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汪晖抄袭门”虽然好像缘起于揭露学术腐败之行，但其总体演变动向却与学术反腐的目标相互错位，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场由所谓“左右派性之争”推动的学术打假秀。如何跳出意气用事的派性之争，直面汪晖抄袭门所关系到的思想学术界的制度性腐败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关键词：汪晖抄袭 腐败 知识分子反思
一、引言
“汪晖抄袭门”事件爆发后，立即兴起轩然大波，至今仍然是余波不断。这除了汪晖本身特殊的身份因素外，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我所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大多数人人心浮躁、无心或无力严谨治学，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已成制度化，对此虽遭学者们的公开或私下里的普遍指责，但大家却深陷其间，不仅欲拔无能，甚至乐此不疲；面对此种情况，以及其他严重的中国问题，国内的众多知识人们，包括不少著名学者，却缺少自我反省，并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所谓“左”“右”派性之争，从而导致自身、学界、中国问题的放逐。所以汪晖抄袭门的热炒，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的沉疴之表征，也的确寄托了人们想借此冲击腐败的学术界使其得以净化的用意。然而很可惜，按当下的情形，不管汪晖抄袭门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恐怕最终只会是一场打假秀，根本不可能伤及腐败体系，甚至还有可能强化腐败学术体系的合法性，并且使得中国学术思想，更进一步地远离中国现实的真问题。因为针对汪晖的学术打假，无论就其外表和内在来看，都存在诸多致命的缺陷，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位的学术反腐。
第一，指控汪晖抄袭者的“先天不足”。王彬彬以及后续对汪晖涉嫌抄袭的指控，有不少本身就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既为此指控迅速堕入陈旧的“左右”之争埋下了伏笔，也为汪晖回避、逃遁预设了可能。
第二，错位的“打假”。从学术反腐、打假的目标来看，选择汪晖，恐怕都不是非常恰当。因为以如此大的动静来穷追猛打“非典型性的个案”，不仅最多只可能触及中国学术腐败体系的皮毛，而且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地固化腐败的学术体系。
第三，真问题的放逐。就对转型中国的前途来看，现在对汪晖学术的这种打假，既发现不了汪晖学术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同时又可能将其学术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启示性意义一笔抹杀，最终无益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健康发展。
下面这将围拢这三个方面，以“汪晖抄袭门”为个案展开分析，对中国学术存在的问题，做一集中剖析[①]。
二、错位的打假
（一）指控汪晖抄袭者的“先天不足”
王彬彬指控汪晖抄袭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事件似乎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所谓的“左派”“右派”的相互杀伐，这虽然与以往知识界派性的“恩怨情仇”有重大关系，但也与主要指控者本身所存在文革“造反派”式的文风有直接的关系。请设想，如果王彬彬一开始的揭发，如果是高度谨慎、实事求是的，如果他能注意将汪晖的抄袭之嫌与其学术贡献进行必要的切割，那么，就算是有媒体或他人想扩大此事，恐怕也难以像现在这么容易、方便地将其变成对于汪晖简单的讨伐[1]。因为如果媒体面对的是对一个复杂化、立体化汪晖的批评，那么就是想炒作也不容易[②]。从汪晖方面说，主要指控者的问题与一些参与者的党同伐异心态推波助澜而形成的热炒风波，恰给汪晖回避批评，逃避反省提供了口实，这在汪晖最近的答记者问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我这里只想补充的是，汪晖不仅将不无怯懦的回避美化为“坦荡面对学术批判”，而且甚至连已经存在的严肃思考一笔抹杀。说什么“至今没有看到对于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等行为的严肃批评”，由此制造出世浊独清的悲情。我不清楚汪晖所谓的“严肃批评”应该是怎样的，但别人不说，本人于今年7月17日就完成了《“造反”、“保皇”、“走资”、及其……》，并于7月18号将文章发给了汪晖，他在19号回信说已经阅过，而且我俩还进一步交流过意见。虽然此文肯定存在不足，而且第一稿还有一些文字硬伤，但我以严肃、公正的态度分析此事的努力，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二）错位的“打假”
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已经有不少辨析、争论的文字了，我不想再纠缠于此，而是想将对汪晖的指控放到中国学术机制中来分析，通过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定位，来透视中国学术腐败的的体系性，
