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看到自己七十年前的日记时，喜不自胜，“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他称这些日记是“心中毫无顾忌，真正是畅所欲言。”

一字未改的《清华园日记》，是季羡林二十一到二十三岁之间的记录，当时，他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他从三年级开始写日记，他这样表述日记的价值：“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以后看起来，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

怨天尤人似乎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心理特征。他把一切苦难都归结于他人。他陷在泥潭里，孤芳自赏，寻找着生命的出口。虽然成家了，但他依旧是个少年，无助，孤傲，寂寞，压抑，唯一看得见的出口在那里：写作，扬名立万。支撑季羡林的是文人的情怀，博得功名再计较。他心里郁积着一腔怨气，困兽犹斗。内有看不见人生路的苦闷，外忧异族侵扰。家庭的双重痛苦压在心头：叔父叔母的期许与怨言，经济的拮据，懒得沟通的妻子。

无爱无性的人生，与母亲八年不得相见的苦痛吞噬他脆弱而敏感的心。可以说，这是他一生黑暗焦虑的日子，他化解的途径唯有交友，写作，读书，眺望彼岸——德国。

浪漫主义诗学，天生属于不甘于寂寞的年轻人，是他们精神的安慰剂。逃避现实卑琐而艰难的日子，以心灵主宰身体生命的高歌猛进，只能属于一茬又一茬年轻人。苦难的土地孕育了一批这样的人物。

季羡林一生的密码全在这本日记里。他是孤独的，外面再热闹，内心是寂寞的，吝啬于感情，他处于严重的压抑中，内心奔放却冷面孤傲。他不是一个易于亲近的人，只有在安全的氛围里，他才恢复真挚的本性。他会顺水推舟，装糊涂。人情世故他看得很开，他是一个顽皮的生存大师。

在日记开始之前，他抱怨妻子让他“得到痛苦的真味”。 接到妻子有喜的信，“我简直不知道是喜是悲。”“我的思想时常转到性欲上去，我这时的心情，我个人也不能描写了，我相信，也没有人能够描写的。”他跟家里的关系似乎很简单：“写信家去要四十元。”“今天寄家信要五十元”“过午又接家中寄来棉袍。”回济南，“与叔父一别又年余矣。”“到校后，心里面酸甜苦辣咸的滋味全有。幸而我不是慌慌张张逃走的，不然更觉得滑稽了。无论怎样，心里总不能安住。”

请注意多次出现的对风的描写：“风在窗外的暗夜里狂奔”。很能体现他那挣脱束缚的那股劲。“理想不管怎样简单，只要肯干，就能成功。‘干'能胜过一切困难，一切偏见。”

购书占据生活的重心，歌德全集，威廉·布莱克，荷尔德林全集。他喜欢过的是这样的日子：读德国诗，做文章。连婚姻问题都“可以马虎下去了”。

可以说，除了读外文、写文章外，他的生活非常压抑。其中，性与爱的缺失令人诧异。他关于性的记录屈指可数，“早晨跑到一院去旁听Greek，只有一个女生在教室里，我没好意思进去。”日记里仅有这一条与女生的接近，其余基本上是视觉活动，比如，燕大女生宿舍“绿叶蔓墙，真是洞天福地。”1933年4月29日，女生宿舍开放，他“特别去看了一遍。一大半都不在屋里。”

他频繁记录看女子篮球，“过午看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自1932年12月1日起，14日、21日，24日持续关注女子篮球赛。“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3年12月2日，在看完篮球赛后，这样记到：“我想，只是去看大腿。因为说到篮球，实在打得不好。”

他还险些上了当，1934年4月1日，“早晨有人贴出条去，说过午有女子排球赛，届时赶往体育馆者甚多，我也几乎受了骗。”

1934年4月16日，在游历江南无锡后，他写了这么一句“这里女人很风骚”。

同年5月10日，在和同学喝了几杯酒后，闲聊“从运动扯起，一直扯到女人、女人的性器官，以及一切想象之辞，于是皆大欢喜，回屋睡觉。”

看电影给予他某种满足，1933年元旦，在看完电影《金发爱神》后记——“主角忘记了是什么名字，倍儿迷人”。

还有读。读《两地书》，“颇别致”。读《红楼梦》为林黛玉的命运而难过，翻过那个不祥的结局。

有时也想：“自从去年以来，我的心常常转到娼妓身上去。我觉到她们的需要。”

诸种失意造成愤激的情绪。由瓜皮帽和西洋的毡帽并存而起，他断言，“不调和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不调和。”

1933年8月9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最近觉到很孤独。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需要人的了解，但是谁能了解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寂寞呀，寂寞呀！'我想到故乡里的母亲。”这完全是一个柔弱青年的独白，他渴望自己不愿意施与别人的东西。

在我看来，影响季羡林一生的因素有三个：一是过继给叔父所带来的心理不适感；二是八年未见母亲，母亲突然离世所带来的悔恨；三是未跟自己中意的四姐结婚，而被迫与自己并不喜欢的德华生儿育女。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强烈压迫着他，催生出一颗飘泊的心灵：厌倦家庭，对妻子毫无责任感，孤傲脆弱的性格，躲避生活的态度。经由荷尔德林诗集的牵引，他把德国作为寄存自己躯体的壳。这位古典浪漫派诗人的作品，暗合了季羡林的性格与情感。如此一来，留学德国就成为他的必然选择。

这本日记，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或许在于人们还不习惯于接受一个真实的生命。2002年4月25日，在校完这些七十年前的日记后，季羡林写道：“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但他的传记作者似乎还没有明白这一点。

他的儿子季承先生，积数年之功，完成了一本名为《我们这一家》的著作。即将由北京新星出版社推出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季羡林先生内心秘密的钥匙。如果把这两本书对照着读，才可以读出季羡林的灵魂来，诸多季羡林之谜也可迎刃而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