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当很多国家为流动性不足发愁的时候，中国到处一掷千金，一副“不差钱”的富阔样。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末曾经瞻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21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领导全世界。这一“东方压倒西方”的惊世预言在雅克的书中得到了全面论证：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国家，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汉语将如同今日的英语一样成为全球通用的世界语，孔子的教诲将与柏拉图思想一起成为西方学生熟悉的经典。雅克还呼应季羡林的说法，预言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场“文明的崛起”：如果说英国在19世纪是海上霸主，美国在20世纪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到2050年将成为文明的霸主。
富强的崛起，是一次西方精神的胜利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过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1400～1800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1]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劲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等人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一书中指出，严复当年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的气质，即赞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类的自然界和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充分表现，以及由此必然要带来的人类整个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韦伯意义上)”，另一个是“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的理想主义。这后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些词语来代表。这一部分涉及到人们在宏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结构中关系的实质，涉及到促进实现这些社会－伦理目标结构的形成。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伦理思想，在近几个世纪里，西方人的大部分道德激情被导向了这样的社会－伦理目标，并被卷进了涉及这些不同目标之间互相冲突的关系中。”[2]
史华慈的这段话非常值得玩味。“浮士德精神”所追求的只是以富强为中心的第一个目标，所谓富强，包含着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指的是对市场和国家机器按照现代工具理性的原则，使之更合理、更有效率，让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轴心──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成为普遍的社会运作方式。这种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具有任何特定的价值，只是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反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晚清的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都是属于这种类型。与此相区别的是史华慈所说的第二种目标，它寻求的不仅是物质、技术意义上的富强，更重要的是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涵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同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
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地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进程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30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即使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毛泽东时代，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和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当代中国经济力、金融力和军事力的全面提升，令全世界瞠目结舌。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连续的高速增长？个中奥秘若从思想文化深处探究，或与全国上下对“力”的崇拜有关。儒家文明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礼的世界”，整个社会以“温良恭俭让”的礼教为纽带，博雅的精神趣味胜于穷兵黩武的蛮力，君子的德性之美压抑了人性中物欲的贪婪。曾几何时，“礼的世界”换位于赤裸裸的“力的世界”，一切东西的价值都被换算为力，换算为可计算、可交易、可操控的物质实力。GDP的增长成为官员政绩，乃至政府合法性的核心指标。政府的主要职能似乎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变异为直接招商引资、指挥经济且具有自我利益的垄断性超级公司。“力”的崇拜背后，是人的物欲无限膨胀。马克斯·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背后的时代精神是新教伦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需要精神动力，那便是后革命时代世俗化的物欲主义。儒家传统有修身的超越一面，也有实用的世俗一面，一旦儒家文明整体崩溃，虚无化的精神无法制约人性中被不断激发的欲望，物欲主义便如同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弥漫整个社会。脱贫致富的终极理想，再加上吃苦耐劳的国民美德，使得富强的目标在中国的实现拥有了深厚的人力资本。温州商人为几分钱的微薄利润走遍世界，亿万民工在低收入、零福利的工厂中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难怪《时代》周刊要将中国民工摆上杂志封面，视为挽救全球金融危机的时代英雄。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强调中国的崛起是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人力资本的优势，背后所展示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清教徒精神，致富的欲望加上吃苦的能力，用阿里吉的话说，叫做东亚的“勤劳革命”。正是欲望加勤奋、政府加民众追求富裕的合力，成就了中国奇迹的万里长城。
富强所追求的“力”，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国家实力，也是精神层面人的能力。严复透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发现的富强秘密，乃是国民的竞争能力。从晚清流传至今的进化论，是一种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是自然的公理法则，是一切进步的原动力。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个人，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当中拥有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中国的学校每年要评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德育、智育与体育，说到底都是一种能力，知识与美德之所以重要，不是其拥有内在价值，而是其具有提高生存竞争力的实用功能。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深刻分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变化：“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3]到21世纪之初，杜亚泉这些先知式的预言在神州大地加倍兑现，竞争之风愈演愈烈，适者生存已蜕变为强者生存，谁获得了特权和强力，谁就比别人生活更美好。因为竞争的法则是赢者通吃，败者一无所有，何况连竞争的规则也由赢家来制定，强者既是裁判又是参与者，无往而不胜。