“抄袭”这个词并不陌生，但如果真要为其下一个普遍接受的与情与理与法都相符的定义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尽管如此，我想做学术研究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界定吧：引用他人著作的内容而有意不加以说明的行为即为抄袭。当然“引用”的程度在具体情况下会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是整本书或整篇文章的搬移，有的是多处地大段大段地抄袭，还有的是在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中，至少数次引用他人文字而又有意不加以说明或故意模糊作者权限的行为。至于说很少或并不直接引用他人文字，但却明知自己所思、所言借用了他人的思想却有意不加以说明的情况当然也应该算是抄袭。
仔细辨析对于汪晖涉嫌抄袭指控的众多文字，综合判断，汪晖很可能涉嫌抄袭[③]。不过如果我们不只是要简单地判定汪晖是否抄袭，而且要通过对此的追究问诊中国学术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清不同性质的学术抄袭，客观公正地定位汪晖可能的抄袭行为。
为此我们可能需要先对抄袭行为进行必要的分类，或许大致可以分出三种形式：（1）简单地抄袭、剽窃，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甚至连自己的任何劳动都不用付出；（2）部分抄袭他人的文字或思想，但有自己的思想；（3）存在抄袭他人文字或思想的情况，但其著作或思想，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对于推进社会的前进或问题的解决，具有较大或较重要的意义。这三种情况中虽然都存在着抄袭，但对它们的认识和处理是应该有所差异的。
对于第一种，无任何可原谅性，处理应该非常严格，直接就应该褫夺当事人的一切相应学术资格，并从相关教学、科研岗位上开除。对于第二种情况，可以视抄袭部分与自己思考部分的比重，给予相应的处理，给予一定时间内的停职或部分资格的停职。至于第三种情况，只需要求当事人做出公开检讨，并给予一定的级别或工资降级即可，切不可因为其著作中存在着某些抄袭现象，而就将其学术思想一笔抹杀，使其名声扫地。
按照一般的逻辑推断，三种抄袭的比例应该是第三种很少，第二种较易出现，第一种也应该较少。但是高校工作的经验恰恰让我感到，现在不仅第二种抄袭可能已比较普遍，第一种抄袭也并不希罕，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人向第一种抄袭状态加速坠落的趋，而且似乎越是领导、学术权威，越容易被此坠落之势所裹挟。或许说得夸张点就是，如果一个学者越是想（或有资格）成为领导或学术权威，也就越需要堕落为第一种抄袭者。这并不是说学界的领导、权威们比一般教师、研究人员道德水准更差，而是因为中国学术的官本位体制使然。中国学术高度体制化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但是学术的官本位化严格来说是九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形成的。高校或科研单位内部的领导或学术权威这两类人现在一般都合二为一了，只是各级学术权威但却无任何行政权力者少之有少，可说是几难寻觅。担任科研教学系统的行政职务者，同其他系统的同类一样，平常的行政性事务及相关应酬都是很多的，很难有较为充裕的时间进行读书、科研；但是这些人却又掌握了各级课题、项目、评奖、学术资格、名师、工作量的评定、授予、管理权，客观上具有为自己谋取课题、项目、评奖的便利，而且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往往获取了很多的项目资助或学术名誉。在得到项目资助后，其中的一些人往往又被诸事缠身，分身无术，但又需按时结项，于是只好将项目任务，全部或相当部分地分摊给他们的学生或其他研究者去做，最后再署上自己的大名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合作者”是否遵守学术规范，是否抄袭，但对于主持者来说，恐怕都难逃抄袭、剽窃之嫌，而且还有利用职务非法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之腐败之嫌[④]。当然，绝不是说所有的领导、学术权威都是如此，也有人在烦忙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之余，努力读书、研究、授课、做课题，即便是与他人合作研究，也会努力起到学术带头人或项目主持者的责任。不过这样的人一方面较少，另一方面得不到时间与精力投入保障的研究，学术质量则较难保证。在这样的学术体系下，不仅越来越多的领导或权威，堕落为恃权的抄袭者、剽窃者、学术垃圾制造者，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主动或被动地自己从事或协助他人进行学术腐败。也就是说，权力不仅用强力对学术研究实施监控，更以官位、职称、课题、评奖、名师荣誉、学位点等等来实施引诱、捕获，让我们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自动入套。
在这种软硬兼施的控制下，学术良心的坚持、思想独立的追求，不仅相当困难，甚至都好像是不识实务，自讨苦吃。因此毫不奇怪，具有相对独立、自主、公正的学术共同体自然就不可能形成；而自主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又使得我们不得不以外在性的“量化体系”来评判个体或群体的学术水准并规约其学术行为，从而使得广大高校教师或学者，成为忙于挣工分的“社员”。但极具讽刺性的是，在这样的学术空间中，恰恰是那些被人们广泛诟病的量化评价指标，不仅看上去而且实际也最具“权威性”和“公正性”，给了那些还想努力认真做学问的人，保留了某些生存的制度缝隙，使他们不至于完全陷入对权力的依附[⑤]。总之，也就是说，教育科研机构、学术界、学者个人，三者已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腐败依赖共同体”的关系。因此毫不奇怪，所有在这种“腐败依赖共同体”内存活、并获得了一定学术身份和名誉的人，恐怕没有谁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与学术腐败毫无瓜葛。我知道这样说，肯定会得罪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领导、权威或朋友，但这正是中国学术界令人悲哀的现状，而且我自己也是其中未必全清的一分子。
