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底，中央通知让我离开多年工作的贵阳市转赴省委，任书记兼秘书长，到第一书记池必卿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贵州省委的领导工作。
当时省委正筹备召开省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组织起草工作报告。必卿多次听取起草小组汇报，提出修改意见，但始终表示不太满意。最后是他亲自动口动手，以很精炼的语言定稿，被人称为贵州省委历来篇幅最短的代表大会报告。报告题目也没有沿袭十二大的标题，而是用了为争取三个“根本好转而斗争”，表达了他从贵州这个内陆发展滞后省份当年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此后一段时期发展前景估计的稳慎态度。
我到职后，并从宋树功同志处接下了省委秘书长的日常工作，尽快熟悉省委的决策过程和机关前后任领导人，依靠办公厅、研究室、农工部等机构的一批年轻同志，向下跑，尽快联系各地、州、市的领导同志，断然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解我原未曾多接触的全省情况，特别是各地、州、市、县的情况上。
当时贵州农村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大体过去，必卿和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贵州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全省整个经济基础还是农业，省委工作重点历来在农村。面对这么个新形势，抓什么，怎么抓呢？
我把中央的整体部署精神和我们从地市、县区农村调查中了解的情况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些想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向必卿汇报请教：在继续稳定包产到户责任制度，注重边远山区扶贫济困，保护农民耕种积极性的同时，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增加农民收人，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涉及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地区关系及其机构和运作方式等一整套调整和改革。这一来，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的教育、选拔势必重新安排，相应转变…… 而这一切都必须从贵州的省情出发。我深感对贵州省情的系统了解，深人研究太不够了。
我向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下边的话已到口边，我想说“力不从心”。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有让我说出来。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还想用过去“催种催收”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他赞赏地说：就按这个思路去搞。你不只是管农村，要代表省委把城市也一同抓起来，沟通城乡联系，调整国营工业商业，发挥大三线企业的作用，谋划全面改革和今后发展。还要抓党校，轮训和培养干部。注意大学和科研院所，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以搞个小的班子，联系一批专家，共同来研究省情，制定近期改革方案，策划未来的长远发展。
那几年，原省委的徐健生同志、秦天真同志、吴实同志几位老领导人，从贵州的省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趋势中，确实是高瞻远瞩，早就注意到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不辞辛劳，深入大山深处，亲自发现景观，勘察景点，规划协调，督促实施，倡导发展旅游业。而我那时还只顾上“吃饭穿衣”，没有“回过神来”。健生同志严厉批评我：“织金洞，你去看过没有？还是你的老家呀！”我向健生作了检讨，和省委几位同志一起，在健生的督促和亲自带领下第一次进洞察看。必卿得知此事，非常赞扬健生，赞扬天真和吴实，提醒我认真注意全局。后来，又以他到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亲身考察的经历，当面向耀邦推荐贵州的独特岩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争取中央机关对贵州旅游业开发的支持。
必卿和几位老同志深知贵州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破坏十分严重，而又是珠江源头和长江重要支流的生态屏障，开发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子孙的持续生存，要下大决心保护环境。我那几年抓紧时间自己跑宽阔水、洛龙和大小沙河、赤水习水林区以及几条江河上游等处查看，都得益于他们的经常提醒。草海的恢复和几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在天真和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们的督促下，省地县几级政府共同努力实现的。
1984 年前后，全国粮食增产，有的销区省拒绝调入，与粮食主产区闹矛盾。我和政府几个同志都比较一致，坚持每年20 多亿斤粮食调入不要减少，除用于发展传统名酒，更着重于用在退耕还林还草上，希望逐步把大面积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退下来，恢复生态。
必卿领导下省委那个时期的工作，大体就是沿着上述思路摸索着做的。
他对我的工作很放手，总是鼓励我和省委比较年轻的几位同志“大胆放手干，有问题我负责。”他自己则经常下基层，观察工作进程，发现经验和问题，随时提醒我们。同时，深入观察和思考进一步
前进中深层次的问题。他曾深情地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包产到户以后，我们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得心应手之作”了。你感觉如何？是个什么问题？为什么
这使我在处理日常工作之外，同时注意发现和思考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更深层次的事物。
1983 年冬，中央作出整党决定。
事隔不久吧，刮起了一股清理精神污染的风。许多外省区的党委领导人纷纷在党报要闻版面上发表重要谈话，像是表态的样子。
