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夏天，一群日本批评家、思想家、学者聚集在京都，讨论“如何战胜现代”和“日本的世界使命”。距离珍珠港事件刚刚八个月，他们都沉浸在日本对美国的胜利之中。
在他们的头脑里，“现代”是西方的代名词，它已经污染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如今是一次清理的良机。一位历史学家对主题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战胜”意味着“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战胜民主”，“在思想上战胜自由主义”，最终“战胜欧洲对世界的主导”。
这像是对明治时代“全盘西化”的逆反。从一八五零年代到一九一零年代的漫长岁月里，“启蒙与文明”是日本的主题，它们都来自西方。他们按照德国方式建立陆军，海军部队接受英国人的指导。他们建立现代工业，建设大规模的交通与邮政设施;成立司法部扭转“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鼓励日本青年前往西方留学，人们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儿童通过儿歌了解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它们是文明的象征。
“国家富强”是这些措施的首要目标。这也是一次国家主导的高速发展。比起工业化的爆发性发展，政治改革却停滞不前。民主制从未建立，一些自由派思想家发现，尽管个人权利日渐觉醒，但它总是从属于国家目的。比起工业与军事上的迅速攀升的投入，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提升缓慢。对外扩张则是减缓国内矛盾的手段，胜利总轻易的压倒这种质疑，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似乎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
正是在这胜利中，危机日趋显著。随着明治天皇在一九一二年的离去，某种失落感也随之而来。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奋斗了六十年，结果感觉到的却是最初的许诺和现实生活间的鸿沟。日本富强了，日本人的生活仍危机重重。这种危机因为现代化的必然疾病，更令人难以忍受。人们都涌向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乡村随之衰败，外来的观念与生活方式进入生活的每个角落，青年人是好莱坞的热烈追随者，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新奇，但更多的人则发现被这新变化弄得心力交瘁、饱尝现代化初期的折磨。因为卷入了全球市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折磨着日本。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更是把这个国家推入了绝望。
当现实动荡不安时，人们就开始美化过去。很多人开始思考，日本是否走过了头。那个安宁、纯粹、和谐的日本难道已经死亡，被这个充满欲望、物质、刺激、机器力量的美国文化所取代?长期被压抑的屈辱感也随之泛起。自从美国的“黑船”打开日本的国门，西方(尤其是美国)是希望也是屈辱的来源。它给予日本明确的方向与目的，却也不断提醒它昔日的创伤。一种浪漫化的“日本独特性”开始兴起：一个受到污染的日本，必须从西方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战争。
聚集在京都的知识分子，象征着两种思想的汇聚。一种是“日本至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沉浸于一种想象中的日本独特性与神圣性，它樱花般的纯洁品格;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大萧条看作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认为日本应该追求一条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他们都相信日本理应创造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他们都小心翼翼的掩藏起自己受挫的自尊与雄心。其中一些人曾是西方哲学的热烈拥护者，如今开始大谈日本精神。似乎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他们不用再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了，他们不无笨拙的使用自己的语言与概念：现在是我们来制定规则了。他们在为西方阴影愤愤不平时，对于日本正笼罩在亚洲阴影下视而不见，不追问屠杀的军刀是否也是日本精神的延续。他们真诚的相信，日本负有独特的使命，要帮助亚洲其它国家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文明，来对抗西方的殖民主义。
在京都的会议十个月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发表了他雄心勃勃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五十六岁的蒋介石正站在他个人声誉的顶峰。尽管与日本的战争陷入僵局，但自从珍珠港事件爆发以来，他已认定胜利站在了自己的一边。战争提升了中国的地位，蒋介石不仅跻身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之列，美、英等国还决定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也意味着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状态。“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他在日记里写道。