汪晖当然是学术权威，而且不是一般的学术权威，他是不是官-学一体者，我不清楚，但根据他现有的研究成果及社会反响来看，可以肯定汪晖应该与许多各层级的大腕们不同，他很可能只涉嫌前述第三种抄袭。而现在几乎所有指控汪晖抄袭的人，都没有区分上述三种不同的抄袭，而是笼统地谈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并且各方还都将事态最终结果的定夺，寄托于腐败运作的权力核心，这样不仅加深了借抄袭问题将汪晖学术思想的意义一笔抹杀的危险，同时也回避、遮盖了中国学术腐败体系化、结构性的本质。
三、汪晖学术的意义
按照本文一开始列出的问题顺序，现在应该讨论第三点——“真问题的放逐”。不过为了真正触及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大致看看汪晖学术的意义。汪晖的学术思想所及非常广泛，难以概括，但其核心则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现代性悖论这一总视角。其理论来源虽然源自境外，但却是由汪晖首先引进中国，为理解当下中国的转型以及更为广阔的现代中国转型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理论范式。其核心即为，超越简单的中国/西方、本土/全球、传统/现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激进/保守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转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现代性悖论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辨证、有机地把握。这一理论范式在汪晖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中朦胧触及[4]，1994年已然成型[5][6]，而到1997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重新在大陆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人们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几乎一致地认为，它对中国当下问题所作的“反思是全面的和发人深省的”[7]。虽然这一文章给中国思想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为紧接而来的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也恰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汪晖的中国问题全球现代性悖论的理论视角为转型中国问题的理解，开启了全新的格局，使得原有的诸多问题，具有了极为不同的意义[8]，其影响至今。只要不心存偏见，这是了解近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发展的人，恐怕都无法否认的吧。
从这个角度看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可以说是汪晖关于传统中国现代转型问题总思考的全方案的具体再现，展示了中国问题全球现代性悖论范式的意义。这一范式所具有的普遍性指导意义，又在近两年来汪晖有关西藏问题、琉球问题的思考中得以更充分地显示。
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惨痛地切开了中国族群关系的伤口，让长期存在但又人为遮蔽的中国族群问题触目惊心地暴露了出来。虽然，汪晖并不是“民族问题”专家，但是他的相关思考却一下就将具体的族群冲突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这一关键点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历史-现实、中国-西藏-西方、中国-琉球-日本-西方等多方位的复杂关系结构在了一起，开启了既富问题针对性，又富话语生产性的中国族群问题的言说方式。具体到汪晖对《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而言，现代性反思、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视角与西藏个案的结合，既让我们看到了西藏问题逐渐激化的本土现代性的文化悖论关系，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西藏的“香格里拉化”中所包含的“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以及对中国西藏问题的重要影响。
