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1993年，我曾应印度外交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ICCR）之邀赴印作建筑历史考察，到过不少地方，对印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多年来，又零星读到一些有关印度的文章，认识更加广泛了。关于专业方面的收获，笔者在三联已出版了《天竺建筑行纪》，而对于在印的生动见闻和一点感受，却很少与朋友共享，有时不免信笔由之，以当时的录音日记为基础，闲云野鹤般写了下来，似亦可聊供网友谈助。

札记共四篇，从印度的“自由民主”政治、印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印度的贫困、印度的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略加整理缀成。

飞抵新德里英迪拉国际机场已过了当地时间零时，国际文化交流中心（ICCR）派了两位两位人员在通宵等待。一个小伙子名叫辛格（印度名叫辛格的特多，其实只是姓），黑黑的，瘦瘦的，个子不大，戴幅眼镜，是尼赫鲁大学的硕士生，曾经在复旦大学学过两年中文，将全程陪同我的考察兼任翻译。辛格来自东部农村，工作起来很认真，有时甚至有点古板，但对我的帮助很大。另一位是 ICCR 接待员，名叫阿绍克（Ashock）。后来知道，“阿绍克”原来就是印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公元前三世纪第一位统一了印度北方赫赫有名的阿育王的名字。他们把我送到十几公里外的城里，被安排住在印度国际中心，是接待所有来印的官方邀请来的外国客人的地方。这是一幢新建筑，园林化的环境，还不错，但没有热水，只喝生水。离北京前有人建议我准备一个电热杯，但来不及了，现在看来只好喝几个星期的生水了。

但总体来说新德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如中国，从人们的衣着、建筑、环境和车辆情况看来都是这样。比起中国来差距还不小。

白天，辛格来了，说先去 ICCR 总部，受到主任接待。看他吸烟，我递给他一枝双喜牌的，我说“双喜”（double happiness）的意思就是你们幸福我们也幸福。他搓着双手连说谢谢，捏着烟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日程表，我原来初定想去的地方基本都有了，只是安排的会见多了一点。我的重点是考察，他们似乎很看重会见，也只得客随主便了。

在新德里只考察了两天，说是回来以后继续考察，就南下到阿格拉和博帕尔。在博帕尔，一天晚上，辛格告诉我说，明天全市可能会有罢工，是人民党组织的。如果罢工的话，对我们的城外考察可能会有影响，甚至汽车司机如果也参加罢工，都不会来了。果然，早晨虽然司机还是来了，但汽车开到出城路口时，却有罢工人群把守，十几个人，提着棍棒，设有简单的路障，不让通过。辛格下车与他们谈判，说我是外国人，政府请来的，也不行。一连三次都是这样，我们只好改变计划在城内考察。好在汽车是旅行社的，司机对城内古迹十分熟悉，临时当起了我们的导游。汽车在城内驶行时，我看到在似乎是政府建筑的前面，虽然聚集着大量人群，却没有路障，可以自由出入。

记得我曾读过一篇网文，提到有人也遇到这样的窘境：他们在奥朗达巴德的公路上遇到湿婆军（活跃在印度中南部的一个宗教政党）举行示威，阻断了来往交通，而他们正要赶飞机。找到警察，警察却只是两手一摊，头一偏，也爱莫能助，只好空等了两个小时。

要求民主自由固然无可指责，但是你在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时候不能妨碍别人的民主与自由。如果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这种民主与自由的意义何在？

后来我在意大利罗马旅游时，也亲历了一场包括打着镰刀斧头旗的共产党在内的左派政党支持古巴的示威，两旁和后面有许多警察，任务重点在保护示威者的安全，不允许其他人群冲击游行队伍，兼防示威者的过激行为。规定的游行结束时间一到，任务便只剩下了后一个，转为毫不留情地驱散游行队伍，更不允许游行者设立路障。

