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童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三位姨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占有很重的位置。我是从她们那里得到母亲的爱的。

二姨是母亲姐妹中的长者。母亲去世时她与我们并不住在一个城市。但每年总要从成都给我和姐姐寄食品和衣物来。特别是寄来的成都皮鞋，对我是多么宝贵啊。那时的贵阳是一个阴雨连绵、遍地泥泞、冬春寒冷的城市，有一双皮鞋保暖，上学时脚不会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它使我在孩子中感到自豪。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后不久，二姨回来了。她在破砖烂瓦、颓坦断壁的家乡，看望失去了母亲的姐姐和我，叮嘱我们好好学习。她在贵阳有过不长的仃留，然后留下小表姐琪姐在贵阳和我们一起上学，又匆匆跟随她少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的教师、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到云南蒙自草坝从事乡村教育去了。

可能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黄老先生在云南蒙自开辟的乡村教育只办了不到两年，又领着他的学生们回到贵阳。二姨回母校达德小学担任校长。

这时的达德学校已因躲避空袭而迁移至南郊乡下摆郎庙，教室设在庙里东西两厢，教师学生分别住在附近农村的农民家里。二姨既菅教学、行政，又要照顾居住分散的学生的生活，从早到晚，忙得没完。但她还是惦记着我，把我接到身边，衣食住行、读书做人，全都菅了起来。不久，又把快要分娩的五姨连同小表妹姜敏、表弟自强一起接来摆郎随她同住，一起照顾。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特别是学校教职工的生活，都很清苦。二姨以她徽薄的薪金，养活这一大家人，是很不容易的。

在两个姨母的照管下，我们几个表姐妹，除了上课，与农民的孩子们一样，拾柴，生火，提水，洗菜…，什么都学着做，晚上再围着油灯做作业。我们家的邻居，是黄老先生的夫人和孙辈小芬、小苏、小同，两家互相邦助，孩子们一起上学，劳动，玩笑，唱延安传来的抗日歌曲。星期日有时进城，我们就学着大人一样，穿上农民打的草鞋，步行十几公里，直到小脚也打出水泡…。这是我的小学生活中最愉快、最难忘的时期。在两位姨母身边，我重新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和爱。

听说是由于一个担任国民党高官的原达德学校学生的忠告，黄老先生不得不先期离开贵阳，去了重庆。不久，一个突然的打击从天而降，把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打断了。

二姨的爱人、王定一伯伯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全家都沉浸在焦虑中。二姨肩负着学校和家庭双重的重担，在这突然的打击面前仍然坚强的站立着，没有倒下。她四处打听到王伯伯的下落后，带着我去探望。但我们从未见到过王伯伯本人，只是由狱里的人把东西收下，就让我们走了。当我再次又随二姨带着王伯伯喜欢吃的东西送去时，狱里的人却只是摆手说：不要再送来了，他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只见两行泪珠从二姨的脸上直流下来，没有一声哭泣。我完全不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紧紧拉着二姨的手说，问他们把王伯伯转到那里去了，我们好去找呀！二姨一句也不回答，泪水直淌湿我的小手，回转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王伯伯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被国民党暗中杀害了。

当时正是皖南事变后，整个后方一片白色恐怖。在达德学校又发生了国民党的军训教官检查琪姐的信件日记，威胁要抓人的事…。舅舅不得不把琪姐暂时躲藏到老外婆家原在乡下的地方去。为了二姨和琪姐的安全，只得让二姨和琪姐再次离乡背井，偷偷转至重庆，到“周公馆”那里寻求帮助去了。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二姨在一起生活。但她仍然挂念着姐姐、妹妹和我，写信，寄东西，寄钱帮助妹妹的孩子上学…与妈妈一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许多年里，我只能在因公出差时，顺道到上海、武汉、天津去看望二姨和表姐妹们。

直至四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五年，我们才在北京与二姨、五姨和表姐妹们重聚。我始终怀念在她爱抚下的童年时光，虽然这时我也经历了几度人生的狂风暴雨，已经年过半百了。

二姨的晚年生活，不是很愉快的……

她对民族的前途，深怀忧虑……

对二姨的病逝，我很悲痛。

愿她的灵魂得以从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超渡，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