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经提到，在印度新德里、博帕尔和孟买，我都遇到过工人的游行示威，有的打着红旗，有的打镰刀斧头旗，或大标语的后面画着镰刀斧头图案，说明这些活动即使不一定是共产党主要组织的，至少也是参加者。
这些示威的主要诉求是“反对改革开放”，重点在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
那还是199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正方兴未艾，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印度的改革开放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由心志不凡的拉吉夫•甘地发起的，比中国整整晚了10年，才刚刚起步，却为什么受到那么广泛的工人反对呢？我对此不甚了解，便请教辛格先生，他举起一只啤酒杯，说：比如这只酒杯，在新德里卖这个价，在孟买也是这个价，加尔各答也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就是这样，叫计划经济，不搞市场调节，一切都捆得死死的。我们还搞贸易保护，你看我们街上跑着的小车，全是国产的老爷车，技术落后，自己没有能力改造，但就是不吸引外资，我们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的问题几乎和你们中国一模一样，所以才需要改革开放。我插话说，到底你们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按你那么说，岂不和我们一样，都是“大锅饭社会主义”吗？辛格说但印度在政治上搞的可是自由民主，当改革开放触犯了工人利益时，工人和代表工人利益的共产党当然就要起来反对了。我们是两种制度都搞，却集中了两种制度的所有缺点。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不无羡慕地说，其实你们也是两种都搞，却与印度正好相反，政治上是“社会主义”，一个党说了算，没人反对，行动很快；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市场调节为主。你们把两种制度的优点都学到手了。
在当时中国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显示的情况下，我觉得他说得还很有点道理，开始关注起这个问题来。
1947年印度独立，面临着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问题。国父圣雄甘地的社会理想相当浪漫而保守，对建立工业化现代社会没有多少想头，也不感兴趣，迷恋耕织立国。但他的学生尼赫鲁却别有眼光，向往于建立工业化现代社会，甘地天生的宽容性格对他也不加反对。摆在尼赫鲁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以铁腕闻名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是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自1924年列宁去世，结束了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苏联便走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当时的苏联十分落后，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落后的苏联最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通过举国体制指令性计划经济来动员和集中全国的资源，所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由国家安排。剥夺农民，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化资金。这个目的在苏联是暂时达到了，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迅速变成为工业国。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欧美国家通常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她的成就令世人注目，甚至上世纪30年代处于经济危机下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都要向她学习，实行新政，通过国家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以扼制自由市场的弊端。
尼赫鲁对苏联的崛起深有印象，选择了苏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即希望通过大型国有化经济迅速集中国力追赶先进国家。尼赫鲁父女两代共执政37年，都实行这种政策。但作为宪政国家的印度经济并没有像苏联和中国那样有着苏式社会主义那样的极权制政治基础，建设的成就和速度并不那么显著，反而逐渐暴露了这种“社会主义”的许多弊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印度的国有制工厂存在的问题和中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确相近，同样效率低下，管理不善，人浮于事，亏损严重。为了解决贫民就业，这样的企业很多，虽然亏损，也不敢撤销。推行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型改制，扶持私有经济发展，吸引外资参股。这势必要影响国有企业工人的权益，他们响往于没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享有的“领导阶级”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福利保障，担心失业，便会起来反抗。印度实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罢工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社会发达，在往往以共产党人为领导的独立工会的组织下，这类活动便经常发生了。2002年4月，从孟买开始，就发生过席卷全印的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的大罢工。
所以，印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自己的特点，虽然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组织上的意义，其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有人说甚至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要严格，却因为同时实行宪政民主而不能充分实现举国体制。但印度的“社会主义”又与如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重点，主要以累进税收制的高税收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向全民提供高福利高保障为特色，实现社会的整体公平，并不以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为重点。所以，印度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专制社会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只能称之为是“尼赫鲁式社会主义”。
