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与现实的互动---中华文明的独特历史轨迹
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进程，不同于欧洲和中近东的诸文明。这不是历史偶然性和地理差异的结果，而是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自我证明。
1、唯一实现民族大融合的国度
周代的分封制度，近似于一种氏族扩张过程，这与古希腊的殖民制度和奴隶制度相比，具有实现民族融合上的独特优势。
周代分封制度是以“天子共主”的名义正式进行的、是具有长期扎根打算的“上山下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实现种族融合，以扩大家族的地盘和影响力。所以在分封制度下，国人没有过分地侵害野人的利益，也没有屠杀野人和捉野人当奴隶，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坚持“以德服人”，最后能够在野人中间产生“心服”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的原因，最后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四海一家的局面。
古代希腊的殖民制度，是私人在利益驱动下进行的，以尽可能牟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缺乏长远打算和坚定的长期目标，所以最后希腊化过程归于失败。特别是为了牟取最大利益，竟然使用奴隶制，这就加深了种族的隔阂和敌视，无法实现“心服”而只能是单纯的“力服”，“力服”的结果不仅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没有压倒人力优势的情况下，则始终处于被颠覆的危险之中。但是如果保持奴隶主对奴隶阶层具有人数优势，则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少，不足以满足奴隶主的贪欲。所以最后奴隶主总会顽固地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把奴隶阶层扩大到奴隶主无力压服的程度。
其实这种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并不十分漫长，从周代的分封制度开始实施，到礼乐崩坏的时代约500年，氏族扩张形式的分封制度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老子氏族分出儿子氏族，从儿子氏族分出孙子氏族，最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于道德自觉的丧失，天子仅仅成为名义上的共主。后来战国时代实力政治的强势崛起，列国的纷争需要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而战争动员需要建立真正的认同以实现“上下同欲者胜”，这又出人意料地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进程。
国人建立的“城”---土围子，早先只是国人的居住地，这时已经主要成为一个军事据点，目标不再是防备野人的侵袭而是对抗敌国的来犯，野人和国人的界限实际上已经完全消失。作为军事据点的土围子，不仅是国人的居住地，也是野人的家园，广大的城郊和野外才是田地，所以这个体制不仅容易实现坚壁清野，而且也很容易实现“方城以为城”的全民抗战和逐次抵抗战略。秦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就是打算用这样的土围子15个交换“和氏璧”，而不是十五座城市。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予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故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虽然各地风俗不同，但是大家都认同黄帝、尧舜是共同的祖先。最典型的是在春秋时期被“诸夏”看作是南蛮的楚人，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屈原作《离骚》的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就是“五帝”中的颛顼帝，是黄帝的五个儿子之一。屈氏是从楚国王族中分立出来的“楚之同姓也”，而根据《国语》记载，楚国的王族姓芈（音mi），本是“祝融八姓”之一应该是祝融的后裔。
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首先是儒家极力倡导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思想；其次是实力政治兴起过程中，国家认同建立的努力，具体可以看作是法家和兵家思想的贡献。在大陆目前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超过7000处，根据考古学上的不同特点，被命名为文化就有数十种，最后他们都认同于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文化，融合于统一的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形成四海一家的局面。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过程已经完成。
2、唯一从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保存下来的文明
在中国长城一线以北，一直延伸到西北利亚的广大区域，气候条件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而不适合于定居民族。在这样广大的区域里，历史上曾经有多个游牧民族在这里兴起和强盛，由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也不习惯于主动接受利益界限的约束，不仅游牧部落相互之间攻伐不休，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定居民族的安全隐患。最为典型的是匈奴的兴起和汉朝发生的持久战，从公元前200年的平城之役开始，到公元91年北匈奴远遁，汉与匈奴的战争历时291年之久。
在古代游牧民族除了全民皆兵之外还始终处于战争动员状态中；而且游牧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能够实现迅速机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使得游牧民族在战争时期后勤问题也容易解决得多；由于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游牧状态下生活所以民众多数习惯于吃苦耐劳；对定居民族还具有骑兵对步兵的优势；这五个因素使得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拥有一个漫长“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因此在历史上各个主要文明的威胁都曾经是临近的游牧民族，并且历史上游牧民族也作为征服者在各大文明的历史中反复出现。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能够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现代火器在战场占主导之前，在现代交通体系没有形成之前，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最有条件称王称霸的时代。具体地说就是直到十九世纪，游牧民族才失去了沿江沿海地域的主动权，在二十世纪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世界各地成为少数民族。
而中华民族则是经受游牧民族威胁最大的，因为在长城一线以北地区有宽广的游牧地带，而且与定居的汉人之间缺乏有效的地理隔离条件。中近东地区气候干旱炎热且植被稀疏，不适合游牧民族大规模活动；早先欧洲北方的游牧民族，基本上已经在欧洲大地上称心如意地做了主人，完成了土地分割并建立起封建制。而中国历史上长城不仅是一条军事防线，同时也是一条文化分界线，即便是游牧民族进入长城以内，也多数汉化（或称定居化）。长城内外在两千多年来，总是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之下，所以这个安全威胁长期得不到解决，一直延伸到非常晚近的世代。
由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一直有着这样的长期威胁，所以中国历代王朝不得不把抗击游牧民族的入侵，作为一个首要的公共政策目标。正是这样的自觉努力，加上中华民族在长城以内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已经能够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完成长城这样的有效抵消游牧民族骑兵优势的旷世大工程，得以和游牧民族进行长期的对垒。所以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能够从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保存自己的文明成果。西方和中近东诸文明尽行失陷于游牧民族的统治，最后都放弃了他们先民本就不多的理性主义和谐精神，今天仍然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现世主义盛行的地区，缺乏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精神。
