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大批狂热青年学生把北京的革命做法输出到外地，从而搅动整个牌局，是毛泽东集团的战略部署，由此产生了无法无天的“大串联”运动。

H自觉加入其中。他先是和本校的造反派西征兰州、乌鲁木齐，然后又南下广州，在搜集材料、鼓动造反之外，顺便浏览了大好河山，他还特意参观了韶山毛泽东故居。返京后，他更狂热地投身造反运动，自建名为“莽昆仑”的红卫兵组织，成为勇敢无畏的革命战士。

“我们将要去西北了！”8月22日，H从北京站出发，“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他以“红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打算在西北表现一番。

他们原以为到兰州后会被人揍一顿，因为自己是来煽风点火推翻现政府的，没料想竟然受到了礼遇：“住的吃的蛮好”，他们住进了铁路局招待所。

当地正在揪“裴马黑帮”（中共甘肃省委负责人），火车站周围贴满标语。H刚入房间，就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厚叠传单。当天晚上，一个来自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工人前来接洽，希望北京的“红卫兵”去所里革命。接下来，他们便进入角色，演出了一场深入虎穴的好戏。

按照H的叙述，这个所里“大部分是资本家出身，资产阶级意识很浓”，明知有困难，他们还是决定帮助研究所群众造反。这里冷冷清清，“行政楼里大字报少得可怜”，“只看见几个学生在贴大字报”。H给学生们讲北京的斗争情况，给他们鼓劲。又去问所长要纸、笔和墨：“一进屋就大嚷一气”，所长被迫答应了。他还勒令所长两日之内撤换屋内的“资产阶级一套”陈列，换上毛泽东“语录”。

H联合北京航空学院来的几个造反学生，与工人谈话，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复员军人谈话，收集当权派罪证。决定先写大字报，“点一把火然后再说”。

一张“告全所职工书”，一些语录社论摘录，“我又写了两张命令书”。他们质问研究所负责人，命令其回答问题，然后写成大字报。在职工大会上动员，“斗争目标应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天，H启发一个写过大字报的老工人，“他慢慢地觉悟了”，答应回去组织工人共同对付当权派。他们还质问党委书记，逼迫其回答问题。几个女工要成立造反队，他们表态支持。他又参与包装组“文革领导小组”筹委会委员选举，发动工人推翻原来的选举结果，因为“许多都是当权派”。

几天后，他们弄到了研究所负责人的“材料”，准备以“公开问答”的形式召集会议，把火烧起来。“如果保皇分子出来嚷嚷，我们就制止，就以主席语录、人民日报社论压他。”他们公布了负责人的“材料”，“大家看后很生气，很气愤”，该所负责人“有些慌了，工人们许多要讲话”，H兴奋地写道：“看起来这个所的运动要起来了！”

在这期间，H还去甘肃师范大学串联，“到处冷冷清清”，见文革办公室摆设沙发茶几什么的，便“很生气”，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门上。“这个学校真是个世外桃源，难道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没有国家的命运了？”

他最欣赏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革命形势：大字报贴得很多很多，热火朝天，团结一致。尽管受到当权者和农民的围攻，“他们为了捍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勇敢地战斗着”。

有一件小事或许值得一提：几个铁三中的女同学要帮他改名字，H觉得“永红”好，但她们认为应“强有力，不要软的”，以“永毅”替代“永善”，H觉得“不太革命化”未采纳，名字就未改成。

在新疆，造反派被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也称为反动谬论”，清华大学造反派写给自治区一把手王恩茂的公开信，被称为大毒草，满街的广播车要人们警惕北京来的“红卫兵”。H在散发《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要支持革命学生”的传单时，还被当地“红卫兵”揪住质问。广场上到处是辩论会，而且，不断有人来与他们辩论，“他们辩论时极不讲理的，简直是人海战术，以势压人”。H觉得“这里的‘文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发表后，形势遽变，北京来的“红卫兵”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决定发动反击：在9月13日八点半去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贴大字报，“一下子把广场贴满，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H他们连夜写了一百多张大字报，“看吧，明天准会有好戏看！”

第二天，他们人手一册“语录”、一卷大字报，“高唱革命造反歌和鬼见愁歌曲”，列队奔赴广场。进入广场后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色堡垒党中央！红色司令毛主席！炮轰司令部——区党委！”“整个广场成了我们的了！大家一起贴大字报，一下子把整个广场贴满了。一个红卫兵战士吹起嘹亮的进军号，红卫兵立即集合在检阅台下面。大家高唱革命造反歌。有人在检阅台上贴出巨幅标语：红色堡垒党中央！红色司令毛主席！绝对如此！”

为了证明自己的行动深得人心，H特意记了一件小事：在广场上，一位家庭妇女塞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二元钱和一封信。他执意不肯收，但当她说出“等到胜利的一天，再找你们去。”后，H感动地收下了。钱是她让他们买纸写大字报用的。

9月15日，又来了四百名北京“红卫兵”。H觉得当权派试图拉拢这些“不明真相”的新人，以此打击“老红卫兵”。广播车又出动了，宣讲诸如“九三事件”、造反学生打解放军之类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无非要把我们先来的千余名红卫兵搞臭搞走，而留下这四百名只宣传的红卫兵。”

回内地的火车上，H感觉他们被监视，被歧视：“找我们要喝水钱，饭费和普通旅客一样，真是气死人！”

在广州，他们收获甚少。“这里的斗争没有西北地区激烈，也没有什么事件之类的，各校材料极少，学院里平平静静的，走到路上也是平平静静的，回到住处仍然是平静。”“指望着像在兰州、西安等地那样大批大批地往回邮材料是不可能的了。”

回京后，H首先面临批斗的压力，因为是擅自参加“大串联”，他一路上颇为忐忑，听说要挨批判，他自忖“串联无罪”，“多少人都可以，我不怕什么！”他就写了一个声明：不承认本班“文革领导小组”，一切行动由自己做决定。他决定退出这个束缚手脚的组织，自己解放自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H估计自己的家很可能让人家给抄了，“不然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寄钱？”

“大串联”归来，发现班里女生“不理自己”，H愤然写道：“干革命是不怕孤立的！”

返校四天后，他和Z决定组建“莽昆仑战斗组”，从此摆脱班级“文革领导小组”。两人先写了一张《班领导小组靠边站》的大字报，接着写了一张名为《彻底批判工作组院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幅标语，贴在校园里。

10月23日，H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今天贴出一些大字报，观点就是觉得院文革工作组和红卫兵总部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已经把目光投向新一轮的洗牌风暴，问题是，他最后到底在残酷的厮杀中生存下来了吗？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一枚卑微的棋子吗？黄雀之后还有黄雀，他能通过持续的效忠被终结一切的黄雀接纳么？

如果他还活在人世间，目睹当下席卷神州大地的抗日游行示威，他是否会会心一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