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篇文债，我先前是答应过《青年学术评论》主编沙先生，早点写出来，对于其的“商榷”给出一个答复（讨论性质的），而却因为其他事情，久久没有提笔。在此，表达我对学术讨论与沙先生的歉意。
在学术界，所谓有争论是好事，就怕没有争论，而不利于“越辩越明”。既然有对我文章《“弱者的武器”何以失效》（该文最初发表在我在爱思想的文集里，全文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82.html，2012年6月9日。随后被收录到了2013年8月出版的拙作《被围困的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想象与乡村理解》里，第203—205页）有质疑，那么我就应该给出我的思考和答疑。这是一个本分的事情。
首先，对于沙先生提出的疑问（2014年5月10日），全文复制如下：
但我以为，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弱者的武器失效了——注），仍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1）“弱者的武器”（“weaponsoftheweak”）本身是一个策略性的反抗，这里的服从是否意味绝对的服从，还是说只因研究者尚未发现服从背后的反抗？如果是这样，不仅不能贸然得出失效的判断，反而又陷入了Scott批判的逻辑陷阱；（2）“弱者的武器”的内容是丰富的，在Scott看来，意识形态也是这些武器中的一部分，如流言、起外号等。它们同样可以销蚀这些乡村混混的合法性。
而他对于我的观念的提炼，大致如下：
他（指我—注）认为，当基层政权被混混所侵蚀之后，农民便不能再以“拖拉”，“开小差”，“偷盗”等行为方式进行抵抗。很有意思的是，当这群混混当权的时候，用暴力去进行统治时，农民往往“服服帖帖”，而其之所以能用暴力的形式进行“统治”便在于其政权本身就“非正当性”。反之，当正当性的权力进行“税收”，“农村建设”时，农民往往并不害怕用其自身的“身体暴力”进行抗争。
其次，在差不多3年以后，通过更多的文献的阅读和调查经验的积累，再来对文章中的观点进行窥察的时候，可以证明的是，原先的观点依然没有错误。
我们可以回头来看，在《“弱者的武器”何以失效》中，原文是这样说的：
但是，为何笔者在此怀疑，抑或是直接性的质疑“弱者的武器”失效呢？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无需“小心的求证”，因为在研究“乡村混混”这一块的学者早已点明：当基层政权被混混所侵蚀之后，农民便不能在以“拖拉”，“开小差”，“偷盗”等行为方式进行抵抗。很有意思的是，当这群混混当权的时候，用暴力去进行统治时，农民往往“服服帖帖”，而其之所以能用暴力的形式进行“统治”便在于其政权本身就“非正当性”。反之，当正当性的权力进行“税收”，“农村建设”时，农民往往并不害怕用其自身的“身体暴力”进行抗争。自古以来，就有“吃软不吃硬”的逻辑在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统治史”，只是我们并没有认真的考究：这样的农民心理究竟原发于何处。
···假如“弱者的武器”是可以被理解为农民合理性的有效手段，以取得自保的最佳方式，但是如今“收缴”这样的“武器”的往往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乡村混混”，并且“国家权力”需要依靠这样的“黑恶势力”，来完成上级部门派遣的“任务”，说的更为直接点就是“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你讲道理，我就讲道理”，“你不听话，我就给你拳头”。如此，在“官民对立”的思维依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就需要从上层进行制度性的优化，而不是从上到下都沦为“压制性政府”，那样我相信“理性的小农”（孟德拉斯，2010）同样会采取“什么样的政府用什么样的方法”，“你给我说，我就和你谈”，“你对我暴力，我就一命换一命”。这样只会让整个社会陷入“心理的剧变与不安”，农民即便有再多的“弱者的武器”，也是徒然，那个时候，就是以“革命”的形式代替“抵抗”，而沦为“反抗”。
当我们阅读完上述中大致的疑问、原文阐述以后，接下来（再次），就沙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我分别的做出回答。
第一，暴力下的农民服从是绝对服从还是相对服从？（弱者的武器，绝对是一个策略，这点我们不需再争议）第二，流言、起外号等也可以消解乡村混混的合法性。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沙先生的疑问的话，应该是这两个问题。
可以直截了当的说，我们的争论关键就加入了暴力这个因素，一个是从上到下的暴力，一个是从下到上的暴力，后面可以称为“以暴制暴”，比如用身体捆住炸药等去身体反抗等。（我最近调查的一个农民上访的案例就是这般叙事的。他说，实在没办法，就把村支书炸死算了。）显然，一方面，农民在暴力下的服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在文章当中已经阐述出了“气”与抗争性政治的问题。从这点可以看出，农民心中还是有气的，为了一口气，为了一个理，这样的抗争理由，在上访的后期尤为多见。更何况在暴力下的服从，怎么可能有绝对的呢？身体服从了，心中也不会服从。反过来说，“服服帖帖”并不是说“绝对”，而是从外在而不是内在而言，是口头上或者外部上答应服从。另外一方面，甚至有的农民，死活都不服从，“搞烦了”就会选择以暴制暴。好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遇到一个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不服从。比如我在麻城调查时遇到的一个村妇，她被连续打了三拳，朝着胸口。其中有两拳就是乡村混混打的（这是典型的暴力），但是村妇依然不服从，最后通过找关系（还好，有一个缺口可以利益诉求），才得以把事情解决。（可以见《麻城T村：农民权益抗争中的困惑》，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15年1月25日）这只是一个例外。我们要摸清的是，暴力，让农民怎么去反抗？不是所有的农民上头都有关系。反过来，正如我最近给安徽农民说的，你有很强硬的关系，他们还敢欺负你？你还会在农村生活？（排除喜欢田园生活的想法）除非他们真的是不想干了。
