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按：由于厚泽先生的慎思、严谨，对自己的稿子总觉得不满意，这篇文章最终没能放进《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发表。现在想来，是一件憾事。作为这本书的主编，也作为厚泽先生的晚辈、同道，我想在厚泽先生逝世之际公布这份文献，是适时的，也是应该的，它是厚泽先生留给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样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所思所想，了解一个党内改革者的认知和博大的情怀。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
1.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2. 耀邦的富民思想。
3.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4.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5.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另一个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
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耀邦接着说道：
说清楚了改革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的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
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
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
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提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
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
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后边我还要谈这一点），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作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同志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同志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同志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想再看几个县，池必卿说走，马上回来召开省委常委会，按照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重新布置工作。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最近贵州的同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还把这天的《贵州日报》给我复印寄了过来。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
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
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
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
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
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其中的某些观点。记得后来李先念到贵州疗养，我们去接他，李坐在车里不言语，拿着一份材料看，突然嘴里骂骂咧咧地说：“红眼病”？老子他妈的就是“红眼病”！当时谁也没敢搭腔。显然李对耀邦的观点有意见。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的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的开放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我当时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处境不允许。我当时的处境是五层“袈裟”：耀邦是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实际上他不是列席，他是指导；胡启立是常务书记，管日常工作，我们几个部都在胡启立指导下工作；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模模糊糊还在分管着意识形态工作；整个这个架构上面还有垂帘听政的，是不是五层“袈裟”？在这种架构下，我这个中宣部长算什么啊？怎么搞嘛？此其一。第二，我要和盘托出我的观点，通不过的，不可能通过的，如果胡乔木邓力群还有其他人发一通言论，我怎么办？他（耀邦）也不能完全不听这些人的观点的，作为总书记，总要几方面意见都要照顾到。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的意见不能说的，说了就犯规了。
我当时的作法是，第一，我绝不准备系统报告，第二，我不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第三，我绝不搞全面性的、政纲性的东西。人家说新部长到了就要开全国工作会议，都要把文件准备好，要请书记处讨论，我通通都不要这些，我根本就不开。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他希望有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小范围。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同志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同志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我在各种场合讲的这些话，如果按照这个党的规矩，至少要点应该事先报告，事先不报告的话，事后要送审，很多都要做正式文件发的，我把这些全部给抹了。我也没有报告。用这种非正式的方法实际上就抹掉了那些前前后后的程序。我不能打阵地战嘛。而且，我自己也是真心诚意地想听听，大家究竟是什么意见。我这个人长期在地方工作，习惯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了解实情，了解大家的想法。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无论是与那两位“左王”的矛盾，还是与邓、陈之间的矛盾，都以一种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耀邦真的很难。我原来虽然也听到些，但是不到北京来不知道他这些难处。
邓一直批评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其实耀邦是反对来不来就给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扣大帽子。耀邦同志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西单民主墙，魏京生已经抓了，贵州在北京的一批人也被抓了遣送回贵阳，我那时刚刚恢复工作在市委组织部，怎么办？一了解情况，这些人就是跑到北京贴了一些大字报，要思想解放，你把他抓起来干吗？再一了解，家庭出身都不太好，有的父母过去当过县长什么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学也不让上，招工也没有份，这不公道啊，所以我们就采取什么办法呢？公安已经抓回来了，现在没法放啊，就叫公安局政治部加上市委宣传部去给他们办学习班，坐下来慢慢搞吧。分析过去分析过来，该落实政策给人家落实嘛！耀邦怎么发现这个事情的？我们没敢写报告，是耀邦自己发现的，派《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记者跑下去做调查采访，然后在人民日报发了一大版，前面加上按语，按语里面写到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话，其实就是耀邦自己说的，批评我们的干部不善于去分辨情况，不懂得从这里面吸取经验教训，等等。把已经打好的报纸清样拿来找我们市委核对，我当时还有疑虑，跟我们常委书记讲，这个东西能发的出去吗？后来我们把报纸清样还给《人民日报》，答复人家：是，你说的都是事实，最后文章也发出去了。这是三中全会刚过，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有就是像方励之那样的事情嘛。大家知道，1985年就开始整方励之，下面折腾，教委什么的，弄完了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那里。胡耀邦批了一条：思想问题要跟本人见面，这是我们的规矩。可是谁也没找方励之直接谈，这样不妥。教育部没办法，只得急急忙忙派大员去找方励之谈话了。那能谈出什么？当然谈不出什么。你看，就在这种情况下，耀邦还打阻击呢……