对于许多人来说，有可能同意汪晖对“香格里拉迷思”的批判，但却可能对他由此而来的对于网络爱国主义的肯定、对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强调这两点会有所怀疑。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充分地说明，爱国主义、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说，往往会成为专制的借口、手段，往往被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当作谋取私利的手段。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中国的确不仅一直在充当着“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材料，而且也的确一直经受着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威胁，一直面临着被肢解的命运。因此，爱国主义、中国尊严、中国国家利益等说法，就不仅仅只是体制意识形态的说辞，更非所谓“义和拳”式的愚昧群氓愤青的过剩力比多的宣泄。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我们不去看历史，不去管中国是否会分崩离析，也仍然无法否认汪晖思考的意义。因为只要真正关注“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真正从普通人——那些很可能遭受国家解体、种族仇杀之害的平民百姓——的角度感受、思考，真正正视世界“民主化兼民族主义化”所内含的灾难性可能，真正了解那些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境内外族裔民族主义人士的偏激心态和网络汉民族主义的极端性、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民族问题认识的偏差，可能就不再会那样轻易相信，只要实现了民主化、只要让少数族裔人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或自治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就可以自然解决了[9]。
汪晖对于琉球问题的解读，也表现出了相近（相关）的视角呈现出了同样的启发性。从历史看，原来日本、琉球、中国等同属于中华帝国朝贡体系，其中作为天朝的中国是此体系的核心，日本琉球大致可归为边缘的番邦，不过介于日本与天朝中国之间的琉球国是比日本更为弱小的番属，其安全由于归属于中国而得以保证的。但是近代帝国主义向亚洲的扩张，冲击、肢解了传统的中华朝贡体系，在此过程中，日本率先摆脱朝贡体系的附属性和被西方殖民的威胁，成为了亚洲最早的独立民族国家，并加入列强的行列，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等。因此，日本、琉球、中国近代关系的变迁史，就既是西方帝国主义亚洲扩张史，也是旧有中华朝贡体系解体、新型亚洲各民族国家关系结构形成史。以这样的视野来看，现代中国国家的存在，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传统帝国的怪异残留[⑥]，而是具有独特历史合法的民族国家模式。很显然，汪晖对于琉球问题的思考，或日本、琉球、中国关系变迁史的思考，是与其对西藏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从东亚到南亚、到西北亚、中亚这一广阔区域的现代变迁，构成了传统中华帝国现代转型的空间的历史。可以说，今天无论是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还是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中西关系问题，都属于全球-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延续、变种[⑦]。
相信那些对汪晖或所谓“新左派”抱有看法的朋友读到我这样的评述，一定会不以为然的，甚至会认为我被汪晖表面的博学迷惑、吓住了。汪晖的言论当然不都是金科玉律，但是不管他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其著作还存在多少未被揭发出来的可能抄袭之处，我们都无法否认他的思考、他借助《读书》杂志等其他条件所主持的思想学术讨论，相当程度上主导了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而这种主要并非源于体制性权力的能量，而是来自于汪晖对转型中国问题的敏锐、洞察。更重要的是，汪晖的系列思考，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追求，即为转型中国寻找超越专制社会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路向的选择，当然不是汪晖的发明，广义的西方左派思想（西马、依附理论、后殖民批评、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等等）都是构成其相关思考的理论资源。但是汪晖的贡献在于，将所有这些外来的理论资源通过对转型中国的现代性悖论这个总问题的把握与中国的历史-现实问题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突破了各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束缚，为中国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开启了多样性的角度、视野、路径、甚至基本范式。
四、“左右之争”与中国问题的放逐
上面我大致分析了汪晖对于中国当代思想的贡献，但是很可惜，汪晖所提供的范式性的革命，这一为中国寻找第三条发展路向选择的努力，却很快被归类为了“新左派”，中国思想界形成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不乏意气用事的争论。仅管早在十年前就有人为此提出警言[10]，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左右二分的划分不仅仍然阴魂不散，而且似乎显得越来越真，越来越集中。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有关（本文暂且不论），另一方面也与知识界本身的偏见、怯懦、缺乏自省有直接的关系。先让我们来看看所谓“右派”的问题。