以后的事实证明，苏式“社会主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重工业和军工业畸高，轻工业尤其是农业遭到忽视，人民的生活没有能得到重大改善，加上社会生活的极端不正常，在中高层形成了特权阶级，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已错失了自我更新的机会和能力，最终导致了苏共和苏联在1991年的亡党亡国。在克里姆林宫悄然最后一次降下苏联国旗、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政党”之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他们曾经宣过誓要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理想。影响及于印度，终于也走上了脱离旧模式的改革开放之路。
印度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1985年开始吸引外资，政策放宽了，以前规定外资在企业中的比例不能超过35％，现在规定可以到70％。
但就近20年的发展情况而言，印度的改革开放进程比中国其实相差甚远，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点，仅就速度而言，比印度就快得多，也强有力得多。在中国，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切由政府操作，说咋办就咋办，没有多少争议，行动快，效率高。可以以举国体制果断进行大型工业化建设和活动（高速公路、青藏铁路、三峡大坝、钱塘江大桥、国防建设、举办奥运、汶川救灾和应对国际金融风暴……），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印度：GDP、脱贫、识字率、平均寿命、高等教育和科研，或许只有软件业是个例外，而印度却乏善可陈。但就以称为世界第二的印度最足以骄人的软件业来说，由于印度缺乏需要国家主持的光纤、宽带线路、无线和卫星等信息网络的投资和建设能力，也没有硬件设计和制造的能力，其软件产品多为低端，实际上，只能成为美国信息产业集团的雇佣军，并没有促进国内信息社会的发展和普及。与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短短20年内，电脑用户已超过两亿，互联网迅速普及的情况不能相比。
在前述国家重视基础建设的前提下，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超级低廉，又没有真正的工会，工人谈判能力之低下天下无双，加上政局基本稳定，以及地方政府反常的“政绩”观，形成了天下“最好的投资环境”，对外资具有超强的吸引力。多年来，外资投资率一直居于仅次于美国的高位。而印度，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是外资的焦点，但由于民主制度的制衡，外资大多撤出而转向中国。
除了外资，内资的积累在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专制体制下，剪刀差可以仍然施行，人民的消费比例由国家控制，不但可以不与GDP的提升同步，甚至还可以降低。土地是国有的，说圈占就圈占。所以，仅从速度、效率和发展的规模化而言，目前的中国确实可以大大地傲视印度，自得其乐了。
但是，若从长远的眼光来观察今后的发展，印度并不是那么可容小觑的。
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出现了权贵资产阶级，他们可以利用国家的力量，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官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
印度的优势就在于她的民主制。
由于民主制，即使在尼赫鲁社会主义时期，印度的私营企业仍一直存在，并没有遭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就比改革前中国的极权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比中国更加扎实。例如独立以前印度仅有的私营塔塔钢铁厂至今仍存，虽然没有享有国家的支持，设备已经陈旧，与后来建起的六大国营钢铁公司相比，产量只占到全国的百分之几，却一直管理得最好，效益比国营的都强，职工待遇也更高，将对国有企业的改造起到示范作用。
印度的公民组织相当发达，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劳动力价格与西方相比仍然是廉价的，虽然这些不大好对付和公民组织领导下的 “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在短期内使外资缩步，却比中国的国企改造过程更加公平。在工人组织和民主舆论的监督下，在国企改造中不容易产生权贵资产阶级，虽然在尼赫鲁父女时代，由于“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的垄断优势，印度也曾经出现过大量的寻租现象。而在中国缺乏监督的体制下，官员上下其手，公产说给谁就给谁，工人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他们的腰包里，产业被大大低估后贱价甚至无价地流入他们或与他们有利益关系的私企手中，形成势力强大的权贵资产阶级，工人则被迫大量下岗，工龄被一次性买断，成为“沉默的羔羊”，形成贫富差别极端扩大、贪污腐败达到历史高峰、社会冲突不断并逐年上涨的现实。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打击权贵资产阶级势必成为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在最近的通钢事件中已经显现），如果不能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将前此的以追求效率为先及时地化为以实现公平为先，任凭权贵资产阶级坐大，执政党就有可能象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一样，坐失自我改造的良机，已经暴露的危机便会发生总爆发，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
印度却没有这么多的意识形态困扰，自独立以来就确立了的宪政民主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专制资本主义。印度人普遍对前景持相当有信心的态度，没有产生像中国那么多的政治争论。相对来说，印度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也高于中国，教育体系也比较健全。印度也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重点在于民主体制的优化，防止民主之误用和滥用，相对比较简单。如果中国再不大力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在经济进一步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稳定面临的危机也会达到高峰。二十年以后，谁笑到最后，还真是未可断言呢！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秦晖：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