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严家其，写文革十年史，那上面涉及到文革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此人写信到耀邦那里告状，那怎么办？此事惊动上层，有人已经知道严家其在写十年史了，这种书怎么能写？要把这个书销毁了。这时耀邦写了封信，给我和当时的出版局长，说把某某某的信转给你们。信里谈到，任何历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写的，先肯定这一条，然后说，文革嘛，很特殊很复杂，好些人现在还在，写的时候要谨慎一点。最后还说，某某某在信上发脾气，这个不好，请你代表我批评他。你看，总书记又在打阻击。这时外面议论纷纷，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个书无论如何也要销毁。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已经印出来了，几千册呢，出版社还有经济核算问题，实在不行，宣传部拿钱吧，把它买下来，收回纸厂销毁。我一想，这是中宣部要焚书哇！秦始皇用火，中宣部用水，行吗？哈哈…… 后来就磨嘛，慢慢磨啊，磨到最后大部分都卖出去了，没剩下多少了，就过去了，哈哈。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子。当时耀邦的批示就是这样说的，任何历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写的，把写书的自由先给肯定了，这是个原则啊。所以耀邦这个人以及他的思想，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当代史里面，现在我们写东西不是简单的回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这个体制、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到底“反自由化”这个提法用不用？耀邦费了大心思。完全不用，邓那里通不过，耀邦只得采用把这个词加以限制的办法，就是在决议中写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但会上陆定一坚决反对用这个词，发生了尖锐争论，后来就引出邓小平的一套来，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决”那一套。“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的”，如此等等。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他没有理由的，不讲理。就是做政治结论。至于这个问题谁提出来的，原来是怎么样的，通通无关紧要，只要他需要，就要讲，现在就要讲，至少还要讲二十年。
毛讲话也是这样的，讲话没道理的。他给胡风的材料加批语，就写上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没什么理由的，用的材料也靠不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就是不讲理的。
邓此言一出，左派高兴得不得了，耀邦花了一年时间准备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也通过了，也没有了，光剩下邓小平那个“反自由化至少要二十年”。这与耀邦想要达到的目的恰好背道而驰。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
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
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
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
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
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而且毛永远是正确的一方。多么荒唐嘛！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
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
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
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
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
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耀邦还巧妙地引用了邓的“软弱”的说法，但把“软弱”解释成是对不正之风的软弱，对腐败现象的软弱，而邓说的“软弱”指反自由化不力，对自由化“过于软弱”，这也邓小平对耀邦的主要指责。你看，耀邦与邓的区别，在这里是多么明显嘛！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但是后来的历史恰恰没有沿着耀邦的思路走下来。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仍然拒绝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不允许把不同意见当作可以讨论争论的东西，不允许在平等的意义上去探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谁掌权谁就天经地义地百分之百正确，随便说个什么话也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都要接上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谱系。你看我们党的章程上罗列了多少名字？像不像“叠罗汉”的游戏？荒唐嘛！这就阻碍了真正的理论进步，因为这等于是说最高真理的发明权和解释权永远在最高当权者手里。只要有不同意见，或者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讨，就变成了“反”的一面，这样的结果有多可怕？！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总之，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党内是有着不同的改革路线和指向的。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耀邦当年提的这个两种不同矛盾，仍然值得深入挖掘。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六四以后，我们被赶出工作队伍。邓力群曾经在一个会议上点名，说胡乔木写了一个东西给朱厚泽，讲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纪律，到现在他也没有拿出来。这个话没有错，那个条子现在还在我的柜子里。这个东西不能拿出来，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绩伟同志不同意那个观点，我也不同意。胡乔木在上面重申，一切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党员，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党员，这是党性问题。
我当时就想过这个问题，只是那时不便于直接回答。试问：一个人连人性都没有，还谈什么党性？我们这个党又以“党性”为名，干过多少蠢事？！所以，他那个东西我一直压着，没有拿出来，到现在还躺在我的柜子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他们有个说法，就是强调什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不是对普世价值作回答呀？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如果说，当年的胡乔木强调“党性”高于“人民性”尽管迂腐，还不失其真诚，或者说多少还有一点真实的认知成分，那么我很怀疑今天那些“特色理论”、“核心价值观”的卫道士们除了政治投机，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重要的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基本判断，对我们过去的历史有一个基本判断。前些时在三里河钓鱼台宾馆，几位老同志一起议论新民主主义问题。我当时讲过这样一件事：赵紫阳去世以前，安子文同志去看他，赵对安说，中国的改革，统统推倒重来恐怕不行，只能在两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一个叫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个叫邓的改革开放。给我传达这件事的同志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了一个看法，紫阳作为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选择考虑，这样说是对的，因为这样说最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许多同志，包括许多老同志，包括许多学者，正在做思想和历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问题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