而关于流言对乡村混混的合法性的消解问题，我觉得的确存在，但是效果不大。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乡村混混在基层政治中，本身是一个帮手，政府岂敢明目张胆的说，“他们是我的打手，谁不听话就揍死谁？”肯定不敢。问题是，于乡村政治而言，有时候，要么被他们所渗透，官员和乡村混混勾结在了一起，要么官员害怕乡村混混，选择了沉默，而不作为。特别是前面一种，恰好是我们在本文所需要讨论的问题所在。对于官员而言，有的事情亲自出面做，不太好，所以请混混来解决，比如我们前面举例到的村妇，她之所以被打，主要是村干部希望用混混去吓唬她，而当其被打以后给村主任打电话，主任却不接，怎么都不接。这说明了什么？也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不敢明目张胆。但是事实上，就是村干部指示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乡村政权直接被混混窃取。他们往往不是直接说，这个干部非我莫属，而是通过一系列背后的操作，比如贿赂选票或者“自己要选票”等，走形式（这个好理解），把自己弄成村干部，进而通过这个平台获取更多的利益，百姓死活，那是另外一码事，他们很少过问。暴力，是他们普遍采取的统治形式。于是，乡村社会就肯定会有流言，起外号等以作为“弱者的武器”来反抗。但是这类的反抗作用有多大呢？与其说有，不如说根本就是失效的。外号再多，最多留下口碑不好，而上级和下级是捆绑的，要知道这点，他们可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如果不是，为何村干部被举报，依然在做村干部？（这类情况在我们所调查的村里，到处都是）难道不是这背后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在庇护吗？如此来说，流言也是一种失效的武器。
进一步说，其实流言等和“民谣”没什么太多的，太大的区别。民谣的风向，其实就是乡村百姓对于一个干部的最客观的评价。以“不好的口风”为例，说一个干部怎么怎么，说那种窃取了干部身份的混混怎么怎么，其实都是消解政权合法性的做法，但是百姓有什么办法？有用吗？没用。且，学界已经有研究这类反抗形式的成果了，非常的有意思，例如“以诗维权”等，都是如此。
所以，我说弱者的武器，依然是失效的。特别是，中国的乡村逻辑和斯科特面对的东南亚农民，有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抛开这一切，说说乡村政治的问题。其实，本质原因不是在于反抗如何，而是乡村混混，为什么又被干部们所需要和农民们需不需要混混？（这都是暴力逻辑）等等。其实，对于村干部而言，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说，需要混混。所谓白道黑道都有人，做事才方便。他们图的不是法治，而是“好办事”，“好解决问题”。而农民需要“混混”，有的也是这个原因。比如有其他村的混混来找本村的一个农民麻烦，而这个农民如果请混混出面调节，可能对方就不会再找他麻烦，这就是村庄的混混逻辑。要是农民请不是黑社会背景的村干部帮忙，未必被买账。所以，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混混是有用的。
而乡村政权被混混渗透，我以为肯定是不好的事情。民谣，流言等如何作为消解方式，那就要看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了。且最近习近平在考察贵州农村的时候，明确提出要整治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乡村秩序的维护，其实用权威比用暴力要更为合理，权威就好比以前的乡绅社会一般，或者本村比较有威望的，正直的那种人来维护，法治可能都是失效的，何况弱者的武器失效？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谈弱者的武器失效，总结上述言论，无非是暴力面前的失效，而暴力对于农民而言和村干部而言，一方面是有效的（有效不是因为弱者的武器，原因前文已经阐述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危险的。危险的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也如沙先生所说的，消解合法性。最后，我提出的是，回归权威的治理方法，这个方法我曾经和一个镇长面对面谈及过。他觉得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但凡了解乡村的话都知道，法治真的在乡村很尴尬，城镇化的今天，也依然如此。甚至我们在调查发现，都是人情治理和伦理治理，而不是法治或者用《村组法》去治理。而这些，在暴力面前，依然是无效的。拳头逻辑或者权势逻辑，不还是中国的本色面目？
但是我是反对暴力治理的，也担忧农民的弱者武器失效之后怎么办？在《“弱者的武器何”以失效》中，我只是在阐述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分析这个问题，而没有同意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仅此做出延展性的回应，希望《青年学术评论》的沙主编能够满意，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议。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刘晨
2015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