但印度也实行民主国家通行的一条原则，就是党政分离。政党人士被选入政府，身份就变了，首先是一名公务员，然后才是党员。比如博帕尔的那次示威，作为公务员的人民党党员就不允许介入，政府还是照常上班的。

在印度各地旅行时，我经常遇到游行示威，从人们举着的镰刀斧头旗，发现多数是共产党组织的。街上刷着标语，后面常画着镰刀斧头图案。我问辛格先生上面写的是什么，没想到回答竟是“反对改革开放”！我不解，辛格先生说，共产党和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在国营企业的改造中，工人面临被解雇的命运，所以他们反对。

印度共产党人的活动几乎与中共开始于同时，但正式成立得稍晚，是1925年。1964年随着国际共运形势的变化包括中苏论战，印共出现分裂，除印度共产党外，又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的新党，还有一个更左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印共（马列），影响比前两党小。好像辛格告诉我说，各党内部还有派，总共约有十个。印共党人在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和喀拉拉邦都获得过执政权，西孟加拉邦已连续执政超过30年。2004年，印共（马）和印共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加上其他左翼力量获得的席位超过60席。为了阻止信奉印度教至上的印度人民党继续执政，左翼力量决定支持国大党。辛格告诉我说，印度许多青年人对中国很感兴趣，大学里有不少学习毛著的小组，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工会和大学学生会的领袖，也多是共产党。

在奥朗达巴德，我住的一所宾馆一个大门保安是位年青的锡克人，我用我那个蹩脚英语与他寒暄，当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表现得异常亲热，又是再次握手又是拥抱，在门后拿出一本书，是印地文的，封面上印着一幅中国地图，仔细一看，是红军长征路线图，原来是一册《中国革命史》，他说他正在读。我问你是怎么对中国感兴趣的，他说他想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估计他是印共成员，但不知道是哪一派。

印度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在实际运行中有不少弊端。第一就是效率低下。印度有130个党，除国大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两大党外，还有许多小党，而无论是国大党和人民党执政，他们的议员都达不到过半，都要与一些小党组成联合政府。为了一项议案通过，各小党就要出于一党之私，向执政党进行要挟，私底下讨价还价，否则不予支持，使得哪怕是一个明显急迫而合理的议案，或大或小，都长期不得通过，出现了一种“小党专政”的奇特景象。例如，印度人口已经超过10亿，国土却不到300万平方公里，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虽说是可耕地比例较大，实行计划生育还是理应成为印度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由于计划生育与印度许多宗教或宗教性政党抵触，为了保证选票和小党的支持率，历届执政大党，谁也不敢捅这个马蜂窝，而把国家的根本利益弃置不顾。随着人口递增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印度发展道路上的极大困扰。

又如，要从甲地修一条铁路或高速公路通向乙地，也是麻烦不断：中途要经过哪座城市？在哪里设站？各小党就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科学选线，而是为了选票，往往穷斗不息，议案十几年也不能通过。

印度的这种情况，使外国投资者望而生畏。

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人民党及其领袖、邦首席部长莫迪的幕后策划下，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宗教大屠杀事件，造成一千多穆斯林被残杀。莫迪同意给予人民党组织的印度教狂热分子三天时间，对穆斯林民众实行屠杀、抡劫和纵火，邦政府和警方放手不予制止，连消防队和急救车也大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在当前正走红的《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电影中，可以看到这种景象的部分再现）。国际社会对此广泛予以谴责，许多国家宣布莫迪为不受欢迎者，美国明令不许莫迪入境。但在2007年12月底邦的“民主选举”中，古吉拉特邦人民党的得票率居然几乎是国大党的两倍，莫迪再次连任。这一结果，是印度“世界大国梦”的一个重大挫折。