十几年前汪晖就指出，由“新启蒙主义”演化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没有看到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转型中国问题与世界范围的全球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关系，简单地以中/西、传统/现代、专制/自由、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结果导致他们看不到他们所主张的市场经济的理想与体制的内在一致性，将中国当下诸多问题的总根源简单地理解为体制专制，从而将（纯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宪政体制看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看不到或忽略正日益快速溶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国，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严重剥削的现实，看不到中国正面临被肢解、碎片化的巨大危险[11]。
虽然说这样的概括可能有点以偏盖全，但却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某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症结。比如秋风对于全球化的拥抱[12]，刘军宁对民主制度的追求所导致的对小国寡民道家传统的缅怀[⑧]，朱学勤对毛泽东-鲁迅专制主义一体的批判[13]。
最能集中表现“左”“右”极端之分的可能还是对于当下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借助于网络诞生，并逐渐推进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像1998年抗议北约轰炸中国住南斯拉夫大使馆、奥运前后西藏网络保卫战等都是网络青年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集体性行动[14]，而前不久才上演的“6·9圣战”[⑨]，虽然背后具有商业推手的操作，但却也再一次显示了民族主义拥护者之众。
对于这一切，新自由主义者们给予了严肃的批判，将其视为义和团式的盲目、愚昧的爱国主义，简单、粗暴的民粹主义。他们不仅对愤青们的民族主义本身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似乎连带着中国一起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使得他们不仅在涉及中西纷争中，几无例外地直接或隐含地站在西方一边，而且在涉及中国民族冲突的矛盾中，似乎也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反对或批评中国或汉族的声音。这一点只要仔细观察一下2008年以来南方报系对涉及中国民族问题的反应就不难看出[⑩]。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与境外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动向是相一致的[?]。
自由主义的这种日渐“右倾”的极端化倾向，不仅让他们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的偏见，也使得他们在努力批判性地发现中国问题的同时，丧失着批判的有效性，并越来越多地失去了中国青年的拥护。但是反过来，这并不说明汪晖思想批判性的加强。当年汪晖将新自由主义称之为保守主义，但时过境迁，汪晖及被划分为新左的人士们，却似乎越来越更像是体制的保守者。这恰恰说明汪晖试图激活传统共产主义体制的人民民主性和资本批判性努力的失败。
汪晖说新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到了市场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体制的陷阱而不自知，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面对、所批判的体制，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反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体制，而是一个利用国家强力推进市场资本主义、推进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体制。[15]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立场症候的这种洞见，恰恰也隐藏了自身立场弊端的可能。也即当年他还是更多地站在寻找中国转型第三种路径的立场，来区分毛氏反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与当下市场推进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还谈不上对毛氏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肯定，更多地还象是借这种区分来说明中国第三种道路选择的必要性[16]。但是一方面由于作为纯粹的理论思考，汪晖及其同道，实际上无法将自己的“双重批判”（对国内专制资本主义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的思考，与具体的社会反抗性实践相联系，加之西方对迅速经济崛起的中国围剿的加剧，使得他们也越来越将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寄托于对于国家体制的内部的转型上，随之对于毛氏社会主义专制性的批判也越来越弱，对其反现代性和民主性的肯定也愈益增强。这样一来，汪晖等也就变得更像是怪异的“保守左派”，更容易被怀疑为为专制的帮凶。类似的问题，同样体现在汪晖近期关于西藏和琉球问题的思考中。