我却没有看见必卿有什么谈话。后来一个经济报纸的记者还找我问，我说中央说过，不搞污染嘛。
接着就传来社会上干涉群众服装、发型，甚至宗教活动之类的事。据说贵阳街头有公安人员剪小青年的喇叭裤…… 必卿见我就问：有这个事吗？我说：我也听说了，给市公安局长直接打过电话，他们说市委夏页文同志当即批评了他们，马上检查改正了。必卿摇摇头说，可笑。谈起老百姓塑神像，以及建寺庙、烧香拜佛之类的事情来。我说了陪客人上黔灵山，看到弘福寺里人头涌动，烟火缭绕。我说：穿着高开叉的旗袍，光着两条大腿，搽胭抹粉的，趴在地上又是烧香又是拜佛…… 看去也感到不怎么样。必卿把眼睛瞪着我说：少见多怪！……
省委让检查一下各地清污的情况，事情还真不少，什么随便定性批判书籍、文章、绘画等，都有。我就发现党报发表会议消息中轻率地把一些书定性为“打砸抢的教科书”。有的机关、学校，也在那里翻报刊目录，查文章、排对象，似乎在准备“大批判”，还是紧张了一阵子。经过正面引导，反复划分政策界限，把人们弄到一起“神聊”、“降温”，才没有重复过去习惯了的搞政治运动整人的老毛病。
排除对整党的干扰后，必卿组织常委研究贯彻整党决定和新一年的工作。正在这时，传来耀邦同志即将来贵州视察的消息。必卿赞同苏钢同志的建议：等耀邦视察对贵州工作作出指示后，再安排全省的整党活动，进行全省工作布置。
1983 年底，冰雪严寒，耀邦同志从四川南部的沪州过长江，沿着纳溪到大方很少有人走的山区公路向贵州西北部高寒的乌蒙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到毕节去看望贫困山民。贵州山区冬季，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没法行。必卿让我们年纪轻的几个人留在贵阳，他自己亲自到毕节去接耀邦。两人都年近七十，又都感冒生病，仍然坚持看望农民，找他们谈话，听取基层和地、县领导干部汇报，一起讨论解决老、少、边、穷农村脱贫致富的办法，力争尽快解决“干人”的温饱问题。
到贵阳后，耀邦又把西南几省领导人一起约来，分析情况，讨论工作，端正地方党委工作的指导思想，勾画西南开发的初步蓝图，促使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形成。同时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尽快摆脱经济社会困境，专门向省市领导干部作了报告。
耀邦严肃地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党的十二大一致通过、明确宣告了的新时期全党的奋斗目标。我们一切部门、一切单位、一切地区，都要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努力。要十分关注国家大事、党的大事、人民的大事。部门工作、单位工作与总任务、总目标的关系一定要摆正。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这要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通过整党，认真解决好，在工作中切实加以贯彻。
耀邦响亮地提出：什么是我们的总政策？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对与不对、做得好与不好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不要老害“红眼病”。
耀邦认真听取西南各省领导人的资源分析和前景规划，反复研究，共同勾勒出西南地区开发的远景设想。那就是：用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把西南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可以独立存在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它是强大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是能满足本地区人民生活需要、又有西南地区特色的轻工业基地，是在粮食充分自给基础上的林牧业十分发达的大农业基地。
耀邦指出：西南的开发在历史上滞后，现在与国内先进地区比，差距确实很大。但也并不是一切都落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你们就不落后嘛。在农村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先行者，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积极发展各种专业户，从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全过程，都要发展专业户，这是我们党继农村责任制后的又一项大政策。要从理论和路线的高度，进一步端正态度，坚定不移地推动农村专业分工，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疏理流通渠道，进一步活跃城乡经济交流。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经营。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
耀邦明确指出：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大局和中央的路线，不要动摇。一、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二、现在在实际政策执行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左”。例如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农业林业政策，都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三、在纠正不正之风和以权谋私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要把这三条搞清楚。
耀邦引导大家回顾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五年进展。他问：事前估计得够不够？应当看到，这几年对形势的好转，我们多数同志是估计不足，并不是过于乐观，并不是估冒了嘛。耀邦鼓励大家提高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在这种信心下努力开创新局面，为人民多做工作。
我随必卿送耀邦从铜仁到湘西凤凰后，他带着我马不停蹄，立即赶回贵阳，召集常委和原省委老同志们开会，传达耀邦指示和西南各省领导人会议讨论的意见，研究调整全省工作布置，并亲自主持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让我作长篇传达，直接到县委的领导人。又在《贵州日报》 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和整版版面全文登载了传达内容，使党内党外、社会各界全都知道。
