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休谟漫游欧洲大陆，潜心研究西方政治史，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督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 （《休谟政治论文选》），此即所谓“无赖原则”，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应该立足于假设人性之不可靠，或者也可以说，人性是制度的“假想敌”。

韩非子在战国的血雨腥风之中，“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先秦历史之经验教训，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制度设计必须依靠和利用人性，因势利导，方可有效。在韩非子的世界，人性又成了制度天然的伙伴。

孰是孰非呢？制度与人性是水乳交融的朋友，还是势不两立的敌人？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足以困惑千年的历史迷局。

陈良的这本《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或许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

老实说，陈良的文字，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书中的一篇文章《唐太宗缘何赏赐贪官》。题目便让我愣了一下，赏赐贪官，闻所未闻，何况是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本以为作者是“标题党”，取个哗众取宠的题目，后来还是耐不住好奇心，读了下去。

作者开头便讲人性，“贪渎现象，无疑是由人性中自私、贪婪的一面引发的，它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

随后作者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贞观元年（627年），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收受他人送的绢布，事情败露之后，唐太宗在殿廷上公开赏赐给他绢布数十匹。有大臣不以为然地说：“长孙顺德枉法受贿，罪不可赦，怎么还赐给他绢匹？”唐太宗回答：“他若有人性，会觉得这赐绢的耻辱更重于受刑；如果他不知羞愧，犹如一禽兽，这样的人杀之何益！”

文中标注此事出自《资治通鉴》，我当时半信半疑，感觉是作者或有发挥，特意去查了《通鉴》，果然是史有明文，唐太宗的原话是“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

作者进一步分析“唐太宗的用意是借此羞辱贪官，从而唤起他们的廉耻之心，以达到自我戒贪的目的。”通过激发人性之中的“廉耻之心”，来达到反腐的目的。

如果写到此处，戛然而止，已然是一篇好文章，有史有料，有文有采。然而作者却不甘心，他继续分析唐太宗的另类反贪必须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时代前提，当时是在贞观之治的历史时期，已然形成注重精神品位与道德操守的大气候；二是制度前提，建立了一系列更为合理的制度设计及治理体系。

以人性始，以制度终。

读罢，只想说三个字“不幼稚”。

是啊，研究历史、写历史，最容易犯幼稚病，历史幼稚病。或奢谈人性，迷信道德的魔力，或纵论制度，忽略时代的局限。往往跳入历史的沼泽地，代古人思想，指手画脚。

写历史，是需要有一点距离感，冷静地面对。

在陈良的书里可以看到，果敢的齐威王，昏庸的汉灵帝，糊涂的晋武帝，复杂的孝文帝，懦弱的唐中宗，秉公执法的张释之，不畏强权的黄霸，清高的陶渊明，廉直的戴胄，大度的王旦，率真的杨亿，狂妄的赫连勃勃，妄想的侯景，善变的冯道，贪婪的王彦升……在陈良的笔下，那些卸掉面具的帝王将相，暴露着人性中的善与恶，影响着他们的时代与历史的走向。

这些文字是有温度的。而作者陈良却冷峻地审视着这一切。他耐心地梳理着这些历史人物背后的复杂制度与时代。比如《职业经理人冯道》一文，作者并未墨守成规，讽刺冯道的不忠，而是从人性的角度予以分析，“对于这些武夫皇帝，冯道骨子里未必瞧得起。他们轮番粉墨登场，转眼又垮台下岗，冯道只是心平气和地直视，逐渐习以为常。没有哪个能让他感动，也没有哪个值得他为之殉死。无论谁做皇帝，他都没有死皮赖脸去讨好，始终保持不卑不亢；但是，他们要聘用他做宰相，他也不会拒绝。”进而探讨当时制度体系的得失，“正是因为有冯道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存在，国家治理体系才得以在昏暗的乱世运行，社会与文化的崩溃才最大限度得到控制。”

作者的思想是冷静的，笔端却常常流露出火焰一般的热情。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了。比如“从人性的角度看，唐代世家贵族推崇独立人格、强烈自尊与高尚情操。唐代世家贵族之所以不仰慕权势，敢于平视或俯视李唐皇室，就是因为具有如此高贵的精神品格。”（《漫话唐代贵族之兴衰》）

这样的文字，非胸中有士之精神者，不能为之。

读其书，想见其人。

后来，了解到陈良的经历，顿觉豁然开朗。

他隐居于湖北黄梅一个安静的书斋，曾栖身庙堂，复泛舟江湖，经历丰富，读书不倦，深知做事的不易，也正在全身心体味写历史的艰辛与快乐。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关于本文开头那个问题，也要在书中寻找自己满意的答案。打开这本书，让我们随之神游在历史的大江之中，或击楫中流，或横槊赋诗，或孤帆远影，或百川入海。

——原载2018年1月19日《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