尽管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把儿子送到了莫斯科，雇佣了德国军事顾问，娶了一位卫思理的毕业生，信奉基督教，一心期待美国援助，蒋介石仍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意识的核心是中国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儒家的道德秩序上，它令中国可以维持如此漫长的生命力，创造出种种辉煌。在他看来，是西方人的入侵，造成了这种文化与道德的衰败。他的所有的努力，不管是共和革命、北伐战争、围剿共产革命，都是为了驱逐这些外来力量，最终恢复中华文化的纯洁性。也因此，中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一连串外辱中最近也最严峻的一次。英美对“治外法权”的放弃，被他视作最终胜利的开始。中国人，只有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废除了不平等条约，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在这胜利情绪的鼓舞下，他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尽管普遍相信，陶希圣是真正的执笔者，它的价值观却明确无误地来自蒋介石本人。倘若一九三四年的“新生活运动”是他用传统文化与道德重整社会的尝试，《中国之命运》则是对他思想的一次总结。从《诗经》中的民族起源到眼前的中日战争，这本两百多页的书试图传达这样两个观点。第一，中国文明一直和谐地延续，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直到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一切，今日中国的所有弊病，都是这些外来者带来的，他们摧毁了我们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自信心;第二，重建中国必须要清除外来影响，重塑传统，国民党是重建过程中的指导者。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之命运》也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精神的延续。一九三五年一月，包括陶希圣在内的十位学者联合发表了这份宣言。表面看来，它是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象征，中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土，可能还要失去自己的文化特征。它的主张似乎也颇为平和，它既不赞成复古，也承认吸收欧美文明的重要性，它强调的是这取舍要遵照中国现实情况而定，以“中国本位”展开文化建设。但胡适立刻就意识到，调和论不过是顽固势力的另一种时髦的烟雾弹。中国文化的危机，不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而是来自自身的陈腐;而“中国本位”是一个伪概念，文化必定是变动、融合的，不会因为吸收了新元素，就丢失掉了中国人的特性;更危险的是，当有人试图决定什么适合中国时，操纵必然随之而来。在这份宣言发表之前，胡适和他的自由派朋友刚刚进行了一场“专制与民主”的辩论。一些人相信，因为显著的内外交困，一位强有力的独裁者更适合中国，胡适则为民主辩护。
这场辩论与这份宣言，还有新生活运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于“中国本位”、“中国文化”、“中国道德”的颂扬很容易就置换成为现有政权的辩护。单纯的文化保守不令人忧虑，它是身份危机的自然反应，有时还引人同情。很少有一个群体比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更戏剧性的感受到自己地位的衰落。他们曾是中央帝国的知识与道德权威，长久的被一种优越感包围，感觉自己正是世界的中心，如今他们不仅无力拯救受困的中国，还感到自己长久以来引以自傲的知识与教养变得一钱不值，要从头开始学物理、天文、民主、共和、化学、代议制……这种焦虑令他们抓住每一次机会，以保留残存的自尊，就连最清醒的头脑也不免糊涂。每当自身的困境加剧，每当作为参照的西方出现问题时，文化上的优越论就甚嚣尘上——中国或许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竞争失败了，但文化上却仍遥遥领先。他们开始攻击西方文化，美化自己的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感慨欧洲科学的破产，代议政治的困境，鼓励中国青年去拯救西方破产的物质文明。严复则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这种情绪还演化成“东方与西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种普遍性的观念深入人心：东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即使中国在现实世界的争端中落后了，但它代表的“东方文化”却有其独特魅力，甚至能解决今日世界的精神难题。这种观念因为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而加剧。就连最自由的心灵都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林语堂会感慨说，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德，而是把更多的政治家送进监狱，但战争爆发后，他的口吻则越来越接近重庆的官方语调。他广受欢迎的作品《生活的艺术》，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精心浪漫化。在二十年代初被描绘成压抑、僵化的家庭生活，如今变成了优雅、闲暇、平和的生活艺术，是物质、功利、焦虑的西方世界的解毒剂。