两年前针对汪晖关于西藏问题的思考我就指出，他重新将“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史贯穿为爱国主义主导的历史，并视之为激发民主和开放的潜力、现代平等政治的基础，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启蒙立场的倒退”，而这种倒退的重要原因具体到中国民族问题领域，则在于对于中国民族问题内在冲突性的回避[17]。同样的问题仍然出现在他关于琉球问题的思考中。根据相关介绍可以看出，琉球问题对于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启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醒我们将中国的现代转型，放置到全球、东亚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历史的框架中加以把握，为理解中国问题，提供古代中华朝贡体系、西方列强、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之复杂关系的历史空间座标。二是以“冲绳反抗”为核心的琉球问题中所包含的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启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样的启示都应该不仅包括中国与全球、与西方、与周边国家的现代转型关系，还应该包括中国内部不同地区或不同族群间的相互的现代转型关系。也就是说，在西方以及后起的日本等列强势力冲击下，传统中华朝贡制的中国不得不向现代转型，中国因之成为近五百年以来的全球殖民现代性的一站。但是转型的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同质的坂块与先后而来的其他现代民族国家发生关系，与此同时，在它自身内部也发生着不平衡的、波状推进的、由“中心”向“边缘”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现代化进程所必不可免的冲突与暴力，同样存在着“先行现代核心地区”对“后行现代边缘地区”传统结构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各种“民族问题”恰恰正是这一至今还未完成“中国现代转型”的症候。因此，当我们引进全球视野、东亚视野或琉球视野时，就不能仅止于外部性的全球关系，而忽略内部性的现代性关系，忽略中国内部的跨地区现代转型问题；因此，当我们在谈及西方、日本对于中国、琉球的暴力性冲击时，就不应回避内部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的暴力问题。虽然汪晖对西藏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将原来主要为外部性的思考，拓展到了中国国家内部中，提出了作为“跨体系社会”结构的中国这一命题，也点到了从另外的角度看，实质上所谓中华朝贡体系的“跨体系的社会”“无论是礼仪性的体制，还是强制性的机器，它们总是与统治的问题相关”[18]，但是他似乎仍然在回避着更为严峻的内部问题，缺乏自觉的“国家反省”，也就是说他仍然回避着传统中华朝贡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内部所存在的国家及其他形式的暴力性关系问题。因此对他琉球抗议运动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义的引入，也只能是还未触及中国现实，就草草场。总之，汪晖对琉球视野的引进，既引导而又遮蔽了琉球问题对于中国当下族群问题的重要启示性。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而汪晖却恰恰没有克服怯懦与犹豫，屡屡在紧要的关头止步不前：面对学术道德的指责，如此，面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是如此。难道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吗？难道两者不存在隐密的内在关联吗？
这在汪晖如此。对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类似的考问难道没有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吗？当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去责备、批评、抨击他者时，当我们以各种各样的立场出发去伸张自己的观念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偏狭性、简单性时，我们难道不是在回避着历史对我们严峻的挑战吗？难道不是在掩盖着道德、良心等内在律令考问的尴尬吗？如果我们不能尽量勇敢地直面这一切，那么我们就无法解脱虚伪的处境，更不可能跳出“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式的相互缠斗，携起手来为中国的明天开辟希望之路。
注释：
[①]为行文方便，本文使用了“中国学术界”或“学术思想界”等全称概念，但并无完全否定其之意。只要不是瞎子，谁都无法否认一些较好的学术成果也再不断出现，有一定学养的新人也在不断地成长。但是本文所分析的情况，的确是中国学术界的基本状况。另外，抄袭门之火也延伸到了朱学勤身上，但为集中笔墨，本文不谈朱学勤，但文章所论大致应该可以包含其所涉及到的问题。
