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读书课上，一向是安排有美国学者斯科特的著作的。对于他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我可谓心仪已久，一读之下，果然非同凡响。开篇“前言”就写得有气魄：大多数的农民反抗都只研究了那些大的起义和（革命政党领导下的）政治运动，反而忽略了农民的“日常斗争”——偷懒、装糊涂、假装顺从、装傻卖呆、偷盗、怠工、诽谤、暗中破坏等等。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每天发生的、农民赖以存活的事情。正是这些日常斗争，而不是那些“过于奢侈”的政治行动，可能对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在课上有同学提问：斯科特认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边缘性的反抗，它只能获得一点琐碎的物质利益，并不能代替正式的制度变革。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用法国学者麦港的话来说，这就涉及到“弱者的武器”的“涵盖面”问题。尽管斯科特本人曾说，“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可以运用到中国的集体化甚至一些官员行为的分析上，但他研究的背景和对象，主要还是小农经济之下贫富对立的乡村社会。
根据我的调查所得，在中国有些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农民的“反行为”，有许多地方和“弱者的武器”是一样的，如上述那些。但也有一些，恐怕就不属于这一范畴了。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当代的“包产到户”改革了。1980年前后，农民坚持他们实行多年的“反行为”，如“偷”、“瞒”、“借”和在制度上的各种实验，特别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以及借地、扩大自留地、划小生产队、部分作物或土地分季包产到户，设立“口粮田”、“井田制”）等等，坚持不懈地使用杜润生所说的“顶牛”的办法， 终于一步步把包产到户改革“顶”了出来。这成为通过双方互动实现制度变革的一个范例。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刘堪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世人对中国农村的这场改革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有的国外学者非常关心它的“决策部门和决策程序”问题，国内研究软科学的部门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并且意图把它当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案例。其实，这次变革最多来自农民，来自基层的自发涌动，最少来自某种信条，来自领导者的主观设计。这是一次农民参与程度最高、最具农民色彩和中国特点的改革。
1990年代杜老鼓励我去调查“农民反行为”时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作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些都应该找一找，不能把它当做消极的东西。”
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过双方“互动”，才实现了今天的农村改革。在这中间，农民的“抵抗”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
后来发现，中国农民的“反行为”，在全世界的农民行为类型中是独特的，很难归类（可参见笔者对历史上农民—佃户行为的研究），它无须大的更高层次的反抗形式（甚至与大规模的反抗或革命运动无关），而仅仅依靠那些相对而言静悄悄的日常行为，最终修改了制度，导致了制度变迁，这是其他国家多没能做到的。
在这次包产到户改革中，假如党不接受农民的意见，改革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时农民已在相当程度上修改了制度，使得所谓“集体经济”面目全非，甚至成为一个空架子。如果说农业社的若干制度，在包产到户改革以前早已经“似是而非”，那种虚假的集体经济局面还有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政府是否还有必要逼迫农民去“瞒”、去“偷”、去“借”，去“扩大自留地”，去变着法儿这样那样……这就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选择，于是（在外部条件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农村改革终于发生，农民和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而且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所以麦港认为，农民可以自行创造（而且是在那样严厉的环境和条件之下），而无待于什么精英知识分子或革命政党，这，可能也是我们与斯科特“立脚点”不大一样的地方吧。
还有同学问：斯科特把“弱者的武器”基本定义为一种“反抗”，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把那些农民行为都定义为“反抗”，恐怕就“狭窄”了一点。美国人何天爵在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中曾说，中国人“服从归服从”，但“服从”之后，背地里的行为却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他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大笔一挥，下令将全国的铜钱贬值一半。“大部分地区”是“服从”了，但你到那里一看，却发现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一倍；在另一个地方，却在悄悄地“自行其是”。
于是我想到，中国人的“反抗”，大约从来不是（或很少是）正面硬顶，而是先“顺从”、“答应”了，之后再在其“顺利执行”当中，去往回“找”的。
因为明摆着，农民从来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往往也根本没有人去征询他们的意见（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政治形式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就不要因此埋怨农民“假装同意”，抱怨他们在“表面接受”之后的私下行为（所以传统政治也有着一套“民本思想”及相应的规定）。
对于政府的制度规定，“反行为”虽带有一种“反”的意味；但“反”不一定是“造反”，也不是暴力反抗，相对而言，它毋宁说是一种“软行为”（也可以说是 “阴柔”的行为），就此而言，“反行为”主要表示的是一种“反过来”的行为，是日常生活中秘密的、静悄悄的、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行为。
同时，“反行为”还是一种抵制行为，如针对上级布置的生产计划，采取“压产”、“限产”等措施，然后另来一套；
它又是一种规避行为，如针对着农业社的集体劳动，采取“磨洋工”等办法，来对付之；
它是一种变通行为，如采取多留“自留地”、“口粮田”，以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它还是一种侵蚀行为，这就是针对着“集体”的劳动果实，采取“瞒产私分”、“偷拿”、“借粮”等办法，悄悄地把一部分生产所得拿到自己手里。
所有这些，都很难用“反抗”一词来概括。其中许多也不一定是世界上其他同类行为中所具有的，它带有很大的特殊性，带有所谓中国的特点。
── 原载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