但当这种情绪被卷入政治行为中，它则可能导向令人不安的结果。筹安六君子或许是真诚的文化保守者，是儒家伦理的信奉者，但卷入袁世凯的复辟却是另一回事，他们令自己的文化信念蒙羞。二十年代的“国粹派”与“五四派”的论战，不过是纸面上的硝烟，也可能有助于人们更深入了解中国的现状。但当南京政府完成了统一，蒋介石加强了专制力量后，“国粹派”的文化含义就被转化成政治含义，蒋介石一面试图建立自己的独裁权力，一面把儒家之道推到了公共生活的中心。
文化保守与政治保守，在《中国之命运》里汇聚成高潮，它们都以传统与拯救中国的名义出现。它的发行量超过了两百万册，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战争年代，它选用最好的纸张，以便宜的价格出售。但很可惜，蒋委员长大谈“中国之命运”、“国父的主张”，攻击西方文化的影响时，刻意忘记了孙中山的启蒙来自英国的殖民地香港，革命是从租界开始的…
一
京都的“日本道路”与重庆的“中国之命运”的命运都差不多，它们随着战争失败而结束。但它们代表的精神既不新鲜，也从未死亡。当经济奇迹为日本赢来自信时，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前者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被认为是最为美国化的日本商人，三十年来他一心要进入西方市场，为日本产品赢得荣誉;后者则是一位知名的政客，以极端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著称，他否认日本的战争历史，同时攻击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帝国作风。“说不”的对象是美国，它呼吁日本在经济与外交的诸多领域提高自主地位，对美国充满怨恨，因为它剥夺了日本的独特身份。但日本的政治结构已经改变，这种情绪转化成暂时的媒体喧嚣，也变成一轮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这种“日本独特论”消退了。
在日本的泡沫破灭时，“亚洲价值观”正大行其道。新加坡的李光耀创造了这个概念。当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的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时，一些人认定它们都受惠于儒家文化传统。李光耀把这模糊的意识塑造成一个理论系统，它是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亚洲价值观”，儒家伦理是它的核心。客家人李光耀肯定是刻意忘记了，他是大英帝国与剑桥、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也曾公开说，他身上的中国特性并不比约翰·肯尼迪的爱尔兰印记多。新加坡也与儒家的传统没有太多的关联。直到八十年代，政府甚至一直在取缔中文学校，因为新加坡政府曾认为中文学校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政府生硬制造出的新传统。冷战时代的李光耀用反共来压制政治挑战者，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则是他对个人权威的新辩护。复杂的儒家传统也消失了，它被简化成了个人对集体、对权威的服从，它强调一致、反对冲突。在它的名义下，新加坡多种族、多宗教的现实，变成了一个和谐的儒家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价值观”深入人心。它似乎既为东亚经济奇迹提供了解释，也为其他的威权政府提供了理论支持。当新加坡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鞭打处罚一位美国少年时，它还赢得了很多地区的喝彩——它是对美国的公然挑战。它也在表明，人权不过是另一套西方的说词，它不适合新加坡——它遵从的是“亚洲价值观”。但处罚也展露出新加坡社会的秘密——与其说它依靠儒家伦理来粘合社会，不如说它依靠法家的苛刑。在某种程度上，李光耀是蒋介石的更加三心二意的继任者，让他着迷的从来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垄断权力。
之前的例证，“日本独特性”与“中国之命运”，不管最终被证明是多么地荒谬，仍有着历史基础。“亚洲价值观”却彻头彻尾地来自政治权力的臆造。它不仅简化了儒家传统，也扭曲了“亚洲”的概念：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大陆，竟被四百万人口的新加坡所代表了。
“亚洲价值观”的命运不够长久，它同样因为金融危机而消散。但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仍令很多人着迷不已——如何将政治垄断、高效的市场经济、虚假的传统文化、高科技、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令它们为现代的独裁者提供合法性。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加坡一直是中国的楷模之一，以至于李光耀不无嘲讽地说，一个十三亿的中国，总要向四百万人口的新加坡寻求建议。但现在，一个更强大的替代者兴起了，它是“中国特殊论”与“中国道路”。
二
“‘中华政体'主干没变，不仅六十年没变，而且两千多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依然非常“中华”。中华政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底蕴深厚;两千多年的惊人变化就是在以不变应万变、求万变中发生。因此，中华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这样宣称。潘维也为这种中华政体寻找出四大支柱，它们是一套与西方政体截然不同的机制。他相信，保持这种政治体制，才是中国未来三十年成功的关键，复制西方道路必然导向失败。