[②]我在两年前就写过质疑汪晖的文章，不仅没有被炒作，而且连发表的杂志、报刊都没找到。参见参考文献[2]。
[③]参见参考文献[1]。另外我所参考的关于汪晖是否涉嫌抄袭的主要相关文献，都在这此文中提及，故不在此一一列出。
[④]“领导或权威至上原则”在国家本科教学名师评定中的重要性，更是高校人皆尽知。所以，后来一些学校为了申报成功，也就不得不注意围绕相关领导或权威人士来组织教学团队来申报，至于说实际有无团队，申报带头人原先是否从事相关本科教学，可能就两说了。
[⑤]比如说“核心期刊”是许多学校基本的评价指标之一，这一方面使期刊也成为学术腐败机制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核心期刊的确定相当程度上并不是由学校来确定的，而除了极少数的所谓权威期刊外，还存在较多的其他一般核心期刊，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因此对于研究能力较强的学者来说，发表学术文章，并不完全受制于期刊，更少受制于学校。这样他们的研究虽然受量化之累，但却并不需要完全看期刊的脸色，而完成了单位规定的“硬指标”后，也就不用完全看领导的脸色行事。
[⑥]连哈贝玛斯都有类似看法。参见哈贝玛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74页。
[⑦]此段的叙述，既参考了汪晖的《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同时也是平时相关阅读所得到的知识积累。由于所涉及的文献较多，有些的具体出处也记不大清楚了，所以此处就不再给出具体参考文献。有意者或许可以去参考近些年来有关“东亚研究”的文献，比如说汪晖、孙歌等的文章或著作。当然他们的研究，大量参考了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
[⑧]比如刘军宁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那几篇虚拟的孔子和老子的对话，其一为《为什么大一统是乱世之源？》。
[⑨]参见“百度”的相关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3726690.htm
[⑩]在这方面，《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受到了许多爱国主义网民的抨击，这绝非偶然。当然并不能说“南方报系”主张国家分裂和种族冲突，只是他们一方面更自觉、勇敢地承担了发现中国问题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的确存在对西方、对自由民主宪政过分理想化的问题，所以客观上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11]当年写《天葬》一书时，王力雄还说在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海外流亡人士与中国大陆的力场是一致的，但是3·14之后，尤其是7·5之后流亡人士的表现，似乎不再与大陆一致，相反却与分裂人士更为靠近。比如王军涛与世维会迪力夏提最近关于7·5的对话。
参考文献：
[1]姚新勇.“造反”、“保皇”、“走资”、及其……——“汪晖抄袭门”中的道德是非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25ed70100kjg5.html
[2]姚新勇.族群冲突与失焦的言说——从汪晖关于西藏问题的思考谈起。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pinglun/20081124/91.html
[3]联合早报.汪晖专访：不回应是坦荡面对学术批判.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101999/
[4]汪晖.反抗绝望·新版序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汪晖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11][15]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7]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8][16]周与沉.现代性的中国探询——大陆学界现代性问题研究综述.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15896/page-1.html
[9][14]姚新勇.中国”民族危机”系列思考.作者博客：天山姚新勇
[10]姚新勇、王世诚.虚拟的“路线斗争”: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考.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
[12]秋风.知识分子为何拒斥全球化？.http://www.csdn.net.cn/century/ziliaoku/index.htm
[13]姚新勇.鲁迅岂是专制主义的精神盟友——与朱学勤先生商榷.粤海风.2007年第1期
[17]姚新勇.族群冲突与失焦的言说——从汪晖关于西藏问题的思考谈起.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pinglun/20081124/91.html
[18]汪晖.中国：跨体系的社会.http://www.gmw.cn/01ds/2010-04/14/content_109406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