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总体趋势向进步方向呈现，这一般没有人怀疑。这三十年中，一个特殊现象是中国贪官的数量激增，我没有详细统计，但凭感觉和断断续续看到的各种材料，大大小小的贪官加起来的总数真是惊人。我有时候也想这个问题，事情何以致此呢？

一般的认识，都会认为这是我们的制度缺失造成的，这在大的判断上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中有一个明显漏洞，就是监督机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这已为研究政治制度的人所共察。但细想可能还有一些其它问题。我想到了中国官员的出身。

中国贪官的高发期是近十几年来的事，如果仔细观察，这些贪官的年龄基本在1930年后出生，越往后越呈现贪官年龄下行的现象，也就是从总体分析，年龄越靠后成为贪官的概率越高。这几年集中爆发的以1940—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为高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年龄段的政府官员正在重要上升阶段，居于从政生涯的高峰，出事的概率当然要高些。但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有时候也需要考虑进来，这就是中国贪官的出身。

隋唐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多来自科举，科举本身既是知识训练，也是道德养成，虽然这个制度利弊互现，但一般说来，它在传统社会还是正面作用大，它的不能适应时代，不在制度本身的原理，而在时代发生变化后所面临的新问题。一种制度退出时代，有它必然的命运。

1949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传统社会积累和养成的知识与道德中，能自然适应新时代的并不多。在执政者看来，需要的是思想改造，也就是把以往传统社会中的基本道德体系冲破，从而建立新道德标准。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明显感觉，旧时代来的人，在基本的职业态度和一般的道德标准方面相对稳定，人们普遍认为，新时代有新气象，其实得益于传统道德的积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的主要成员是由旧时代受教育者构成的，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来说越能普遍遵守社会规则。后来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转型发生时，对于以往传统社会积累的道德资源不但不珍惜，反而以破坏为主要目的。

在社会生活中，以社会下层骨干构建社会精英的主体，结果是社会成员的道德流于向下发展。当时社会普遍采取以群众运动、政治批判取代道德建设的管理方式，一时制约了这些官员的普遍贪污冲动。但当群众运动、政治批判不再可能成为常态社会制约贪官的主要手段时，中国多数贪官出身中的短处，立刻就显示出来。

1949年后，由于社会精英主体基本依赖社会下层成员构成，长期的公有制度和计划经济形式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演变秩序，以“地富反坏右”为边界的政治制约，把中国传统时代社会精英形成的机制也破坏了，也就是说出身良好家庭的社会成员，很难上升到社会的高层。1940—1950年代间出身的中国贪官，身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容易借时代的大趋势实现自己的人生道路，简单说，就是在每个时期他们都可以找到适应时代的立身之本，尤其在政治方面。仔细观察，这个年龄阶段上升的中国贪官，其实有相当数量是在“文革”中就开始政治生涯的，这说明他们的道德和良知并不稳定。由于这些人多数出身于中国社会的下层，在成长阶段处于社会物质生活短缺时代，所以一旦居于高位时，很多人立刻显示出一种向社会索还的特殊心理，无论是金钱还是美女，其心态多有疯狂之处。这个特点可能还要延续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大约到1970年后出生的人身上或许会呈现下行的趋势。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观察，但中国贪官出身中有明显时代特点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到中国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的事实中，可能确实存在缺乏有效后台保护的因素，而那些出身上层家庭的在事实上暴露的可能性要低于一般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贪官，这可能也是这个阶层贪官多的一个因素。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专门讲过“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的缺点。赵翼认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这还多少有些正面肯定，但这些出身寒微的人通常有共同的短处，赵翼指出：“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惜顾及名检。”观察近年中国贪官的出身，大体可以为赵翼的话作一注解。

现代社会，已基本不存在传统社会中的名门望族，特别是在计划生育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以后更不可能形成这样的事实了。但在官员选拔中，注意品格、知识、能力以及政治考察的同时，适度注意家庭背景，也是历来选官的经验，在现代社会，虽然在操作上有极大难度（有时候还容易造成新的血统论），但这样的思路，仍不失为一种吏制的有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