潘维是在香港发展论坛做出这一论述的。论坛的创办者陈启宗是香港最成功的地产商之一，也是一位西方价值观的长期批评者。在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他在《金融时报》上宣告“西方说教可以休矣”，“西方的道德优越感已经破产”，“西方必须适应新的全球现实，它们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年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未来三十年”，发言者是来自华人世界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几位中国大陆的学者，他们高声地赞扬中国文明独特性，对于西方世界则不屑一顾。另一位演讲者甘阳则相信，中国未来三十年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中国留学潮的终止，西方已经不能教给中国什么了。甘阳也是“中国道路”的最重要的倡导者。几年来，他的一系列论述的核心是“如何把中国从西方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把所谓儒家理念、毛泽东的平等思想、邓小平的市场改革混杂在一起，塑造成一套政治理念，认定它才是中国成功的原因。几个月后，在后续的论坛发言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则创造了“社会主义3.0”，中国式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已胜利地进入了第三个探索阶段。
在展望未来时，对历史的重塑也开始了。北京大学现代文学教授韩毓海在差不多时间出版了历史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他重温了明末至今的中国历史，试图推翻一个被长期接受的观点——中国在近代的衰落主要缘于自身制度、文化、技术的困境，它们无法适应现代的挑战。他相信中国的衰落不是因为“专制”太强，而是“专制”不够强，中国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对抗西方的挑战。中国的衰落与西方霸权的扩张同时发生，是因为后者的“军事-金融-国家”攫取了主要利益。而“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一九七零年代初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他相信，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与买办资产阶级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结合力量，他们垄断了国家权力，掠夺劳动人民，“民主”、“自由”、“人权”不过是这些篡权者们的自我粉饰。韩毓海是在纽约大学访问时思考出对世界与中国的新理解的。邀请他前来访问的是文学批评家张旭东，他拥有更多的雄心，他不谈论“中国特色”，他要强调的是“中国价值应该跳出特殊论”，“要创造新的普遍价值”。
与多年来宣传机器炮制的“中国特色”、“反帝国主义”不同，这些声音来自于一群训练有素的青年学者。他们大多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年纪尚小的旁观者，在思想混杂、开放、批判传统的八十年代进入大学，几乎都是那股“向西方学习”风潮的影响者与制造者，来自西方的观念与思想，是他们改变中国的武器。九十年代，他们纷纷前往美国大学深造。但如今，他们却成为了西方最热烈的批判者和中国政府最热烈的支持者。与之前的几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们辩护的对象不是更宽泛的文化传统，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昔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可能浑然不觉、半推半就地被政治力量所利用，他们则是现实权力的热情啦啦队。
这一群知识分子的集体亮相，也像是一场风潮的另一个高峰时刻。这场风潮既来自于长久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冲动，也来自于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新现实。
三
一九九一年，季羡林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文化将衰落，而东方文化则上升。八十岁的季羡林是一位著名的梵文、吐火罗学者。在他的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刻，没有太多人能理解他的学术成就。但此刻他正获得一个新身份。他出生于一九一一年，是动荡的二十世纪的亲历者，他也是民国灿烂的学术界的参与人、牛棚生活的幸存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标本。岁月、经历、不无神秘的学说，都赋予了他某种权威。这种权威对于重塑一个信念破产的社会是如此重要。在季羡林讲话的同时，“国学热”开始兴起，一个谣言也开始被广泛流传：七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呼吁，要从儒家文明中寻找解决世界危机的智慧。它们都是对八十年代激烈的反传统的一次逆反，就像二十年代的“国粹”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逆反一样。
濒临破产的不仅是文化，甚至可能是整个中央政权。两位年轻的学者胡鞍钢、王绍光在一九九三年发表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哀叹中央权力的衰弱。它也是对现有国际局势的回应，苏联与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中国会陷入同样的局面吗?担心中国命运的一些学者相信，只有依靠民族主义，才能将分崩离析的社会重新聚合。
一种反西方(主要是反美)情绪也兴起。天安门广场上临时的自由女神像被遗忘了，取而代之是对美国的愤怒——它是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的“幕后黑手”。两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则告诉中国读者，美国的新闻媒体还一直在“妖魔化中国”，另几位青年知识分子则大声喊出“中国可以说不”。