必卿和省委的老同志们都把耀邦来贵州提出的形势判断、指导思想、工作部署、开发西南方针和前景等一系列指示看得很重，认为全省认真贯彻执行，必将形成贵州工作的转折点，预示贵州和西南开发的新阶段。
耀邦在我省厅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讲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政策总目标，实行富民政策，也要以此来统率正在开展的整党。这一下子就指明了整党怎样统一思想，大家都感到豁然开朗。后来，省委常委十分明确地把我省整党的主题提出来，这就是：尽快地摆脱贵州“干人”地位，尽快地求得贵州的开发和发展，使贵州人民富裕起来。全省的注意力也就摆到了开发、发展、改革、富裕上，在这个过程中同时通过教育和工作，恰当地解决其他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避免了翻老账、瞎折腾。因此，1984 年的工作一开始，就有些势如破竹的味道。外省同志对我们也有这种反映。我们说：“那都是中央的思想。我们自己哪有那么大的本事。”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次整党，贵州是吃了“小灶”。
必卿按耀邦和西南各省市领导人的共同商定，立即着手并亲自主持了“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依靠省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和各经济部门、各大企业，规划提出了贵州参与西南联合开放、开发的建设项目，并与西南各省协调，争取到国务院各部门的支持。当年5 月由必卿任主席，在贵阳召开了“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议”第一次会议，突破封闭僵滞的自上而下命令经济的老框框，揭开了跨省区自立联合、开放开发，到计划指令之外，去寻求通过市场途径推动经济发展的序幕。
耀邦的到来，大大推进了我们正在着手的省情和发展战略研究。必卿又委托省委老秘书长、省顾委何仁仲同志直接帮助参与和组织，吸收了一批省级各厅局、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加速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出版了贵州省情的专著，从全国和西南开发的全局着眼，深入展开贵州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出了城市改革的思路和要点，探寻大三线军工企业转产、转型和调整，推动与摸索走出大山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合作。
1984 年夏天，省委五届三次全会临近，而我们没有按时完成原定要起草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文件。必卿让我7 月23 日在金桥饭店向全会作口头汇报。
我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者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不可逾越；不是今天明天，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在几十年时间里都不要去喊空洞的口号，而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去促进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专业化和协作的发展，促进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在贵州，必须用发展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封闭的山门。
我同时强调了：开发和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从外部条件讲，贵州开发和发展的速度，将决定于对外开放和引进的速度。贵州人再不能像以前那样“不喊不到，不跑不闹，不给不要”了，必须采取大规模的、全面的、主动进攻的、打出去的办法，精心研究“关系学”，广泛利用“关系户”，吸引各方面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全国的开放也是这样嘛，那时我常讲，是要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集五洲之精英，促华夏之发展。
我还讲道，要树立现代的科学的知识观和人才观，面对新形势，对干部培训、人才培养好些事都要未雨绸缪，早打主意；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几个要点；特别强调了：贵州的发展需要一个全面的规划，需要一个科学的战略，需要一个统一的目标。耀邦在贵州的讲话，提出贵州应建成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有自己特色的发达的轻工业基地和在粮食充分自给基础上的发达的林业牧业基地，把对贵州和整个西南的开发从战略高度上提出来了。我们要很好地研究贵州在全国发展总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很好地研究贵州的省情。在此基础上，把地区发展战略研究和规划制定密切地结合起来。战略研究要避免空对空，计划和规划的制定要避免就事论事。要用科学的战略来指导我们的中长期规划，把中长期规划作为战略研究的落脚点，用这样的统一目标把全省的开发和发展统率起来。再不能重复过去那种“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装装样子，误国害民的做法了。
必卿对我在汇报中着重强调的几个要点，都给以充分肯定。会后他在我不在的场合向若干领导同志赞扬和推荐了这个口头汇报。他说：党委的讨论，重在把思路、观点搞清楚。全会经过讨论，在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大体形成共识，对此后贯彻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从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酝酿，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当认同。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工作布局上，我提出了“抓住黔中，放开前沿”的思路。
