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主要讲述的是马来西亚的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譬如说，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而这样的反抗形式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两次重大革命”的发生地中国也同样适用（另外一次便是“法国大革命”），不然国内如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学者，如应星，于建嵘，田先红等也不会如此热衷于将这一理论在中国发展与运用开来。

但是，为何笔者在此怀疑，抑或是直接性的质疑“弱者的武器”失效呢？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无需“小心的求证”，因为在研究“乡村混混”这一块的学者早已点明：当基层政权被混混所侵蚀之后，农民便不能在以“拖拉”，“开小差”，“偷盗”等行为方式进行抵抗。很有意思的是，当这群混混当权的时候，用暴力去进行统治时，农民往往“服服帖帖”，而其之所以能用暴力的形式进行“统治”便在于其政权本身就“非正当性”。反之，当正当性的权力进行“税收”，“农村建设”时，农民往往并不害怕用其自身的“身体暴力”进行抗争。自古以来，就有“吃软不吃硬”的逻辑在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统治史”，只是我们并没有认真的考究：这样的农民心理究竟原发于何处。

诚然，当我们在此谈及底层社会的抗争性时，必然会谈及“基层治理”，而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侵蚀，已经在于建嵘等学者的著作中略有了表达。自然，以陈柏峰，黄海等在内的学者对乡村混混的研究也是将这一“怪现状”推上了学界的视野。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基层治理的研究都停留在“提出一种解释框架”，然后在“你的好，还是我的好”的争辩中掐架，进行对策性的建议的同时，而无对问题本身进行确切性的解释，只是进行简单的描述。于此，最根本问题的还是在于“解释框架”的“你争我抢”无非都在于为自己的“解释力”辩护，而不是为“农民的问题”辩护。这样，在“上面做文章”，而不是“在下面下功夫”就成了，研究者的“意外性的后果”（吉登斯，1998）。

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气”的抗争（应星，2011），还是“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吴毅，2007），都是超越于外来“解释”的一种本土化的“解释”。但是农民的抗争，真正的是在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表达”困境中得以以“拖拉”、“诽谤”、“纵火”等形式进行抗争吗？他们又为何在“身体暴力”（黄海，2011）面前变得“唯命是从，不加抵抗”呢？即便是怨气升天，四处哀歌，同样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此可以看出，最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抗争”本身的态度与形式，而是政治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假如“弱者的武器”是可以被理解为农民合理性的有效手段，以取得自保的最佳方式，但是如今“收缴”这样的“武器”的往往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乡村混混”，并且“国家权力”需要依靠这样的“黑恶势力”，来完成上级部门派遣的“任务”，说的更为直接点就是“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你讲道理，我就讲道理”，“你不听话，我就给你拳头”。如此，在“官民对立”的思维依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就需要从上层进行制度性的优化，而不是从上到下都沦为“压制性政府”，那样我相信“理性的小农”（孟德拉斯，2010）同样会采取“什么样的政府用什么样的方法”，“你给我说，我就和你谈”，“你对我暴力，我就一命换一命”。这样只会让整个社会陷入“心理的剧变与不安”，农民即便有再多的“弱者的武器”，也是徒然，那个时候，就是以“革命”的形式代替“抵抗”，而沦为“反抗”。

故此，农民手中的“武器”（弱者的武器）真正失效的原因在于两点，笔者认为，其一，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的“合谋”；其二，上级政府部门的“任务性下派”，且需要强制性的保持和完成。譬如说，地区社会稳定等。假如再以“政治性的下派与强制性的完成”的手段来进行治理，那么这无疑是导致黑恶势力进一步侵蚀基层政权，让百姓名不聊生的促进器。而只有改变这样的治理模式，才可能让“弱者的武器”真正的变为“传家宝”，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且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权力与农民则会变为“合作”，而不再是对抗。

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

作于兰州

《弱者的武器》，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第2版），定价4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