知识分子关注的主题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八十年代，他们攻击传统、关注政治改革、要求自由、人权与民主，现在则是“国学热”、“渐进改革”、“民族主义”，他们强调的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的调整，以国家权力的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它既是为了躲避严酷的现实政治，可能也是对于之前激进态度的反思——中国的现状太过复杂，没有简单的答案，也不能仅仅从西方求解答案。它也是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格局的反应，“文明的冲突论”让人忧虑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好莱坞电影、任天堂游戏、可口可乐、麦当劳、银座的时装潮流涌了进来，中国人的身份危机则加强了。一种彼此矛盾的情绪也扎根在很多人心中——人们自得于中国文化是未来的希望，又忧虑于外来的文化入侵。在季羡林的东方文化世纪到来后，七十五位学者却在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上，期待某种更高力量来制止错误的外来文化。
在这种忧虑的同时，经济增长、物质丰沛，开始给中国注入新的自信、甚至傲慢。从前，中国政治家们期望加入WTO来推动中国内部改革，而如今世界在等待中国政府的决定;西方曾相信中国将融入它们引导的潮流，而现在却承认中国不仅不会和它们一样，还要打破现行秩序;中国公众曾着迷于“美国梦”，现在他们却觉得伦敦的房子太旧、白金汉宫怎么能与故宫相比，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比不上陆家嘴金融区，柏林的购物中心根本就不够大、营业时间也不够长，人们在热情地谈论“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大清帝国”，“如何从经济大国演变成政治与文化大国”的论调此起彼伏;论语、周易乃至三国演义中帝王术，都再次变成了“中国智慧”——他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于世界文明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共产政权默许、也鼓励这些潮流，并成为最重要的受益者，尽管它的结构与内容并未改变，但共产党政权却获得了新的魅力，政治保守隐藏在文化保守与民族主义的后面。二十年前，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维持下去，在国内它面对着震惊和不满的公众，在国际上，它受到了孤立。而现在，它是经济、政治的巨人。它披上了“民族复兴”的新袍，它不仅是一个大国的崛起，还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再度恢复生机。这个政权脱下了陈旧、呆板的毛式服装，换上了温州制造的阿玛尼与汉服唐装。既然古老的中国传统强调“为政必先正名”，它也需要一些学说来证明自己的新地位。
而这群知识分子自告奋勇地出场，他们熟悉各种理论，能把腐朽的思想套上金边外衣，把灿烂的金光展现给外来者过目，也让中国陷入自我陶醉…
该怎样理解这些“中国特殊论”和“中国模式”理论家?他们是一群全无现实感，只生活在自己臆想的理论世界里的人吗?他们看到的中国是宣传文件上的中国，如果毛泽东时代充满了“平等”与“人民”、“民主”的口号，那就是个更平等、民主的时代。
黑五类、臭老九、十三级干部，农民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土地上种玉米还是水稻、教师不敢对学生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整个工厂不由分说地从沿海迁往深山，这样的例证被忽略不计。而现在，他们则说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避免了“资本主义危机”，“和谐社会”的政策减少了两极分化、减轻了残酷的市场行为对个人的伤害，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贪婪令人愤慨，但中国一名地方支行行长可以挪用上亿元的资金，中国的超级国企同时享有垄断利润与低税收;中国则是一个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残酷的“资本主义”，普通人要面临政府权力与市场力量的双重挤压。
他们也可能是一群全无心肝的人。他们就像卡尔·波普尔笔下的历史主义者，迷恋伟大的民族、伟大领导人、伟大的阶级、伟大的观念。他们看不到牺牲的个人，只以抽象的伟大来衡量一切。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两位数经济增长，共产党的绝对权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模式”的惊人理论，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几千万人的死亡、活生生的个人悲剧，被一笔带过。
他们也可能是一群投机分子，用混乱的学说来掩饰自身的焦虑，除去个人虚荣别无所求。像十九世纪的俄国、德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初日本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深陷对西方“羡恨交织”的情绪。他们在八十年代不加选择的拥抱了西方，而当他们前往这个理想国时，浪漫的泡沫破裂了。异国生活带来身份焦虑，对中国的认同显著加强。而个人焦虑和知识风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合起来。
