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以后我才知道，总称新德里（New Delhi）的印度首都原来分成两大区，北部是老区，严格地说，“新德里”只指南部的新区。ICCR 总部就在新区，使馆区离这里不太远，涉外机构几乎都在附近。街道安静，建筑密度很低，也不高大，大多只是两三层，院墙也很低，不到一人高。绿化很好，草地和绿树很多。后来到了中央邦首府博帕尔（Popal），也分成南北两区，中间有一条狭长的湖把城市隔开。北半是旧城，较大，建筑密集；南部新城建筑较疏，空地和绿地很多，房屋质量也好。我们就下榻于南区湖边的一座高级宾馆湖滨饭店。自然，这种两区式的城市，贫富对比就更加鲜明了。富人都住在新区，有许多带车库的两三层独立别墅式小楼。
我到过孟买两次，第一次是晚间，从飞机上甚至在城里都没有察觉到什么，只见大街两旁全是高楼大厦；第二次是白天，从飞机上鸟瞰，只见全城大街两边的高楼都围成为一个个格子，高楼后面都是又低又挤的棚户。我始终没有机会进到棚户区里面看看，从别的资料，才知道那都是用洋铁皮、水泥波形大板甚至塑料布、塑料薄膜搭成的。墙也是这样，拥挤至极，公共设施极差，挤住着从农村流落到城市的成百万户赤贫的农民工。在上世纪50年代初印度优秀电影《两亩地》尤其是最近的《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有真实的表现。
据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估算，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确定的最低标准，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总数大约1.73亿，占中国总人口13亿的13%；印度3.27亿、占印度总人口10.4亿的31%。报告提到，亚太地区最近几年取得的减贫成就主要是由于中国贫困率的大幅下降所致。当然，中国的脱贫任务仍然很艰巨，越接近完全脱贫难度也越大，但印度的任务更大。
印度的乞丐极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每当红灯亮起汽车停驶之时，车窗外面，立即会有许多乞丐出现，主要是儿童，有的女童怀里抱着婴儿，有的背着，伸手乞讨。所以我每次出行，总是要带上一些零钱，以摆脱困境。但只要给了一个，围上来的肯定更多。在印度的丐帮中，还横行黑帮势力。
我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古代建筑，与旅游景点恰恰吻合。在这些地方经常会遇到有人给你强行“服务”的情况，索取收费，应该算作是准乞丐。比如在泰姬陵，当我拿出相机正要拍照，便有一位正在打扫卫生的“老人”（印度人蓄胡者多，中年人以上显得似乎比实际的年龄更老，难以判断他是中年人还是老人）热情地前来向我指着一个地方，怂恿着要带我去。果然，那里确实有一个拍照的好角度。他不辞辛苦地带着我走，当我向他致谢时，他却向我表演起数钱的手势，嘴里不停地说着“money”。他还要带我走，我只好双手合十敬谢不敏了。在阿格拉考察法坦浦尔城堡时，进大门前得换上一双特大的套鞋，连原来穿着的鞋一起套进去。一进到大院，我就感到周围有不少爬着或蹲着的孩子，都在盯着我的套鞋。当我一做出想要系紧鞋带的样子，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孩子立刻便会从四面八方迅速爬到跟前，抢先一步系紧我的鞋带，然后也是要钱。其他的只得悻悻然而去，再盯着另一个对象。看着这些孩子，再看看这座建成于莫卧儿阿克巴大帝时代巍峨壮丽的城堡，我感到一阵阵的悲哀。
旅游地的小贩极多，都麇集在入口处，卖着一些不值钱也不值得买的小玩意儿，要摆脱他们，可是一椿极需要技巧的事。等你一下车，他们便会紧紧地围着你，其势有如强买。如果你发誓绝对不买，他们中的一两位，可能便会跟着你的这次考察紧追不舍，时不时还会有意无意地挡住你拍照的视线，直到你筋疲力尽，终于买了他的一两件你并不想要的东西为止。这些事情经历稍多，我便得出了经验，下车以前就选好了逃跑路线，闪躲腾挪，迅速逃进门内。或是散给他们一点小钱，却不要东西，他们也就不再穷追了。中国当然也有这样的强买，程度上却大有不及，欠缺一点印度小贩特有的坚毅性。
我还有另一个难点，就是当我采用这一套脱困之道时，总要尽量地避免让辛格先生察觉。有一次在车上，我忍不住向他提出，这么多的乞丐和强人所难的小贩，会不会影响印度旅游业的发展。他紧绷着脸，没有给我回答。
关于印度特有的“种姓”，我也问过辛格先生。“种姓”就是把人分为高下有别的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吠舍（农工商人）和首陀罗（低等人）四个等级，更有没有资格列入“种姓”的更低等的“贱民”（“不可接触者”）的一种制度。出现在约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侵入、以恒河文化（吠陀文化）代替了土著的印度河文化以后，至今流行了三千多年。“贱民”的社会地位最低,为数超过1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7。辛格先生说，种姓制度在印度共和国宪法中早就废除了，好象有一位部长就出身于“贱民”之家，一般似乎也不存在，但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有所残存，在婚姻中有更多反映，高种姓的人总是不愿意与低种姓的人通婚。