但是要从思想理论上把那个逻辑贯彻到底，紫阳的说法是不行的。为什么？我当时说了几条理由：
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从时代判断开始的。你去看看毛的《新民主主义论》，那里边讲，20世纪不是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显然，毛提出的不是一般判断，而是时代判断。毛泽东认为，既然有了十月革命，这个时代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就不再是旧式的民主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这个判断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了么？没有。20世纪并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胜利时代，也不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时期，而是资本主义在经过调节后继续发展的时期，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为标志，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最后却走向了崩溃。20世纪是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全球性的大试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全球性的大危机，但社会主义在试验70年后，作为它的主体部分，是崩溃了。而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最深刻的全球性危机，主要是30年代那个大危机后，借助于凯恩斯的宏观调控，借助于各种制度性的改良，再借助于整个新技术革命，却重新获得了生机。到了世纪末，出现了克林顿时期的一百一十一个月的连续的高增长。当然，最近西方各国又发生金融风暴，经济学家们正在研究。但我相信，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有助于克服这个危机，没有什么了不起。简言之，毛泽东当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时代判断没有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没有站住。
第二，按照毛的说法，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新民主主义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从哪里来的？是马恩历史唯物主义中分析出来的。这个判断行不行？这个判断也不行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要打个问号。我们知道，马、恩都是上层阶级的人，恩格斯的爸爸是个资本家，恩格斯本人也当过工厂主，要不然不会有钱来支持马克思写《资本论》。恩格斯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对那个时候的英国工人状况不满？这里边隐含的前提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而当时一边是资产的掌握者，一边是工业革命前期恶劣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恩格斯觉得这太不象话，很不满意，他是从这里进去的，发展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成他们那一套东西，带有一种道德义愤在里面，但这个东西是否完全科学，那就很难讲。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么一个生产不发达的社会里面，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后来他们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担负治理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另一部分人负担更加沉重的体力的和其它的劳动，这个从历史来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作为人类历史积累起来的文明文化，首先得到优惠并且作为这种文明体现的，恰恰是当时的上层人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工资收入和生活状况当然也会改善。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劳动阶层还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欧洲后来的历史早已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包括这个“阶级领导”的理论。
第三，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什么是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呢？我们不能离开历史抽象地来谈这个问题，抽象地议论毛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献去研究，更重要的是从他的实践来研究，那就是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的“社会主义”。这个东西能不能搞啊?显然不能搞。现在有人说社会主义“搞早了”，五十年代搞早了，六十年代早不早？七十年代早不早？经过了几十年，到现在进入21世纪了，过了五六十年能不能搞他的那个社会主义呀？实践证明还是不能搞。因为我们吃这套“社会主义”的亏吃得太多了。
第四，从“革命”的结果来看，有些同志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总算是独立了，我们作为民族总算是站立起来了，这一点也需要作分析。中国作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起来、站立起来，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的1945年，那时不但废除了过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我们在国际法律上得到承认，还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要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应该是1945年，而不是1949年。那么49年的建国是怎么回事？49年的建国是以公开的形式，把我们拉到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边，公开宣布“一边倒”，有事情向莫斯科汇报、请示，还要听他们的指示。我们把国民党说成是美国的走狗，把共产党说成民族的代表。其实，如果以一个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这些问题，有些东西是带有很大的党派偏见的。蒋介石骂我们共匪，我们就骂他蒋匪，不就这么回事吗? 任何政治派别，任何取得政权和没有取得政权的政治派别，在它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有各种国际联系，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你如果要用骂人的话来讲，有人骂我们也骂得很难听，说你们取得什么民族独立啊?中央决定个什么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汇报，要得到那里点头，你独立个什么?！我们把党派偏见的一些语言，冷静下来进行思索，很多问题会就看得更客观一些。至少在建国初期，中共事实上是苏共的下属。后来中苏两党、两国闹翻了，毛泽东也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那是后话。
说了这一大堆，是想阐明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们对时代的判断要有新尺度、新标准。现在已经是21世纪。这个标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民主、宪政、人权，这是人类的共同道路。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的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跟其它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 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由于各种原因，路径选择错了，结果一错全错，“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解决不了“五个一般”，而是背离了它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纪念耀邦，想了许多，才讲了这么一番冒昧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
（2009年3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