美国大学校园中左派云集，从前他们批评资本主义、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殖民主义，幻想社会主义的美好，引用毛泽东思想;现在则是福柯、德里达、赛义德的时代，他们质疑启蒙主义的传统，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变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被权力塑造的。女权主义者、少数族裔、第三世界，所有自认弱势的群体都在其中找到了情感的呼应、智力上的启发——他们都深受主流力量的控制与迫害。
对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与他们研究的中国，也在其中。既然一切知识都与权力相关，“自由”、“民主”、“法治”、“市场”是否只是西方控制世界的另一种手段，为了批判这个西方，他们就必须把中国塑造成另一种榜样，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文革中成长的他们，与文化上的传统中国早已失去联系。往日的保守主义者美化中国的文化传统，把它描述成一个和谐的儒家社会，他们着重于美化毛泽东时代，一个洋溢着平等与试验精神的年代。毛泽东时代的破坏精神与这股后现代思潮也不无相似——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与后殖民理论相关，全民动员像是更彻底的民主参与，鞍山钢铁厂的管理条例中酝酿着超越福特主义的管理精神……
中国的崛起让这些理论获得了意外的生命力。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中国总是难以作解，这些新理论告诉他们，中国很独特，它与西方的游戏规则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理论增加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它也符合政治人物与官僚系统的期待，既然是中国的独特体制造就了它的成功，这个体制也毋须改变。
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才是这个中国难题的最佳解释者，他们既赢得了外来者的关注，又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中心。他们很少去追问这些理论的内在矛盾，他们宣称摆脱对西方的迷信，寻找自己的道路，同时又陷入了新的西方迷信，这个西方以“后现代”的名义出现。中国的唯一目的是，是去挑战西方的资本主义霸权，满足他们的理论创建的个人雄心。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社会的普遍困境，都与他们无关。
这股知识风潮、这群知识分子最终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筒。但我们又很难忽略他们带来的危害。朱利安·班达用“知识分子的背叛”，来批评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的民族情绪的煽动者们，而这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则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了这种背叛。他们也是此刻中国社会的象征，人们用灵魂换取虚荣，用故弄玄虚来掩饰谎言。
为何虚荣、谎言总是奏效?它不仅是政治权力的支持，更与中国长期的思想混乱相关。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生活在身份危机中，她不知怎样应对“天朝帝国”的崩溃，怎样解开“自大——自卑”这个心结。它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聚集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进行一场集体性的救赎。
知识分子是这场行动的代言人。长期以来，他们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联，自认是现实权力与道德权威的双重代言人。中国在衰落令他们的身份迅速跌落，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无力拯救中国，还感到自己长久自傲的知识与教养变得一钱不值，要从头学起物理、天文、民主、共和、化学、代议制。他们也发现，民族国家是新的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他们的自尊与声望也赖于她的表现。个人的屈辱与国家命运纠缠在一起。
于是，浪漫化的中国历史变得如此诱人，它给予人们最后的归属感与身份感——或许我们此刻身陷危机，但我们有绵延、辉煌的过去。同事，人们也把期望寄托在未来的整体成就上，一旦国家富强了，你就会重获失去的荣光。
寻找集体归属感、寻找民族的独特性并没有错，所有的民族都有着类似的经验，人们永远会迷恋于“什么令我与众不同”这样的命题。但是夸张这种独特性，用独特经验来遮蔽普遍经验，却预示着危险。历史经验，习俗、政治制度、商业贸易、种族、肤色、审美、食物，地理条件，它们必然会给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带来独特之处。但这种独特既是复杂、含混的，也往往是阶段性的产物。让我们重温T.S.艾略特的精妙论断：“我们对种族了解的越多，越知道自己的杂种。”如果种族如此，更何况文化、政治传统，它必然是由很多不同的观念碰撞的结果，它仍将不断的被修正。
而更危险的是，用这臆造出的、整体性的“独特性”来压制内部的不同声音。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与挫败，不断提醒我们，中国的命运、中国的独特价值，不是来自于整体性的努力，而依赖于每个人、每个群体的自我发现。当社会每个人、每个群体寻找出自身的目的与意义，彼此不断的碰撞与妥协，才构成了国家的价值与目的。而当个人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当社会的多元价值被建立起来，人们也会发现并不需要总把认同与归属感寄托在空洞的中华民族上;而当人们习惯于多元社会中的相互辩论与质询时，人们也就再难成为狭隘的民族独特性的拥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