富强的第三个要素是制度变革。然而以富强为轴心的改制与以文明为目标的改革不同，是去价值、去理想、去乌托邦化的，它仅仅是韦伯意义上的制度合理化：如何使现代社会的系统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在功能上变得更为合理、有效和符合法定程序。即便是政制改革，也只是去政治化的管理学革命，而与扩大公众参与、强化正当性基础这些政治目标无涉。这是一种会计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改革，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会计成本核算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成为变法的不二法门，一切为了降低成本、扩大产出、提高单位生产力；一切为了强化非人格化的官僚统治，从管理中获得效率，以实现既定的国家意志。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性建制，它是与古代社会相区别的现代制度的框架性内核，由于其不具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故可以与现代文明的各种不同类型相结合，使它们在文明的核心价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更加合理化，获得现代的制度形式。晚清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廷新政如此，30年的改革开放亦基本如此。通过与旨在合理化的国际通用规范接轨，当代中国的各种单位，从企业、机关到学校、社团，已经普遍转换为公司化管理体制，从而以最有效率的“举国体制”保证了以富强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目标之实现。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练，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富强精神的胜利？西方人届时是否会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的确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为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涵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是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
富强的胜利，是一次西方精神的胜利，但这种普世化的西方精神依然盖上了中国特色的印记。甘阳提出要借助“通三统”，将儒家的和谐理念、毛泽东的平等传统与西方的自由精神打通，以此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若仅仅从富强来阐释的话，“三统”或许已经打通，稍有变异的是，竞争顶替了和谐，集权换下了平等，富强国置换为共和国。现实版本的“通三统”借助古代的外儒内法、革命的集权传统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三者的联姻，共同打造了走向富强的中国崛起。
缺乏文明准备的大国崛起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这样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如何保证和平崛起，避免19世纪的欧洲从富强走向扩张的历史悲剧？
雅克在书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最终将成为其全球霸权的根基。”经济实力当然很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去年年末在清华大学演讲，讨论全球历史中的霸权演变，指出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权与霸权。支配权（domination）是一种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而霸权（hegemony），则是一种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按照葛兰西的经典定义，霸权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优势（cultural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4]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全球称霸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的强大经济力，最重要的乃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替代英国称霸世界，也是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范性的美国价值。这些文明典范伴随着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雅克在书中罗列了美国称霸的各种特征，其中将近一半属于文化的软实力：“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好莱坞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居主导地位”、“美国价值观”、“美国历史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等等。以文明冲突理论享誉世界的塞缪尔·亨廷顿说过：“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在他看来，作为高级文明形态的宗教在文明争霸战中扮演的角色要比流行文化重要得多，代表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Mac)即巨无霸汉堡包。“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则是另外的指标：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
以此衡量当今中国的现状，可以看到“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是如何地不成比例。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中文的学生也愈来愈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985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40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杂志的发表量。有国外媒体评论如此讽刺：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还有一种是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研究或为科学求知，或为市场盈利，但中国科学家既无求知乐趣，也无意为社会增加财富，而仅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越多，晋升越快，从国家那里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刺目的对比。更严重的是，中国教育的制度环境与办学自主性长期得不到改进，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日益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中无法跨越的瓶颈。
文明的霸权在于其宗教和哲学所提供的价值魅力，在于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近年来各种拔苗助长的“大师工程”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缺乏思想与学术大师的窘迫。不提世界影响，哪怕可以与民国时代众多大师相比肩的人物，在当今中国也寥若晨星。中国曾经是世界轴心文明大国，曾几何时，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明整体性解构，分解为各种支离破碎的碎片。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肌体，各种思想传统犹如在虚无缥缈的天空中随处飘荡的孤魂，无法形成有系统的文明整体。自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到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爱国狂潮达到巅峰，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至今为止一直是抽象而空洞的种族符号，缺乏内在的、有深度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内涵，不得不通过制造敌人、划清敌我这样的外在方式自我确证，一旦失去了对立的“他者”，“我们”便成为相互孤立、彼此竞争的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个人。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之缺失，使得中国无法形成有机的、拥有公共文化的民族整体。族群紧张、地方认同与阶层冲突削弱了文明得以存在的共同体基础。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不断富裕，另一方面是精神灵魂的相应虚空，伦理实用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中国人陷于普遍的价值失落与认同迷失之中。