即使我在印度那段短短的时间，也感受到了人际间的差别，我不敢说这就是种姓制的残存，因为不便打听弱势方属于哪个种姓，但肯定是等级制意识的一种表现。
在博帕尔，一大早，那位不参加当地罢工的司机吃完早饭来了。我忽然想起从昨天下午他把我们从机场送到宾馆起，就再没出现过。原来印度的做法和中国不同：在中国，照例司机和车主都是吃、住在同一个宾馆的，有时候可能还是同一个房间。车主还得好好招呼司机，要不然，经常就会出现“车子出了毛病”的尴尬。但在印度，司机无权享受这种待遇，他住在哪里，吃在哪里辛格一概不闻不问，只告诉他明天什么时候过来就行了。我还几次发现，车停下以后，辛格都是等着坐在右边的司机下了车（印度承继了英国的习惯，汽车靠左行驶），从车前绕到左边前座来给他开门，他才下车的。下车以后就昂头而进，司机再打开后背箱给他提包送进去，经常也要替我提，但我已再就提到手上了。本来我就尽量简装，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一次，大概是在南印度马都拉，司机可能是昨晚睡得晚，今早也起晚了，没吃饭就来了，正赶上我和辛格，加上从马德拉斯大学请来作陪的一位教授正在吃饭。我问明情况，请辛格给这位司机也买了一份，他仍然坐在另外一个桌子上。我把他的饭菜端到我们这一桌，他很不自在，辛格虽然不说话，却面有不悦。我给这位司机说什么，他都不予翻译。
在印度吃饭，也有令我不自在之处，就是给我送饭送菜的“服务生”，多半都是老年人或看起来比我老。我当时五十来岁，享受着这些长兄般的人为我送来的服务和谦卑的笑脸，真的是好不自在。而在中国，干服务生这行的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子。我还发现，在印度，凡是在中国通常都是由妇女担任的工作如宾馆的接待人员和服务员、售货员、公共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导游员这些行业，几乎也全都是男人。只碰到过一次例外，那是在阿格拉，住在当地最高级的宾馆阿绍克饭店，吃的印度菜，浓烈的香味和通通搅打成糊状的各类蔬菜使我实在不惯。辛格曾给我说过，在印度，三星级宾馆必须要有法国菜，五星级的必须再加上中国菜，可见中国菜比法国菜的声誉高。这家是三星级，我只得放弃吃中餐的奢求了。饭后我到处走走，无意间却发现一处名为蜀园酒家的餐厅。用歪歪扭扭的中国字写在门口的灯笼上。进去以后，装修设计有一点中国味，见到的服务员也依照中国的方式，都是“中国姑娘”，但一讲中国话，她们却一句也听不懂了。辛格说，她们并不是中国人，是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招来的，那里的人长得很像中国人。除了这一次，至少在我来说，就没有再见到过女性从事这个工作了。辛格说印度下层妇女如农民和工人，为生活所求，当然都要工作，但她们只是在地里劳动，或是在工厂做工，并不干这种抛头露脸的事。上层妇女可以受到高等教育，多参加工作，可以成为教师、教授、学者、官员或艺界名流，甚至还可能当上总理。小康之家的妇女受高等教育的较少，家境尚可，也不需要工作。所以像我提到的这一些行业，就都是男人的事了。
时间处得稍久，我也问过辛格一些他大概不大会主动给我说的事儿，比如女孩子的嫁妆费特高，否则嫁不出去，以至出现溺杀女婴现象，还有听说过的妻子要为丈夫殉葬的事。他说可能在个别特别落后的地方还留有这种恶俗。到后来，我和辛格先生之间只有一个谁也没有提到的默契，就是从来不谈两国的边界争端。
在印度，只有受过高等教育才可望成为“上等人”，而只有有钱人家才付得起大学的高昂学费。印度和中国，同样没有安排好属于弱势群体的有志之士进身之道的问题。
印度知识份子待遇比一般人好得多，也比中国高得多。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如果找到工作，工资就比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还高，在4000卢比以上，约合当时的人民币1000元。我去印度是1993年，我的职称是相当于教授的研究员，学历是博士，当时的月工资却只有200多。当年，印度一位教授的基本月工资有7000多卢比，加上津贴，可得1万4、5千卢比，相当于我的工资的十倍至十四五倍。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住房，所以每个教授几乎都有小汽车，算得上中产阶级了。
到了临离开印度的最后一天，我要求礼节性地再拜会ICCR主任，以示告别。我当然首先感谢印方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也讲了一些令他高兴的的话。我说这次到印度来，发现印度的男孩和女孩和中国一样，都是黑头发黑眼睛。据说英国人认为，要是在圣诞节早上一出门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孩子，在这一年他将都是幸福的。