“抓住黔中”，就是要紧紧抓住以贵阳为中心（包括遵义、安顺、都匀、凯里和六盘水等城市）现有的能源、冶金、化工、机械集团企业和三大军工基地的改革、调整和转型，面向市场以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就是要紧紧抓住乌江流域的水电梯级开发和沿岸的煤、铁、铝、磷矿产资源开发，以求得贵州的更大发展。
“放开前沿”，就是坚决转变传统观念，按照自然地理的流域方向和社会经济的商品流向，让全省沿边各县，“变边沿为前沿”，独立自主面向川、湘、桂、滇、渝等省市，面向川江、洞庭和西江流域，放手向外发展商品市场经济联系，把山区的资源开发活跃起来，让边、山、少、穷的农村和边民富裕起来。
1984 年冬，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14 个沿海城市决策的启发下，我在聊天时向来西南调研的中办负责同志，谈起建立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想法。中办的同志听后当即问我：这么大的事，你说得轻描淡写的。你向中央写了报告没有？他们认为：提出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催促我赶快写报告。我用千把字、一页打印纸，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战略设想，写成建议，送给必卿看。因为担心考虑不周，只想以个人署名上报，“仅供参考”罢了。不料必卿看后认为很好，并由他亲自提请常委讨论，最后以省委署名，正式报告了中央。
经济体制改革上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和“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的思路要点，经济工作布局上的“抓住黔中，放开前沿”，以及“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特区的规划设想”等，实际上也就是我对必卿年前提出的，为什么贵州在包产到户后“没有得心应手之作”这一深层次问题的初步探寻与回答。
讲到“放开前沿”，记得1984 年我到了赤水县，与县里的同志交谈时说：你们的两只眼睛不要只盯住贵阳，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办法，发几尺布票都要等贵阳批。现在发展商品经济，你们要把屁股转过去，眼睛盯住长江、盯住重庆，生意就往外做嘛。说你们是边沿县，那是按行政区划讲的，发展商品经济更要讲经济流向，所以你们是贵州开放的前沿县，是贵州对外开放的窗口。脑筋一定要转过来。你赤水进长江才55 公里，贵阳进长江要500 多公里，你说谁是中心、谁是边沿？不要有那么多封建宗法观念，说你这个地方是属于贵州的，非要赤水人把竹子都扛到贵阳去，何必呢？像黔东南的木材，顺江而下到洞庭湖，有什么不好？不要什么都由省里管得死死的。
这些看法，实际上在干部群众中也在酝酿，很容易形成共识。那段时间，贵州日报社还派了两位年轻记者，搞了一次“黔边行”活动，实地考察，专栏文章发了一百篇，生动、具体、鲜活，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落后国家、落后地区，一旦从长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经济体制下松动开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经济增长的百分比看上去高一点，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实践一再地证明是如此。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每到这时，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还会弄出些“一刀切”的什么措施。玉环同志讲，贵州是“失控无权，受控有份”我对这种事，向来不大赞成，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对报纸记者公开谈起过：“哪个龙头漏水关哪个，不要遇到新问题就去关死总闸。”《世界经济导报》 就曾经以此为题报道过我的谈话。我的想法是：全国性的调整措施，地方也无可奈何。但我们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许多宏观指标并未突破，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力争发展得好一点、快一点嘛。不要听到什么一点风声，就跟着别人喊“报告元帅，大事不好！”不要想三想四，不要搞别的东西，不要干扰，始终坚持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哪些是中央改革开放的总号令，哪些是一时一地的具体指令，自己要心中有数，善于区分。
我也不同意当时报刊上出现过的所谓“技术梯度理论”，说什么我们国内越向西技术就越低，越向东技术就越高，因此引进要按这个梯度来进行。如果这个理论成立，国外的技术只能引到沿海发达地区，我们贵州嘛，到沿海学一点就可以了。这从根本上否认了贵州本身的技术结构是立体型、多层次的。其实，我们贵州既有广种薄收的农业，也有“上天入地”的现代化技术，飞机、导弹都在搞嘛。不要相信什么“技术梯度理论”，要从我们贵州技术结构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有的可以引进一些简单的技术工具，有的要引进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有的则要紧紧瞄住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直接跟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结合起来。
上世纪80 年代中前期那几年，省政府先后主持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苏钢同志、张玉环同志、王朝文同志、周衍松同志、张树魁同志、刘玉林同志等，抓经济工作都很得力。各地、州、市、县和企业的领导同志，都很努力。大家在必卿领导下分工合作，紧紧抓住脱贫致富、发展经济这个中心环节，积极探索革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积弊，改革行政体制，放活企业的途径，推动贵州在原来较低的经济基础上，连续几年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财政上也开始有了一点钱可以用于建设。
（本文选自政协贵州省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专辑—回忆贵州改革开放30年(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