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幺弟携家带口来京。席间，老人不让点禽类，说是吃鱼就行了。我明白，沪宁一带的禽流感疫情，委实吓着人了。

十年前，正是这个季节，非典肆虐，幺弟进京觅工。他穿一身廉价西服，手提小皮箱，怯生生出了车站。托朋友介绍，他去西站一家快餐店开车送饭。路宽人稀，帝都就像一个巨大的露天免费练车场，他很快认熟了路。

那时候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来自南方疫区的，疑似人民公敌，处处受盘查。死亡的威胁似乎就在大街的空气里，在隔壁某个人的鼻孔里。口罩，消毒液，板蓝根，每个家庭都全副武装到牙齿。人们也卫生起来，洗手，再洗手，继续洗手。他们靠强制性的动作，驱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不去公共场所，不吃鸡鸭鹅猪，不去飞鸟经过的地方，大家被剪掉了翅膀，为生存而生存。那时候，人们面部表情狐疑、谨慎、惶惑，又有一点神经兮兮的自得：我还活着。舆论及政府的举动，造成莫可名状的恐慌，似乎一沾上那个神秘的病菌，立马呜呼哀哉。

蹊跷的是，我原单位竟然一下子死了两个人。

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妻，女方去地坛医院探视病友，不幸被传染了。那些天，疑似非典病人集中于此，她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大概没当回事。患病没几天，她就断了气，整日照顾的丈夫随后也走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在追悼会上，有同事唏嘘不已。

男方本是一民主党派高官秘书，因婚变被迫离职，下放出版社。那时，光棍汉住在铁皮屋里，白天办公，晚上睡觉。某个夏夜，他哼着小曲背回一肥硕女子，走到我屋门口，放下来。那女子做羞涩状，眼珠骨碌骨碌瞅我，他让我叫“嫂子”。

蜜月过后，嫂子就真的骑到哥的头上了。家规如下：按时回家，工资奖金悉数上缴。但他似乎甘于做“妻管严”，常乐呵呵自嘲：有人管挺好的，不用操心，也不会犯错误。他习惯眯眼，漾出暧昧的笑容，很快赢得了好评。据说，时常窜入领导家中汇报工作，旋即得到提拔。封官加爵后，他一反谦恭状，自如地端起官架子，声调里凭空多出一丝威严，平日称兄道弟的同事很快感觉到了距离。他便渐渐孤独起来——在办公室一支烟接一支烟抽，下班后，一手拽半袋花生米，一手攥一瓶二锅头，垂头独饮。起身离开后，地上准是这几样东西：几只烟头，一堆花生壳，一滩带血丝的浓痰。院子里经常听到他拼命咳痰的声响，他的脸色遭受电击般发紫。背驮得更厉害了，眼睛也眯得更细了。

他们生了个宝贝儿子，起名疙瘩，众人不解，他得意地解释道：这名字结实，自成一体，不受人欺负。孩子长得越来越像名字，瓷实，胖乎乎，圆滚滚，大有霸气侧漏之势。疙瘩随父母去同事家做客，一进屋，看见崭新光亮的墙壁，疙瘩便兴奋，他抄起一枝彩笔，飞快地涂了一个乌龟样的图案。疙瘩来办公室游玩，见一装米口袋张开，便掏出小雀滋起来。雨过天晴，疙瘩抢在他爸爸部下前头，站在必经之树下，见人靠近，即双手猛摇，浇得大家大呼小叫，疙瘩拍手直乐。同事中会说话的奉承疙瘩老爸：这孩子真机灵！长大了能当将军。

一场非典夺走了他们的性命，单位大院骤然间阴森可怖。大家眼神怪异，缩着脖子进出，生怕沾了晦气，被收进小汤山战地医院。

那年秋季回家，母亲说，村里带袖章的疯了一般，进屋就搜幺弟，他们听人说幺弟偷偷回家来了。现在不大记得了，人们是怎么突然松弛下来，回归正常状态：该吃吃该喝喝，用更加疯狂的对欲望的追逐，驱散心头的雾霾。非典如一场春梦，恍惚而过。如今想起来，已经不大记得什么了。但当时那种心被悬空、无所事事的状态，却作为病毒沉积体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姿势。

现在想想，那时整个社会疯了一回，好像末日来临般贪生怕死，对万物皆持怀疑态度：地上爬的，空中飞的，皆不放过——以万物之灵自居的人类，成为万物的敌人。人与人之间相互戒备，他人即地狱。借助强大的控制手段，政府通过社会动员，完成了执政能力的自我确认。民众在死亡面前，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个体的渺小，从而更加倚重国家这座靠山。自此，社会重归体制性力量主导。十年后，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人们怀疑一切，就是不反省自己的作为。十年后，不明真相的病魔又来了，我不知道疙瘩是否还在大陆，若在，他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有些情景又重演了：扑杀鸡鸭鸽子等一干长翅膀的，戴口罩，大嚼板蓝根，饕餮之徒开始了吃素的日子。不同的是，人们仿佛镇静了一些，大街上车多人杂，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口痰一口痰地吐，一支烟一支烟地抽，一团纸一团纸地丢。死亡数字孤零零地挂在政府网站上，不再令人恐惧。禽流感，好似传说中的那只狼，连同那个喊狼来了的人，很难激起人的畏惧之心。来了又如何？日子还不得正常过嘛。

十年过去，人心已大不同。多难不能兴邦，只会令人麻木。当灾难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之后，消费灾难便顺理成章。不论是

云山雾罩的禽流感还是惊心动魄的大地震，无一例外变成了各种势力借题发挥的对象。可悲的是，一场无悬念的戏，任你怎么卖力去演，也很难赢得掌声了。

若生活被迫变成戏剧，灾难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好在，再长的戏也有落幕的时候。