等于直接关闭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

同时,面对中国大陆与南海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的争议,岛内还存在一种主张台湾不应介入的心态与声音,希望台湾坐山观虎斗。台湾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文衡表示,维持一个多元开放的南海最符合台湾的经贸利益,台湾应在争端中避免明确表态。这种声音也会影响台湾当局对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决策。

几点思考与建议

面对南海局势的新变化、新形势,海峡两岸需要突破政治僵局,站在整个中国与全民族的高度,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共同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与权益,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一)海峡两岸需要继续共同强化中国对南海主权的话语权,增进两岸海洋维权共识。“主权在我”或中国(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拥有南海主权,是海峡两岸的基本共识。海峡两岸在处理南海争端问题上,要继续坚定坚持与强化中国或海峡两岸对南海主权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树立海峡两岸有责任、有义务共同维护南海主权的思想与意识,为海峡两岸未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海峡两岸在共同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问题上可分步聚、分层次与分部门展开合作。首先是继续扩大两岸民间学术与智库机构在南海合作问题上的交流,形成海峡两岸民间共同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的广泛社会舆论与氛围。其次,海峡两岸的农渔业、海洋、能源、旅游等不同部门可分别展开本领域的南海合作。再次,推动海协会与海基会共同成立南海问题工作小组,作为一个长期性的南海合作机制。最后,将两岸南海合作议题纳入两会协商,选择适当时机签署海峡两岸南海合作协定,具体内容与细节由海峡两岸共同协商决定。海峡两岸可考虑与筹划,共同研究与制订合作开发南海资源的长期发展大战略,并作为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大计。

(三)海峡两岸在南海合作策略上要处理好维护主权与争取经济利益的关系。海峡两岸在共同维护中国南海主权这一基本原则下,在目前两岸军事合作与军事协防无法推动的情况下,可进行功能性、事务性、经济性的合作,重点放在通航与航运安全、气象监测、生态环境保护、渔业捕捞、海洋资源开发尤其是油气田开发以及南海旅游等方面。其中重之重则是海峡两岸加强南海油气资源合作开发、南海旅游合作与渔业捕捞合作以及共同护渔、护航,既可彰显中国主权,又能获得经济利益。在两岸政治关系有所改善与条件成熟后,海峡两岸再推动在南海的军事合作与军事协防问题,用军事力量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与权益。

(四)将南海两岸军事协防合作作为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突破口。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已成为海峡两岸共同关注与讨论的重要问题,但一直受制于两岸的政治现实没有实质性进展。由于南海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海峡两岸的共同挑战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海峡两岸可能就南海的军事协防与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讨论与协商,甚至签署专门性的合作协定。南海相关国家甚至美日等也最害怕两岸在南海的合作。台湾“国安局长”蔡得胜在“立法院”报告“近期东海、南海情势发展及其影响之研析”时表示,包括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周边国家官员不管在公开或私下,都一再要求台湾不要跟大陆联手。如果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军事合作,必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力”,会对相关国家侵占南海主权与权益形成强大威慑力量,有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与疆海。特别是在条件成熟时,海峡两岸应共同建设与维护太平岛,将太平岛作为两岸军事合作的试点与维护中国南海主权的军事基地。

(五)海峡两岸需要妥善解决台湾在南海的地位与角色问题以及台湾参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问题。台湾是南海问题直接相关的“五国六方”(或“六国七方”)之一的“一方”,但因台湾不是主权国家,只是一个经济体或政治实体,尽管一直宣称“中华民国”拥有南海主权,但却因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与政治对抗性未能直接参与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讨论与协商之中,台湾被排除在外,被边缘化。海峡两岸要在南海问题上合作,要发挥台湾的独特作用,尤其是利用南海最大岛太平岛的功能,海峡两岸需要率先协调与讨论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这又涉及台湾参与国际空间问题,需要大陆全盘考虑,不妨以更开放的姿态,在一个中国框架下让台湾合理参与南海争端的处理,共同维护两岸的利益或中华民族的利益。

另外,大陆需首先亟待制订明确、详细的《南海政策纲领》,建立中央统一的南海顶层决策与协调机制,建构“南海管理体系”,同时为两岸南海合作预留准备。

当然,海峡两岸南海合作“知易行难”。海峡两岸南海合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迫切性,并有学界的主张建议与设想,但要将这种设想变为现实,真正实现两岸南海合作,则非常困难。只要海峡两岸政治对抗与政治对立依旧存在,只要海峡两岸没有和平统一与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基本共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就非常困难,中华民族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就会继续。因此,只有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切实加强合作,既符合台湾与大陆的共同利益,也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

参考资料:

①林红:《论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1期,第67-75页。

②国家经济地理——南海战略新思维。《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5月28日,第17-20版。

③穆亮龙:《南海:两岸协防合作是否可行》,《世界知识》,2012年第11期,第50-51页。

④马欢、赖宇航:“石油巨头南海博弈”,时代周刊,2012年5月3日,A11版。

⑤陈云:《中越南海之争》,台湾:秋水堂书局,2012年3月出版。

⑥鼎盛军事网http://www.top81.com.cn,2012-04-17。

⑦1989年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柯拉松.阿基诺夫人时提出,“要真正解决这个(南沙)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共同开发”。转引自:《国家经济地理——南海战略新思维》,《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5月28日,第18版。

⑧“中国海监83,南海亮剑维权”,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2012-06-01。

⑨尔东文:岛内关注南海局势。台湾周刊,2012年第29期,第13页。

⑩穆亮龙:《南海:两岸协防合作是否可行》,《世界知识》,2012年第11期,第50-51页。

⑪穆亮龙:《南海:两岸协防合作是否可行》,《世界知识》,2012年第11期,第50-51页。

⑫这一合作报道甚多,但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

⑬Shim Jae Hoon, "Blood Thicker Than Politic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May 5, 1988, P26. 转引自林红:论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1期,第6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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