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钱理群、靳大成等先生拿“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80年代浮躁的学术氛围”等说辞为汪晖所作的辩护，郑也夫、肖鹰、叶开等先生不同意。已故北大著名学者季镇淮先生教导其关门弟子这样做学问：“我们那时写了文章，总要在手里放几个月，先给朋友们看看，如果谁的观点对我有启发，我就要在文章中加个注释，说明这一观点最初来自人家。著书立说的第一件事是诚实，做学问不能掠人之美，这是规矩。”谨遵师教的吴迪教授自然也不会同意钱、靳诸先生的意见。作为 80年代学术氛围的见证人，我附和郑也夫等几位先生。
但是，两种立场，各自表述，无所谓讨论。为了讨论问题，针对郑也夫先生“双方都退一步”的建议，我想退得更远——我打算赞同靳大成先生。不过，赞同之前，先请靳先生对《文风、规范与八十年代学术思想氛围》（《中华读书报》2010年4月7日）一文中的种种说法做明确澄清。
靳先生，就算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真的是“浮躁”、“游谈无根”、“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大家往往不管自己知识准备够不够，能力行不行，都一古脑儿的要开辟新道路，提出新理论，创建新体系”，等等。我的问题是：人们是通过抄袭的方式做这些事呢，还是通过别的方式？
您说：当时的人们急于“破除原有的旧观念，大胆、积极地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知识，不断提出新说”。我的问题是：人们这样做，是通过比如王铭铭的《想象的异邦》那样的方式呢，还是别的方式？
您说：“当时七七、七八、七九届大学生和头几届研究生们……连文章都不太会写，按照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标准来看……常常文理不通，病句满纸飞”。我的问题是：那些烂文章是我们自己写的呢，还是抄的？
您举了八三级硕士生、现在的党史专家陈晋先生“大量用系统论、控制论术语拼装……文章”，弄的搞文学的师友们“看不懂”为例子。我不知道陈晋先生当时的文章是怎样写的，我的问题是：生搬硬套地使用自己没有消化好的术语、概念等“简单粗暴地炮制文学理论”，与抄袭是一回事吗？
您说，在某篇著名的论文中“不规范，思想混乱，理解错误，知识误用，在在皆是”；您还指出了当时其他人的“大胆妄言，无根无据地乱说，不由理路，任意生造”等。您说的这些问题在每个学人的成长过程中都可能存在。我的问题是：这与抄袭是一回事吗？
我的全部问题指向一点：80年代学术氛围的“浮躁”可以有种种表现，那情形甚至可以比您描述的更严重，问题是，这些问题与抄袭剽窃是不是一回事。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您描述的现象“以今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可以等同于抄袭剽窃，那么，王彬彬教授对汪晖行为的认定并没有错，争论应该转向另一个问题：对于当时那样的抄袭剽窃之风，我们是否应该予以理解，予以宽容，甚至应该肯定其积极意义；或者，您描述的现象不能等同于抄袭剽窃，那么，您的文章与王彬彬教授的批评风马牛不相及——王彬彬文章的核心问题非常简单：汪晖抄了没有。
靳先生，我不想说您的文章试图转移问题焦点。但是，该如何理解您的让王彬彬首先要读书学习然后再“批驳汪晖的理论观点”的建议？首先，王彬彬写的是一篇批驳“理论观点”的文章吗？其次，王彬彬文章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认定的事——是否存在抄袭，相反，“理论”是最不易“批驳”的。例如，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税赋论》中提出劳动价值论以来，350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这个理论进行“批驳”，“批驳”还将继续，再有几个世纪也未必能结案。把一个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可以判明的问题转向数月、数年甚至数个世纪都未必解决的“理论观点”之争，这是在澄清问题，还是把水搅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