历史上，印度除了三次短暂且不完全的统一，直到1947年独立以前至独立以后许多年，都没有真正统一过。我曾在孟买尼赫鲁博物馆看到过一幅印度共和国刚成立时的地图，用两种颜色标出当时就加入了共和国和没有加入的各土邦，真是支离纠结，犬牙交错。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多年的软性的和硬性的努力，才统一了全国。但辛格告诉我，有一些落后地区，到现在人们还只知道自己曾经所属土邦的名字，而不知道“印度”。印度现在实行联邦制，有28个省、7个邦，各有长官，都是选举出来的，却谁都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想法，形成所谓“苏丹化”的倾向。例如，有的省或邦极端保守，有的却实行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主义”（一般都不明说），有的遵行某种宗教——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义为最高纲领。但只要这个邦的政府是民选的，中央也拿它没办法。在我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目前确实极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核心。

这使我想起台湾省的“民主”。台湾据说有160多个党，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其他的党都很小，自知不可能执政。每次总统大选，民进党总会以“台湾主体论”挑起族群争端，尽管它贪腐不断，政绩一团糟，却总有那么百分之三十上下的“基本盘”支持它，说什么“肚子扁扁，也选阿扁”，与莫迪的人民党如出一辙。一开立法会，委员们一待直播或摄影记者出现，便开始闹场打架，打得个三魂出窍，骂得个七窍生烟，目的其实不在于议案本身，主要是要在选民跟前显示自己的“斗争性”，为自己下届当选留下资本。最近的一次表演可能就是今年6月包括民进党反对大陆学生来台一气儿拖掉了24个议案的表决时间。这哪里像是真正的民主。

对比印度，我也想起了我们中国。无论是搞政治还是搞经济，就不像印度那样。只要唯一的执政党或党的领袖发了话，便一锤定音，百无禁忌，说干就干，就像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那样，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效率特高，外资放心。例如，中国的全封闭高速公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开始建设，2004年的总里程已达到2.5万公里，当年又制订出了全国规划，总里程将超过8万公里，在2024年左右全部建成。而印度的高速公路，起步时间与中国差不多，10多年过去，到现在却仅有100多公里。

所以，辛格总是赞扬秦始皇，说秦始皇比印度同时代的阿育王高明，硬性推行中央集权，“书同文，车同轨”，加上汉朝，形成了统一的汉族。以后各朝，皇朝虽然变了，却维护了中华文化的统一和相对的长期稳定。

但事情却远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专制制度造成的弊端，有时比民主制度可能更大，更难以纠正。就拿上面提到的决策基本正确的高速公路来说，在表象下面，又隐藏着多少贪腐、多少农民被迫低偿甚至无偿失去土地而走投无路！就更别说“一锤定音”对那些错误的政治或经济问题的决策所造成的灾难了，但却没什么人为这种错误决策和决策体制承担责任。

大跃进那会儿，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死了100万。当时推行极左路线的省委书记吴芝圃自己曾在事件过后承认说："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但是，他却仅仅从第一书记改任为第二书记。1979年，吴芝圃还得到“平反”，被谥为“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四川是大跃进饿死人最多的省，有说800万，有说1000万，就算800万吧，也占了当时全川人口的九分之一，负有直接责任的李井泉却安然无事。1989年李井泉病逝，也被谥为“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那么，借鉴印度的情况，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不是政治学家，这些问题本不是我有能力涉及的，只是粗浅地感到，在我们这样的大国，为了保证全局的稳定和发展，不出现苏丹化和确保高效率，我们还必须至少在一定时段内保持一个强大的适度集权的执政领导力量。但目前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这个力量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这就包括实现言论自由，建立公民社会，实现法治，保证这个力量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活动，以自己的正确路线和意识形态、成员尤其是执政官员的模范行动，保持大多数公民对它的执政合法性的承认。此外，即使从保证自身的崇高威望来说，也必须清算自己以前所犯的一切错误甚至某些领导人的罪行，清除内部一切权贵资本主义分子。

近年听到一个新词，叫“党主立宪”，觉得颇有创意，是否值得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