3、唯一稳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法家的思想就深入现实并完全制度化。中国历代王朝政治都以安全和民生问题为两大主要公共政策目标。这与中国北方广大地域不适合农耕而只适合于游牧，无法进行有效控制有关，游牧民族的强大便会带来相当的安全问题；而中国处于季风气候控制之下，水旱灾害严重频繁，又摊上一条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黄河，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困难，也需要集中人力物力来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适当的粮食储备和救济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大公共政策目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全民族的利益，自然是能够营造相当程度的国家认同。而且由于治国以道德教化为手段，能够培养人们的克己精神和自觉维护秩序。所以管理国家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成本，最终能够维持一个在比较低和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这在古代交通和通信技术不发达，生产效率低下的条件下，是维持大一统国家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大一统国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王权非常强大，完善的赋税制度和官僚体系，使得皇帝能够集中足够的力量实现个人的意愿。即使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一样能够动员非常多的社会资源，所以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战争往往非常残酷，而且非到皇帝弄到天怒人怨人心尽失的地步，起义者就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以推翻之。这和西方的历史演进过程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家一起哄，国王就下台”就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真实写照，而法国的大革命也有点儿戏成功的味道。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封建国王，只是许多封建主中比较大或者是比较有名望的一个，缺乏真正统一的国家体制。最典型的德国直到十八世纪，还是分裂为300多个邦，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其中比较大的两个而已。
西方革命容易成功，并非国王乐于妥协，而是国王缺乏相应的手段，可以动员足够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国王和商人合谋以牺牲封建主的利益为代价，实现有利于商人和国王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国王实现了国家政治统一，商人获得特许权等商业优势地位和获得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机会。这就是西方“经典民主制度”的产生过程，也是英国十三世纪“大宪章”的核心内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有组织的少数”阴谋家，战胜了各自为政的封建主，是国王和商人的“官商结合”然后各得其所的皆大欢喜的结局。
直到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仍然在重复这种西方国家古典的民主历程---官商结合，当然必不可少的媒介是权钱交易。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的主要特征，已经不是政治制度表征而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是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获取全世界“剪刀差”，和二十世纪在获取全世界“垄断利润”的支持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从金字塔社会的顶尖，在最近两个世纪里向下溢流和覆盖的结果。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却被西方刻意包装成“民主政治结果”，却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学习和重复的，第三世界国家复制的是经典的官商结合，包括中国在内。
4、终于能够从百年屈辱中站起来的民族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插足中国，除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外，还有与之俱来的“以华制华”的收买、分化和瓦解策略。中国终于免于帝国主义的瓜分，免于帝国主义代理人主导下的四分五裂，能够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是中华文化所激励所烛照下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最明显地体现在共产党的兴起和中国解放的过程中。
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倒是实事求是。但要说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就有些言过其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提供了一套新的进行民族总动员的语汇，提供了一个社会必然进步的鼓舞人心的信念，最终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的还是老子、孔孟、孙子和韩非子。而且中国革命最终要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土地革命中完成，那并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更象是古代人们致力于大同世界的努力，这一点在建国以后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
中国革命之所以必然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也是因为中国人均资源不足，多数人的生存问题必须列为第一位解决的问题。对地主富农阶层的土地剥夺就是大家一起穷日子穷过，是经典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部分富裕和多数人辗转沟壑间的现实比照下，只要具备一点点道义情怀，就很容易作出判断和抉择。
考虑到季风气候下频繁的水旱灾害，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进行土地公有化，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的人力物力动员困难存而不论，就是移民征地就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成就，这实际上与所谓的共产主义有多大关系，我个人持根本怀疑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老蒋时代，中国无论是国家安全民族尊严，还是基本的民生问题都没有出路的基本原因。
今天那些鼓吹“全盘西化”和热中于在中国实现“精英优先”的中国精英主义者，大概忘记了历史上真有哀鸿遍野和民不聊生的事情，大概忘记了即使是精英阶层也有需要打起旗帜“反饥饿”的时候，大概忘记了如果没有对共同利益的长期共同努力，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抵御外侮，是否有可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1929年，南京政府成立所谓的“导淮委员会”，开始搜刮民脂民膏声称是要治理淮河水患，忙乎了半天，结果1931年大水冲决洪泽湖大堤，里下河平原一片汪洋，7000多万亩田地被淹，75000人不幸淹死，后来病死饿死在逃荒的路上的更是不计其数。1938年国民党为阻断日军进攻道路炸开黄河花园口，河南安徽44个县淹在水里，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淹死，黄河在此后8年“夺淮入海”，把100多亿吨的泥沙留在淮河干支流河道里，到1949年前后，淮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了。无论是民生问题还是抵御外侮，极端的精英主义者老蒋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这就是中国的解放，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革命的现实基础。中国的解放必须是以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为中心，精英阶层要克制追求特殊和优势的基本愿望，才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实现“上下同欲”和民族总动员，这照应了久远的中华文化核心源流。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为了首先落实新精英阶层对旧贵族的优势地位，是丛林法则的创新和发展。
继续往下翻！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