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被行贿者视为“狗”，一些商人被受贿、索贿者当成“猪”。
这便是这对勾肩搭背的“利益兄弟”对彼此的真实印象。
“猪倌”现形记
江苏省赣榆县县委书记孙荣章被省纪委专案组“带走”了，那天是200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八。
当地的很多百姓刚刚把为了过节准备的鞭炮放完，听说孙荣章“出事”后，有人又跑到店里去买了鞭炮，赣榆县城一时鞭炮齐鸣，老百姓欢呼雀跃，像是重新过了一回节日……
这位孙书记，就是贪官“养猪论”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之一。
在接受调查时，孙荣章交代：“我在运作权力，帮这些人得到优惠政策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盘算，哪一天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回报我的。所以，等到有事时，我马上就会想到某一个商人可以为我办事。说的直接一点，就像一头猪，我把它养肥了，需要的时候，我再去宰它。”
这番“高论”得到了一些官员的共鸣。南京市溧水县原副县长易善玲的敛财秘诀可谓独具匠心：先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培养造就出富翁，再把富翁当成“取款机”捞钱。在易善玲看来，这是稳妥可靠地捞钱方式。
从1999年开始，“商”以拜年、探望为名给“官”送上高档礼品外加装有现金的大红包。“官”经过考察“筛选”确定此“商”为适合“养肥”的对象，然后将手中的权柄倾斜在此“商”身上，养肥之后，开始“割肉”：女儿春节总能收到2万元的“压岁钱”，女儿到美国留学，得到10万元学费，女儿回国买房，“割”了100万，投资办厂又“割”了4万……这个过程，是养肥再“割肉”流程的一个典型，简单而明晰。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也是一例，他身居要职10余年，形成了以他为中心、按亲疏和利益关系不同而分成的三个圈子：由10名左右开发商组成的核心圈子；由50多名长期以礼金形式送给樊中黔钱物的开发商组成相互利用圈子；对具体请托事项给樊中黔“酬以重金”的“一事一报”圈子。三个圈子中，除了第三个圈子属于“现杀现宰”外，前两个圈子其实都是“养肥再‘割肉’”……
2009年5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孙荣章有期徒刑14年。经审查，孙荣章在担任赣榆县委书记期间，索贿受贿的钱财共计折合人民币381万余元。
2010年6月18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溧水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县总工会主席易善玲有期徒刑10年，没收财产人民币35万元；以受贿罪依法判处其丈夫张世龙有期徒刑4年。2人共同犯罪所得人民币192.7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2010年7月29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以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樊中黔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樊中黔不服，口头提出上诉，其后，在上诉期内，樊中黔又书面表示撤回上诉。
“猪倌”逻辑的警示
从几位擅长“豢养”商人的贪官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其中的简单逻辑：养猪要有“饲料”在手。这饲料不是别的，正是官员手中的权力。这“饲料”可谓“香气扑鼻”，那些本就绝非善类的“肥猪”垂涎三尺，纷纷趋附而来。它们以钱、色、物等各种“膏腴”吸引着利欲熏心的“猪倌”，“食物链”由此形成。
在不断的“养猪实践”过程中，很多“猪倌”从“生涩”到“驾轻就熟”。对“养猪理论”也有着不断的发展，除了主动献身的“肥猪之外”，他们还懂得也敢于主动出击，常常抓住一头就“下刀”。此外，在“选材”范围上不拘一格，对身边的干部官员也往往不放过。
以孙荣章为例，这位手握赣榆县的党政财文大权、重大工程的拍板权的县委书记在当地可谓不可一世、一手遮天。尤其在人事权上，他一个人便可决定干部任免。他表一个态，就能让某商人赚几千万元，他打一个电话，就能让有关部门免掉某商人几百万元，所以这些商人对孙荣章可谓竭力奉承，有求必应。
孙荣章曾在赣榆县做渔港项目中帮助某位开发商，强迫县有关部门按照这位开发商的意愿，把300多亩非滩涂开发用地变成商业用地，为其减免了几百万元的河道工程占用费。当时这头“肥猪”还不满足，剩下的200多万元河道占用费他也想赖掉不交。孙荣章叫来县水利局局长，让水利局长出个证明，把开发商剩下的200多万元全部免掉。水利局长不同意，孙荣章大怒，说你不同意我就把你这个局长免掉！水利局长只好忍气吞声，回去把200多万元全免掉了。
“猪倌”豪放“肥猪”当然不能吝啬，第二天，100万元便汇到了孙荣章情妇的账户上。
除了商人之外，也有一些干部甘愿沦为“肥猪”的角色。据法院调查显示：
2001年3月，孙荣章将谢士荣从赣榆县妇联副主席提拔担任赣榆县宋庄乡党委书记。2005年1月份，谢士荣借向孙荣章汇报工作之机，提出想回县城工作并送给孙荣章美元1000元。2005年3月份，经孙荣章同意、县委提名，谢士荣调任县总工会主席。2006年2月，又改任谢士荣为中共赣榆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2004年11月和2005年初，孙荣章分别在北京和自己的办公室，2次收受了赣榆青口镇镇长孙承敏送上的人民币共2万元。后孙荣章安排孙承敏当了赣榆县城管局局长。
2004年底，赣榆县人事局局长鲁守洛和妻子郑彩梅到北京看望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孙荣章，向孙荣章提出在干部调整时请其给予关照，并送给孙荣章人民币5000元。2005年3月，县委调整干部时，孙荣章决定鲁守洛任人事局局长职位不变，将郑彩梅从工作压力较大的县计划生育局局长职位，调到县民政局任党组书记。
2004年底，赣榆县城头镇党委书记金立谱到中央党校看望孙荣章，并送上人民币5000元。2006年2月，经孙荣章同意，县委提名，金立谱被任命为赣榆县教育局局长。
2005年初，赣榆县门河镇党委书记倪殿杰跟随孙荣章到韩国招商，在韩国某宾馆送给孙荣章美元1000元，表示希望调入县机关工作。2005年3月，经孙荣章同意、县委提名，倪殿杰被任命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看来，只要身上有肉，“猪倌”们似乎从来不“挑肥拣瘦”。
在官员“养猪论”的背后，还是“权力寻租”这条贪官“原罪”在作祟。这些无法直接“自肥”之人，将“权力饲料”灌填与“肥猪”之口，借其长大而随意“割取”。
而且越是“权力资源”丰富的“猪倌”，也越是“饲料”丰富。他们豢养“肥猪”的社会危害也更加巨大。同时这番“养猪论”的背后是更加恬不知耻，更加目无法纪的贪腐逻辑。“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养猪论”赤裸裸地象征着现实中贪官思想上那完全堕落的浮标，已然深深沉没在道德、官德的海平面之下。
怎样让权力更好地运作在阳光之下，怎样令权力难于“专握”于一人之手，怎样使“养猪”逻辑不再危害社会，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来源:新华网-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