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19日，一大早，打开电脑，想写点这些天来尤其是昨天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有关沈元的一些事，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女士的信。信很简单，写道：“萧默先生：非常高兴，这次通过韩先生能结识您，因为我也曾拜读过您的文章。更要谢谢您传来了雷先生的信息，盼保持联系。”信的署名为“沈蓓”。
沈蓓？我并不认识，但她与沈元却有着最为亲密的关系，她是沈元的亲姐姐。而昨天——4月18日，正是沈元被虐杀的40周年。
同信还附来她给韩三洲先生和现居哈萨克斯坦的华侨雷光汉先生的信，在致雷的信中，沈蓓写道：“我知道并找你已经许久了，今日无意中得到，真是欣喜万分，请你告诉我你的电话，我盼望能尽快和你联系，并直接通话。”也很简单，但急切的心情已充分溢于言表！
在给韩三洲的信中，她讲述了寻找雷光汉的经过：“还有一件要特别提一提的是，通过您，我竟然找到了雷光汉先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2006年赴京就是为了想进一步弄清小弟情况的，去了北大和（近代史）研究所，就是斋堂和最后出走被捕这两段找不到人，同学们提到过雷，但无人知道怎样找到他，没想现在通过您找到了。”
韩先生又是怎样知道雷的呢？原来雷和韩都是我的朋友，但老友新知，互相并不认识，只是在一个多月前，雷为了看望我专程从哈萨克斯坦回国，我带他参加了一次朋友聚会，他们才见面了。
关于雷光汉，我在2007年写成的《一叶一菩提》中曾经写过：“雷光汉，湘西土家族，操一口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北大历史系毕业，一位彻底的爱国者，五七年因“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许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条约，‘江东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国的领土等‘言论’，以‘反苏’的罪名戴上帽子。分配到伊犁后又分到中苏口岸霍尔果斯一所戴帽小学教书，自作多情，在伊犁日报开了一个‘天山夜话’的小专栏，不断写一些诸如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嫽夫人的故事，介绍伊犁历史，宣传民族团结。以后他活得很累，文革一来，‘天山夜话’与‘燕山夜话’挂上了钩，加上‘老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头衔，成了揪斗对象，被送到矿井挖煤，又险些被枪毙，被学生营救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在苏联也没吃到好果子，因坚持只反文革但绝不反华，多次拒绝到莫斯科东方研究院工作，拒绝为反华电台撰稿，被作为‘狭隘民族主义者’看待，再度偷越国境到过伊朗，被苏联当局判刑，流放到南西伯利亚，以后，又见证了苏联消亡的全过程。现定居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靠工人养老金过活，也摆过摊，仍不断写文章论证台湾的历史和必须统一的道理，成了当地的华侨领袖。……”
雷光汉是1970年4月逃往苏联的。1968年，他曾经从新疆偷跑出来，在国内以化名流浪了一圈，到过广东、广西、云南和内蒙，寻找外逃的机会，终于没有找到，只好又回到霍城，逃往他最不愿意去的国家苏联。期间他也来过北京，受到同班好友沈元的掩护。雷先生回忆说：“沈元那时和一个十八九岁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有才华，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谈话时，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当时很少见的。她说了一句西谚，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还说：‘戴高帽、挂牌子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是希特勒当年对付犹太人的手法，电影《马门教授》里面就有。’这些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沈元送他上火车，送给他20元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沈元化装成黑人，企图通过外国驻中国大使馆逃走，却被认出来了，当然进了监狱，以后，以“投敌叛国罪”为名，被无情地枪毙了。
但是，沈元最后那段日子的许多事情，一直到今天也仍然朴朔迷离，连他去的是哪个大使馆（有说是马里，有说是苏联）都不清楚；他是被中国门卫识破的还是被大使馆的外国人送归中国政府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原因是沈元的档案至今还是保密的，有人还三缄其口。沈元还有未能发表的一大旅行袋文章，黎澍（社科院近代史所原所长）生前曾说，是被被近代史所人事处长拿走的，现在还不肯交出来（见郭罗基：《哀沈元》）。这几年，沈蓓一直在为寻找小弟的这段历史和这包著作而奔走，雷先生可能是最后一位见到过沈元的好友，当然要为联系到而兴奋了。
那么，被虐杀的沈元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想，在绝大多数中国年青人已经不知道反右和文革为何物（我问过一位硕士研究生，居然连赵紫阳是谁都不知道了）、历史几已尽失的今天，更是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了（而我们中国，曾经骄傲地拥过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一直到不久以前，一年也没有中断过的编年史），不妨将沈元的同班同学、曾经保护过沈元、当时的班党支部书记郭罗基先生在“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汉书补注〉批注》介绍”一文节录于下，供人们了解：
沈元，一九三八年生于上海，一九七〇年被枪杀于北京。短短的三十二年的生命中，只有七、八年从事史学的学习和研究，却留下了出色的学术成果。
沈元与我同在一九五五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校时学习勤奋，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且专攻秦汉史。但他并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国史和党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沈元身患浮肿病，劳动又不堪重负，遂不别而行，回到北京城里的姑妈家。他自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表现甚好，派出所为他摘了右派帽子。沈元喜形于色，跑到北大来要求复学。学校给他的回答是：“你劳动期间逃跑，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心情沮丧，同我商量“怎么办？”我建议他走自学之路：“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你为什么不利用？”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苦读一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沈元，附上他写的九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大喜过望，予以破格录用。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虽然摘了帽子，还是叫做“摘帽右派”。如果没有黎澍的胆识，他不可能进入学术殿堂。
黎澍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选了《〈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人怎样看汉代社会？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澜都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为什么重用摘帽右派？”
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还从肉体上折磨沈元。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呼天抢地，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
黎澍逝世前曾与我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
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人间四月天”，四月，冬去春来，花开柳长，似乎是一个好月份，但1968年，就在这个月的29日，林昭被枪杀了；1970年，在这个月的18日，沈元也被枪杀了；1974年，在这个月的24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罪”被捕，1977年底被杀；1975年，张志新也是在这个月的4日慷慨赴义的；1978年，在这个月的30日，为李九莲讨公道的钟海源也被枪决！
这些，还有更多更多年青或不年青的无辜生命，虽然人生经历、性格和思想各有不同，却都是被那个残暴统治者或在那个残暴统治者的阴影下被虐杀的。但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看着以那个名字命名的“思想”标语牌招摇而过，据说还要看一万年。
沈蓓在给三洲先生的信中谈到沈元时还写道：“本以为（或有些人希望）历史会被淹没，中国人很健忘。现在看来，终究历史是不会也不该忘记的，今年‘4•18’，不再只有我们祭奠他，相信今后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记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