雅克之所以断言到2050年中国将以文明霸主的姿态统治世界，乃是追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路，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他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像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文明国家”。雅克这一前设性的理据在历史与现实层面能够证成吗？传统中国诚然是一个以儒家文明为认同核心的中华帝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然而，晚清之后历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轴心目标是打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随着中华帝国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文明国家以独特的文化认同为基础，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认同为前提。自上个世纪初中国文明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暧昧不清，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如同在庐山云雾之中。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借助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通过对国家主权的不断重申以及对国际关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区隔，而获得国家与国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题或许倒过来说更为恰当：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雅克的兴趣当然不在从学理上探讨中国为何是一个文明国家，他只是想借助“中国是文明国家”这一已成过去时的史实，试图从中国文明的内部寻找中国崛起的秘密，并进而论证将有一个另类现代性的“中国模式”的诞生。雅克对中国文明的情感与热爱无可非议，然而中国的崛起与古老文明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至今依然是一个没有被破解的谜。即使存在着内在关联，是否足以构成一个对现有文明模式挑战的替代性方案，依然有待长时段的历史来验证。历史无法决定未来，“事实”推论不出“应当”，除非相信某种历史命定论，“可欲的”中国未来跳不出“历史的”如来佛掌心。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迅速崛起，让哈佛学者傅高义惊呼“日本第一”，赶紧论证日本的崛起得益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然而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日本第一”的历史回声如今听来颇具讽刺意味。无独有偶，198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一时“儒家资本主义模式”也不绝于耳，但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这些声音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中国步随东亚诸邻强劲崛起，今日的富强与昨夜的文明究竟有何纠葛？是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昨夜的文明既是今日繁荣的看不见之推手，是否也有可能成为妨碍持续发展的隐匿杀手？这些隐藏在暗礁深处的历史之谜，无法用统计学的计量方式窥得，只能以审慎的姿态耐心观察。历史的理性如此诡秘，多数智者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有性急者为抢头功常常将短期现象误认为长期趋势。雅克为本书取了这样一个哗众取宠的书名，我很担心他将会步傅高义的后尘。
欢呼“中国新世纪”到来的，不仅有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马丁·雅克，而且还有国内更多从新左派到国家主义者的各界人士。在他们笔下，建国60年来的“中国经验”到今天可以断案为追求“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中国模式”，成为与普世价值分道扬镳的另类现代性。听上去似乎是一种新冷战思维的复活。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来自于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峙，但这两种“主义”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早已打成一片，于是东西方的冲突，被表述为一场新的文明争霸战。争霸战的第一回合发生在世纪之交，那是“文化”与“文明”的对抗。如同19世纪曾经在德国思想界出现过的那样，“中国特色”的爱好者们试图证明中国文化是独特的，可以置身于全球的普世文明之外。近年来中国崛起，成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大救星，他们觉得将西方摆在普世文明，中国只是“有特色”的另类特殊性这样的说法明显亏大了，而且特殊性的“他者”的存在，反而更巩固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于是宣布中国将从特殊性的“文化”上升到与西方平起平坐的普世性“文明”。文明争霸战的第二幕就此拉开，而《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正是第二幕中重要的开场白。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然而要问的是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将普世文明简单地化约为西方价值，这是经常掐架的左右两极斗士的偷懒思路，早已被大多数国内外有识之士所摒弃。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1990年代中期之前，当思想界还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之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确主宰过中国人天真的心灵。近十年来，随着“反思的现代性”思维的崛起，普世文明的内涵也发生了内在转变。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动态的、历史的，又并非边界模糊、可任意解释与发挥。当上帝和天命等各种超越性世界解体之后，普世文明便拥有了深刻的启蒙印记，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扞卫。这些已经被写入联合国一系列基本公约，并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已经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
当然，如何理解这些核心价值、如何对各种价值实践的优先性排序作自己的选择，各种不同的文明与国家可以有自己的多样性的历史实践，但任何模式的现代性实验能不能对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发生重大的偏离，形成颠覆性的挑战。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以民族文化相对性为借口，试图以“另类现代性”争夺全球霸权而最终自掘坟墓，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对现代性的探索，都不能挑战普世文明的底线，相反地，积极展开与普世文明的对话，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这是赢得文明主导权的不二法门。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5]时殷弘提出的这一观点，或许需要作个别的修正，问题不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全球核心价值的最终难免失败，而顺应普世文明又有所发展的，将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领导世界，成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中国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不过，进一步的“文明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元朝末年，打下江南的朱元璋急于称霸，问计于谋士朱升，朱升献计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进入21世纪的中国，机遇与危机并存，切莫上了马丁·雅克过于热心的当，最审慎的态度莫过于“广积粮，不称王”。这个粮，便是与世界主流价值接轨的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至于是否成王，天命不可违，让上帝去选择吧。
1.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3.杜亚泉：《精神救国论》，《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7页。
4.参见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海裔译，《文化纵横》杂志，2010年第1期。
5.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杂志，199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