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中旬的第一个晚上，约8点半，我和朋友一起走进朱厚泽先生再也不会回来的京城朱家。感觉在朱家的人不少，我还第一次看到了朱老的儿孙们。但是，在已暂时改为灵堂的客厅，看着独自坐在朱家白色沙发上的朱夫人神情黯然地招手让我在她身边坐下，我却感到惶然。所以面对朱老遗像三鞠躬之后，我只有慢慢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就在四年前的冬季，在我回南方之前，也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在这同一个地方，同一张沙发上，我第一次拜访了我的网友朱厚泽朱老先生。那时，这个客厅里是三个人，朱老夫妇，再就是我，一个来自大地深处的南方人。

因为看到网上转载他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以及《跨越文明的峡谷》等文章，我大约在2002年左右就与朱老有联系。除了简单的电邮联系，在我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朱老之前，我不知给他打了多少长话与他交流思想。记得我在电话中谈及他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时，由于我总是记不清这句在我看来很有哲理但也很难记住的话，他还曾一再给我纠正。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聆听者，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长者。所以当我第一次到朱家拜访朱老，我说当他主政贵州的时候，我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青人。我说假设我就是当年他在地方主政时他们领导过的一个年轻人，我问朱老是否愿意听听那样一个人谈谈当年的心路历程。也许他们的孩子曾与我一样生于60年代，所以朱老点头示意我随便说说。那时，朱夫人就斜站着靠在朱老坐着的沙发上静听。到过京城朱家的人如过江之鲫，我想朱夫人已很难记得四年前的冬天曾在他们家随便说了约三小时的那个不速之客。而我也不敢再提及四年前那个曾经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夜晚。我怕在众人中落寞的老人家再次伤心。2006年圣诞节之前的那个晚上我谈了很多很多，朱老用他的宽容，听了我这个无党无派的商人对于或者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这在他或者在我看来都已是常态。而当他送我出门，不仅为我按电梯按钮，而且站在电梯外直到电梯门关闭才离开的时候，我不仅第一次感受了作为一个长者的宽厚，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伟岸长者。正是这些一直被我们忽略的生活细节，使我明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残缺。而没有这种源于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宽厚，那么，宽容或宽松就无从谈起。为此，我当时想以后进京，只要有机会，我就应该来拜访他。

两年后的2008年，我在广州听朋友们谈及朱老，说他身体不适，他们要进京探望，我就暗暗想着要在他方便的时候进京再次探望朱老这个我众多网友中最年长也最特别的网友。为此，我打电话到他家联系不上他们时，还冒昧地打电话给他女儿询问。在我的心目中，这个长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已是我的精神之父。对这样的长者，我不仅有尊重，也有认同。先贤梁启超说过，“政府何由成？官吏何由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共产党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其实也一样。没有什么会是天外来客，他们都是我们自身和社会历史之一部分。朱老犹如为问题而问学的梁漱溟老先生那样“不是学者、理论家，而是一个实际工作者。”据说，在朱老75岁高龄的2005年还在网上用zhz的网络ID非常低调地开博。如果没有他们那几代勇于与时俱进的先贤“在历史的镜子面前”反思，从而用后见之明为我们这些晚辈们拓展的“三宽”，就不会有中国也是平的今天。而我这个与朱老隔了三十几年的60年代人，也就不可能成为网友。

记得朱老送我出门时再次重复他在家里给我说过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以后的一切得靠你们了”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不得不长大的伤感，也感受了那种也许我们真的应该长大了的责任。

作为媒体人的钱刚先生说“30年光阴，白驹过隙，80年代风华正茂的改革英才，转眼年至耄耋，正相继离去。我们为失去他们而神伤，也为失去他们而深忧。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而在我这个不仅有幸与其有过神交，也有幸与其有过面交的人看来，他们那一代人或那几代人不仅是为一个执政党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其实也给我们全社会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记得朱老曾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在古代是有辉煌的文明成就的，它曾经是东亚的文明中心，……。但是，在整个人类进入近现代的转型时期，我们发展落后了。……，直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更年轻的人，我们的肩上还不能不承担它。”

11日上午8点过，在北京医院西门吊唁厅给朱老最后送别，之后我也落寞地站在来来往往的拥挤人群中等待和寻找，直到目送他的灵车远行。

八十年间，我的生于“30”年代的网友朱厚泽朱老已走遍中国，如今他已安然歇息。而不论是生于“40”、还是“50”或“60”；“70”以及“80”、“90”年代的我们，都还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中摸着石头过河。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逾百年时间中，我们曾与无数像朱老这样的先贤长者一起找遍中国，如今他们已经归家，而我们还在路上。

2010-5-12 上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