辛格将这段话译成英语，主任又搓开了手，高兴得裂开嘴笑了。辛格又自己向主任汇报说，客人在途中几次问到印度的贫困和贫民窟，我听懂了。这当然有关印度的脸面，主任先生说印度政府打算在本世纪末（现在来说也就是上世纪末）首先解决好贫民窟问题。我连忙说这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的，是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我还说相信要不了多久，我们两国这些黑头发黑眼睛的孩子，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让全世界的人看作是世界上最富有、拥有最悠久的历史文明又最具有现代文明的、能给全世界带来好运与和平的、令人羡慕的人民，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主任先生频频点头，眉开眼笑。
回宾馆的路上，辛格说要想在本世纪内解决贫民窟问题，简直是吹牛。
晚饭后辛格和阿绍克送我到机场，途中，似乎是无意的，辛格向我解释了一下我曾经问过而当时他没有回答的问题，说印度为何要饭的人那么多，也与印度的文化传统有关。说乞讨在印度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好，穷人也以要求别人施舍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由于宗教的施舍意识的特别影响，印度人都认为向穷人或寺庙施舍是自己的义务，伊斯兰教就明文规定信徒必须将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二用于施舍，他也是每个月都至少要按这个比例进行施舍的。我估计他就是穆斯林，因为他说过他小时曾在礼拜寺办的宗教小学读过书。
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而且符合实情。我曾在一篇报导中读到：一群群穷人在一座座饭馆门前排列整齐地席地而坐，却不为报名打短工，而是等待客人用餐完毕，老板时时施舍给他们的剩饭。这些人没有工作，从早到晚，就那么纪律严明地坐在门前等吃等喝。没有抢劫，更不会有人冲进去干扰食客。
还有另外的解释，有钱人就常把穷归结为穷人自已的懒。在印度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穷人躺在太阳下面睡大觉，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工作，他说我没有工作。那人说没有工作自己去找呀！穷人问找了工作又怎么样？那人说有了工作就有钱了。穷人问有了钱又怎么样？那人说有了钱你就可以成个家，有了房子。穷人说有了家又怎么样？那人说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安心睡觉了。穷人想了想说，何必那么麻烦，我现在不就正安心睡觉吗！
我倒不完全认为这都是富人挖苦穷人的话。就在我们中国，也存在相似的情形：政府组织西部人到东部较发达地区打工，有些人却一无所长，又不想学习，懒懒散散，还时不时想走就走的，哪能适应现代化企业用工的要求。有些人虽然不怕受累，却文化素质很差，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发展。这涉及到一个弱势群体自身素质提高的问题，不能全当笑话听的。
虽然我经常会读到外资企业主如何赞扬我们的工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守纪律、劳动素质也最高的工人，所以很愿意投资中国。我听了，却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印度可不是这样，他们有工人自己组织的经常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会与资方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争取权益，不那么听话，也不是那么给多少就轻易满足的。于是，就出现了——并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的共产党人，会为弱势人群全心全意地谋取利益；而由共产党人执政的国家中的某些共产党人，却会为了提高自己“招商引资”的“政绩”（及其个人的隐性利益），而更多把本国的弱势人群兼“先锋”的利益作为礼物，奉送给外资企业家——的历史的又一悖论。这可能也是所谓中国的“投资环境”比印度好的谜底之一吧！这不，金融风暴一来，这些极力夸赞过中国的外商，不是马上就把兴趣转向了更“守纪律”，要价也更低的东南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